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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和“师夷之长技以治夷”

点击: 1885 作者: 编辑: 罗斌 来源: 2008-11-24 18:04

内容提要:《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关键词:魏源 林则徐 《海国图志》 悉夷 师夷 治夷 天下大同


林则徐和魏源,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率先“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他们同属于经世致用派,头脑清醒,视野开阔,关心民生富裕和社稷安危等大政,从个人条件来讲,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在广州禁烟,有机会接触“夷务”,耳闻目睹“夷人”的种种事宜,应该说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门户的开明士大夫,正是在他的引领下,开眼看世界作为一种思想潮流,作为前承经世致用,后启维新变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勃然兴起,且一发不可收拾。魏源的历史贡献在于他把林则徐遭遇重创时未竞的事业,继承下来,并将其开眼看世界的风气予以发扬光大,出色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和增订工作。

 

 

 

 

                                             


《海国图志》并非只是一本介绍西方技术、宗教、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等的资料汇编。魏源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制夷——悉夷——师夷——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的思路,他对这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予以清晰的勾画:当下当务之急是制夷,而制夷的前提是悉夷、师夷,悉夷、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悉夷乃是通晓夷情,了解夷事,知己知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国富民强,让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制夷、悉夷、师夷的终极关怀是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了解魏源的这一思维理路对于我们比较全面地掌握魏源的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海国图志》里魏源一再强调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夷”:“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


魏源认为所谓的制夷对清王朝来说,就是“以守为战”,积极防御,他指出: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擎划,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其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款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


制夷的关键就在于利用本地人熟悉地形、水势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置敌人的长处(坚船利炮)为短处(船大笨重),采用火攻和炮击,歼灭敌人。魏源特别强调应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海。
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


“制夷”这一部分内容涉及到魏源的军事战略思想。魏源曾给钦差大臣裕谦作过幕僚,亲身参加过抗击英军的鸦片战争,他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他在《筹海》四篇里进行了精到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攻夷之策“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惟有“师夷之长技”才可“制夷”。他还总结出以往失败的教训:“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是为了让国人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对手,“制夷”的前提是必须熟悉夷敌各方面的情况:夫悉其形势,则知其控御。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欲制夷患,必筹夷情。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


显然,魏源要求建立、发展情报部门的策略来自实战要求。魏源认为必须打开那些愚顽不暝的脑袋壳,打开人们的视野,拓宽人们的思路,要“站得高,看得远”。 他气愤地讥讽那些盲目自大、颟顸无能的官僚和闭目塞听的迂腐儒生:彼株守一隅,自书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陆地者,适如井龟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贵;及一旦糜贵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繙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则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甚至廓夷效顺,请攻印度而拒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


在《海国图志》的编撰过程中,魏源认识到西方诸国特别是英国,并不等同历史上经济、文化等远远落后于中原的“蛮夷”、“夷狄”,恰好相反,他们的制度和文明、技艺、器物等有高于中国之处,对于这样“夺造化,通神明”的高超对手,我们必须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必须承认自己在诸多方面落后于人家,要学习“么尔小夷”技艺发达、商贸兴隆、国富兵强的长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储备实力来抵抗侵略,御侮图强,才有可能让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使中国立于世界之林,他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昔汉武欲伐南越,爰习楼船水战于昆明湖;乾隆中以金川恃碉险,爰命金川俘卒建碉于香山,又命西洋人南怀仁制西洋水法于养心殿。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州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悻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


魏源主张对“夷”要区别看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统统将“夷”视为敌人,在《墨利加州总叙》中介绍美国的情况时,指出美国并非靠雄材枭杰之王,能靠团结一致打败英国,可谓“武”;能与法国联手攻打英国,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可谓“智”;总统每四年选举更换,可谓“公”;民主选举,议事听讼,可谓“周”;与中国交易以货易货,“尚岁运黄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比弊”,可谓“富”;而且,人家”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谓“谊”。因而魏源说:“呜呼,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显然,他强调要用开明的心怀,开通的脑筋,开放的眼光来对待“天下”、宇宙。


