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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文史第二辑

点击: 10906 作者: 编辑: 雷立 来源: 2009-06-07 18:29

隆回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隆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熊知方

副主任委员:张鹤寿  钱雄飞

委员:龙达祥 阮子飞 马日初 李士荣

 

审订人员

 

马昌忠  周日明  张嘉兴  聂松山

 

 

沿

熊知方

 

禹贡属荆州。春秋、战国时属楚国南境。秦属长沙郡地。西汉分属长沙国昭陵县和都梁候国地。东汉属昭陵、都梁县地。三国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分昭陵置高平县,改都梁为武冈,分属昭、高平、武冈县地。晋平吴改昭陵为邵陵、改昭阳为邵阳。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析武冈东部置都梁县,县治今桃花坪。同年又更高平为南高平,后复为高平。此时属邵陵郡辖都梁、邵陵、高平县地。南北朝宋、齐、梁沿袭晋制,梁末陈初并高平入邵阳县,陈属邵陵郡辖都梁、邵陵、邵阳县地。隋平陈废邵陵郡,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都梁县并入邵阳县,属潭州,大业三年(公元608年),属长沙郡辖邵阳县地。唐至五代,属邵州辖邵阳、武冈县地。宋熙宁五年(公元1073年),始置新化县。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邵州宝庆路,辖邵阳、新化县和武冈路辖武冈县地。明改路为府,属宝庆府辖邵阳、新化、武冈路辖州(升县为州)地及辰州府辖溆浦县地。洪武五年(1372)设有桃花坪通判府署、外委署及紫阳、隆回(今司门前)、长鄄三巡检司。清代,地方政府都采行“省”、“道”、“府”和“县”四级制。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属长宝道辖之宝庆府隶邵阳、新化、武冈州(散州)地和辰沅永靖道辖之辰州府隶溆浦县地。民国二年九月(公元1913年)裁府,邵阳县改置宝庆县。武冈州改为武冈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湖南省废除“府”、“厅”、“州”,保留“道“一级,长宝、辰沅、永靖……改置湘江、辰沅道,隶属同前。民国十一年(1922年)道制废,仅存“省”、“县”两级。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复改宝庆县为邵阳县。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全省划为十个行政督察区、邵阳隶属第六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始开邵阳县之隆治、隆中,隆回、中和、果胜、保和、礼教、西胜及桃洪镇,设隆回县,县治六都寨。隆回设县时基本辖原隆回司地域而沿用“隆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011隆回解放,15日隆回县人民政府建立,县治置桃洪镇,隶属邵阳行政专员公署。县以下设区、乡政府,全县设3个区、8个乡、1个镇。19504月将武冈县紫阳乡及石江乡大部(今横板桥、罗子团、沙子坪乡)划入隆回。全县由3个区增至5个区、102个乡。195111月析新化县之高平、罗洪、苗田、水车入隆回县管辖。全县增划为15个区、412个乡、4个镇。1953年第六区(水车)复归新化县。同年调整为14个区、235个乡、4个镇。1955年隶属邵阳专员公署。1956年撤区并乡,又将武冈县之西坪和溆浦县岩儿塘乡以及庙山坪、芦茅凼等地划入隆回县。全县将原14个区全部撤销,建立6个办事处,235个乡合并为46个乡(其中2个少数民族乡),4个镇保留桃洪镇、滩头镇、六都寨镇,荷香桥隶属乡管。1958年人民公社化,全县划为18个人民公社,2个办事处。1959年并为14个人民公社,3个镇,其间桃花坪城市人民公社于196051成立。1961年调整社队体制,复建立10个区,48个公社,3个镇。1962年区镇照旧,公社调整为77个。1978年区、镇照旧,77个公社又并为53个公社。1982年茅坳、虎形山两公社改为瑶族公社;民族人民公社划为山界回族人民公社和天福人民公社。全县为10个区,54个人民公社,3个镇。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的通知”精神,区照旧,公社改乡,调整了11个大公社的体制,改划为60个乡,8个镇,983个村,9360个村民小组。19861月,经国务院批准,邵阳地区撤销,实行市管县,隶属邵阳市管辖。1987年元月底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民政厅批复,同意撤销荷香桥乡,建立茅铺乡,扩大荷香桥镇的行政区划。茅铺乡管辖原荷香桥乡的光冲、伏龙、红叶、建桥、鲤鱼塘、铁坑、山峡、先智、印足、汤家、茅铺12个村,133个村民小组;将原荷香桥乡的铜盆、雷河、塘家山、郭家冲、田中、鸟水、木山、塘冲湾、白水坝、车口、横冲、新民、左家潭、寨现、竹叶、朱家、万胜、五四、黄泥坝19个村195个村民小组划归荷香桥镇管辖。