魏源认为清朝所面临的最大、最强的敌人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主要之一就是为了抵抗英国侵略。他希望通过对英国的全面介绍,让国人对英国有一个清醒认识,悉夷情,师夷技,以抵制其殖民扩张。当时其他国家也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西洋人留心中国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马利尼国为最,普鲁社次之。”他认为林则徐批评的极为是也:“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犹如我等至今未知利未亚洲内地之事。”他感叹和中国的近邻小国们且与中国不然,如日本每年有一抄报,考求天下各国诸事,皆甚留神;安南国则多加记载,凡是从海上游过之峡路皆记载下来;暹罗国中则有人奋力讲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处地方,于政事大得利益;缅甸专门有一官员,负责造地球、地图,遇见外国人即加询访,让缅甸国王了解外国诸事。他觉得“中国人果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问题出在中国上下“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求”,致使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


魏源认为师夷之目的是为了“国富兵强”:“人知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而不知馕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
魏源在《都中吟》这首诗集中表达他以上之思想情怀:筹善后,筹善后,炮台防江防海口。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议攻且议守。船炮何不师夷技,惟恐工费须倍蓰。江海何不严烟禁,惟恐禁烟激边衅。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括尔咯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题本如山译国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知己知彼病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⑦


魏源毕竟是受儒家正统思想训练出来的学者,制夷——悉夷——师夷,其最终的人文关怀还是落到了“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的人生理想上。《海国图志》套用了《礼记·礼运》“天下一家”及《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话,说: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归中外一家欤!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


魏源这里所谓的“天下”、“四海”,已不再是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而是五大洲、四大洋的全世界。从“中外一家”的提法可以知道,传统的“中国者,乃天下之中”、“居天下之正中”、“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已被彻底粉碎,对有文化有学识的红须绿眼的“鬼子”,也尽摘“蛮狄羌夷”之称,而誉为“奇士”,引为“良朋”: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


由此可见,魏源的“大同”思想,已远远超越《礼记·礼运》的水平,很清晰地具有近代意义。“大同”的基础是西方先进的科技。魏源接受了鸦片战争的教训,称西方的科技为“长技”,说要“师夷长技”。要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一定要有足以与西方国家相埒的实力,而科技水平最足见实力的强弱。科技水平相去太远,实力必不如人,遑论要打败敌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雪耻、复仇是社会的主要诉求,因此魏源也就有“攻夷”、“制夷”之论。可在“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里,最基本的还是要“知夷情”、“师夷”。毕竟,魏源是一明理睿智之人,他已经意识到中国与夷不可能长期敌对下去,所以专门指出残虐性情之民的蛮狄羌夷一类的称谓是不准确的,“天外有天”这句话的确有它的道理,这等亦有高级文明的人终究会和中国人殊途同归的,走向大同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源并没有因鸦片战争失败而妄自菲薄。当然,他也没有天朝王国的那种盲目的妄自尊大。还有,魏源这一宽容、求大同的精神也与他研习佛教禅宗,而且是学大乘佛教有关。大乘佛教是一世纪左右形成的教派,重视利他,即利益大众、解脱大众的行为,有着类似人类大同的思想,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认为永无休止地利他,便是涅槃。


魏源认为中国人民终将立于“不败”之地,尚有一重要根据,那就是中国具有数千年之久的“法度”,即这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地广产丰,皆土著,少习驾舟之事,才艺工作甚多,我皆不奇。所最奇者,惟中国之法度,自数千年来皆遵行之,在天下诸国中,或大或小,无有一国能有如此长久之法度也。


魏源所说的这个“法度”是指孔孟之道。可见,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社会几经更迭变乱,不论那朝那代,有一“主”是始终不变的,即都采用儒家思想、孔孟之道进行统治。即使是外族如“平服中国之金朝、元朝,必用中国之风俗、律历,此可谓胜中国以力,而中国反胜之以文也。”(魏源语)有数千年来皆遵行的如此长久之法度,也许,这就是魏源不能够妄自菲薄的安身立命之本吧。其实,魏源所谈论的这个问题正是晚清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方面。魏源所以能够坚持的信心根源――悠久的传统文化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

 

                                         
长久以来,我们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定格在器用上,即主要是在物质文明方面。⑧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耳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这个基调是大清乾隆皇帝采纳纪昀的观点而定下的,可谓是基本国策。但这并不一定代表魏源对西方文化的整体看法,因为此时的中国处于危机四伏之中,远没有乾嘉威振海外的强盛气势,对西方列强采取何种态度由不得我们,而是由赢家说了算。我们得按照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


综观《海国图志》,不可否认,魏源至少认识到西方器用的发达与宗教之间存在很大关系,故在《海国图志》中,有三卷专门探讨宗教问题,重点介绍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纂辑有《天主教考》(上、中、下)、《天方回教考》、《各国回教总考》、《天方教考》(上、下),对耶稣创立基督教以及基督徒在世界广播福音,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及建立统一阿拉伯大帝国的历史都作了详述,还介绍了印度的婆罗门教。显然,魏源的‘夷之长技’中没有对排斥精神文明的介绍。魏源认为“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心理同”, 孔子是东方的圣人,穆罕默德、耶稣不是什么“神”,而是人,是西海的圣人,圣人在不同的地方从事“教治”“群愚”的工作。虽然圣人出自不同的地域,可心理却是相通相同的,即他们都知识丰富、德行高超,以关怀人间、教化众生、解苦救难为己任。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未能“囊括”世界各国,其范围仅仅局限在亚洲东部,仅仅在中国、越南(安南)、朝鲜、日本发生深刻影响,他认为佛教、天方教、天主教,“与中国、安南、朝鲜、日本之儒教,离立而四”。魏源相信儒教不可能凌驾其他宗教之上而“师长”万国,当然,佛教、天主教、天方教也不可能在全世界独占鳌头,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佛教……以慈悲寂灭为归。”天方教“大旨亦无恶于世教。”天主教“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源在这里明确地使用了“儒教”,而非“儒家”,并认为儒教与佛教、天方教、天主教并列为世界四大宗教。由此可知,中国关于世界有四大宗教的说法并不是始自五·四时期。当然魏源是否为首先使用的人,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
魏源还认为这四种宗教谁也不可能把谁吞并吃掉,大概的情形将是共存。他说:“各分数支,同中立异,半诤坚固。于一教中且自相胡越,况欲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由此可以看出,魏源宗教文化的谈论是审慎的,他例举大清国虽然征服了西域回族部落,但没能使他们儒化,西藏、蒙古虽归顺大清,但不改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就是说对土地的蚕食、兼并,并不一定能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形成的习俗、信仰吞噬掉。由此,魏源对中国数千年之“法度”更加充满信心,他说:“故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显然这些观点出自儒家的“和而不同”。


魏源在《海国图志》对天主教的介绍及评议,为后人逐渐认识中西文化之不同起了材料上的累积和导向作用,并且提出了许多日后争论的问题。他说:西域三大教,天主、天方,皆辟佛,皆事天,即佛经所谓婆罗门天祠。其教皆起自上古,稍衰于佛世,而复盛于佛以后。然吾读《福音》诸书,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疗病为神奇。称天父神子为创制,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何以风行云布,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岂其教入中土者皆浅人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神天即无形气,无方体,乃降声如德之国,勒石西奈之山,殆害于赵宋祥符之天书。而摩西一人上山受命,遂传十戒,则西域之王钦若也。


魏源认为基督教宣扬的许多东西都不足信,惟一神奇的是有关基督治病疗伤的传说,至于天父神子创世之说,这比北宋真宗赵恒授意王钦若等人炮制天书《大中祥符》更甚,所谓天书云“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书黄字三幅,词类似《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谕以清净俭敛,终述世祚延永之意”。⑨显然王钦若等人炮制天书是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奉上帝命,护卫宋朝”。而摩西上山受命,传授十戒之说,与王钦若没有两样。魏源认为“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的基督教,“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也”,“何以风行云布,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其原因就在于摩西这类人的危言耸听的炮制,故魏源将摩西比作王钦若。由此可知,魏源对欧洲西方宗教(不是指佛教的西方)是持强烈的质疑态度的,或谓批评态度,这种质疑、批评可谓开了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之争的先河,他认为天主教之所以从明末后期传入中国,是由于“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土慧黠,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显然,魏源将天主教在明朝末期的流行归罪于陆王心学的盛行。不过可笑的是魏源没有搞明白天主教与佛教的截然不同,还以为天主教是通过摘取佛经以变幻或者偷梁换柱的方式,迎合中国士大夫的胃口,才得以骤行。不过,魏源认为这不能归咎于天主教传播方式的技巧,而着实是因为陆王心学的泛滥和明朝社会机制的自身腐烂,本末因果不能倒置。然而,魏源怀疑天主教之所以未在中土扎根广布乃至于中绝,可能是因为“皆浅人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这可否说魏源感觉到(或者体会到)西方文化的“精英”部分并没有传入中国,可是他所讲的“精英”是指什么呢?倘若日后不久传播进来的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就是他所猜测的“精英”,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种知识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这些与儒家学说有质的不同的思想体系、价值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所谓的“精英”?作为饱受儒学浸染的学人,魏源能以多大的“拿来”态度吸取、接受这种“精英”文化呢?不可得知。


魏源在叙述西方精神文化时之所以聚焦于宗教,恐怕是由于中外精神文化的交汇自古以来都是首先以宗教作为传媒的缘故,而在当时,魏源对于西方精神文化的了解,也还主要限于这个方面。与对西方坚船利炮和先进科技所持的明确肯定的态度相反,魏源从精神价值层面即形而上层面并没有完全认同西方的宗教文化,他从儒家的道德观念出发,对天主教、天方教提出许多质疑,有时魏源甚至将天主教斥责为“邪教”。可这并不意味着魏源基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将西方文化分为道器两部分,主张取其形而下之器,而遗其形而上之道,即西技必学,西学则禁。魏源批评的是天主教那些与中国传统习俗、道德伦理有冲突之处的地方,如质疑耶稣的生卒和代人受罪,反对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和人生来有罪的学说,可这不能归结为全盘否定西方精神文化。魏源认为“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这是因为该书所讨论的天地万物、日月星辰、神鬼魂魄、心性等,与魏源所坚持的宇宙本体论、认识论相接近,魏源将《神理论》的这部分内容收录进《海国图志》。这是否说,魏源在“天道”的认知上,在某些义理上还是认可西方文化的。


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明显持“天下大同”这一人类的终极价值关怀。他批评、质疑天主教、耶稣,数落甚至诋毁天方教、穆罕默德,并不代表要求一定禁止西学,这只说明他深受儒教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倘若由此推论出魏源是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道,以西方的工匠制作、机械技术、天文推算(那时还没有科学技术这一字眼)为器,为“中体西用论”的先声,可能言过其实。当然,不能否认,正是通过魏源对西方文明的介绍和质疑、批评,为俟后的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之论争,以及后来五·四时期大规模的中西方文化争论提供资料素材,不过应当指出明末就已有了反对西方文化的言论。可是,在《海国图志》里,魏源并没有两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的意识、观念,即他始终没有从“道器”、“体用”的角度来介绍、阐述西方文化。综观魏源的整体思想,讲求“经世致用”,主张“变易”,才是他一以贯之的。故而我们没有必要从后人各持一端的争执中来给魏源的思想定性。


或许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关注《海国图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价值到今天也不过时,他所论及的某些对策,直到本世纪初、中叶才得以实行,有些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得以实行。因而,我们应该承认,魏源的确比他的同代人站得高看得远,是一个具有伟大爱国心怀的思想家。

 

注释:
① 《魏源集·圣武记附录卷十二》P316
② 《魏源集·明代兵食二政录叙》P165。
③ 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29。
④ 《海国图志》材料有三个来源:“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海国图志原叙》
⑤ 《魏源集·魏源诗文》第781。
⑥ 《海国图志》
⑦ 《魏源集·都中吟十三首》第676——677。
⑧《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一版
⑨ 《道教史》卿希泰 唐大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 明清学术流变〔M〕萧蓵父 许苏民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2〕 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M〕刘泱泱等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魏源思想研究〔M〕杨慎之 黄丽镛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4〕清经世文编〔M〕中华书局1992年
〔5〕晚明思想史论〔M〕稽文甫 东方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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