 

我对解放隆回的回忆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应邀来隆回审阅《隆回人民迎接解放、支援解放的情况》这篇资料,有关同志要我介绍隆回解放初期的情况,现根据我的记忆和当年日记所载整理如下:

 

南下途中  组织领导班子

 

我是一九四八年由山东随军到河南临汝县的。一九四九年四月部队开到河南省巩县小黄治集中,组成江南支队,准备渡江南下。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上级确定我们南下到湖南省邵阳地区。六月八日宣布邵阳地委、专署的组织机构,同时宣布邵阳地区各县的领导班子和分到各县去的干部名单(共约两百多人)。随后以县为单位集中起来,确定去向,有的分到机关,有的分配到各区,并按机关和区编班。地委当时宣布隆回县委书记为尹子明,组织部长为李先明,武装部长为丁磊,他们三人为县委委员。另外还宣布了副县长孙良仁(现已病故)、公安局长赵星南、副局长杨山、宣传部部长王润民(他是冀东干部)等同志的名单。我是县委秘书,张晓玉是县政府秘书。六月九日,分到隆回县的干部和勤杂人员集中起来,共有二十二人,由于干部不齐,当时尚未分配到区。六月十七日,邵阳地区的干部都由巩县乘火车到郑州待命,学习新区政策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等文件,领会精神,武装思想。

七月四日,地委宣布把冀东一批南下干部也分配到邵阳地区,隆回县自然也分到一批干部。六日,前后分配到隆回来的干部编为一个队,这时全县干部和勤杂人员共有九十多人(其中来自华林、革大、建国学院的青年知识分子二十多人)。当晚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县委宣布了分配到县级各机关和各区的干部名单。随即绘制隆回县地图,并将地图上原来的九个乡镇划分为三个区。大致是:荷香桥以东,包括桃洪镇、周旺镇、滩头、岩口,直到邵阳县交界处为一区,确定郭喜为区委书记,刘增民为副书记,初学然为区长,刘春富为副区长;六都寨一带,包括鸟树下、桐木桥等地为二区,确定高俊峰为区委书记,杨助国为副书记,王甫生为区长;司门前一带,包括魏家段,土桥(现名金石桥)和小沙江等地为三区,区委书记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润民兼,区长暂缺,到隆回后十二月,地委才任命毕兰序为三区区长。

在与冀东干部合编时,地委对隆回原定的领导干部又作了部分调整,赵星南、丁磊调走,新任命由冀东来的李国香同志为民运部长,张野林同志为公安局长。调整后新的县委由尹子明、李先明、李国香、张野林四人组成。

七月十四日中午,我们由郑州乘火车南下。火车时开时停,直到七月十九日才到湖北滠口。下车步行几里,转乘木帆船,经过一片湖泊入长江,到达武昌,当晚露宿在武昌车站月台上。等了一天,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又乘火车,中午到达湖北纸坊镇住下。七月三十日,根据地委通知,区委书记、区长以上干部去汉口开会。八月一日去开会的干部,回到纸坊镇,立即召集了全体干部会议,尹子明同志在全体干部会上传达了汉口会议精神,同时宣布李国香同志任隆回县县长。

八月六日从纸坊镇继续南行,当天傍晚到达咸宁。听说岳阳铁桥被国民党炸毁,火车不能通行,于是在咸宁等待军队调拨汽车。过江后,北方干部因为适应南方炎热的气候,病号日益增多,全县九十多人中病倒了十五人,大都是打摆子。八月十日拂晓全邵阳地区的干部乘军车由咸宁出发,由于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车不能再行,当晚露宿于河滩上。次日涉水过河,步行二十多里,走到长沙黄花市住下。病号又增多了一倍多,除打摆子外,许多人患痢疾。

当时长沙市刚和平解放,我们暂不能进入市内,只好分散在长沙市的东乡一带帮助地方征粮,直到九月五日才又集中到长沙县委所在地——朗梨市。九月七日进入市暂住,等待邵阳地区的解放。在长沙期间,隆回县的部分干部又有新的调动,县委书记尹子明同志调武冈县任县长,方明同志被派到隆回任县委书记,县政府秘书张晓玉同志调专署,另有王治安等九同志调走,隆回县只剩下八十多名干部。

九月底,十月初,忙于作进入地区的准备工作,如制订工作计划,刻制县政府、县委的印章、印刷安民布告等。

十月十一日下午邵阳地区各县干部乘火车离开长沙,经株州到湘潭。十二日傍晚又乘车西行,一夜大雨不止,行车不停,所有人的衣服行李全都淋湿,秋夜冷风冻得个个发抖。道路不平,桥梁被毁,加上雨天路滑,行车很慢,一天两夜才从湘潭到达距邵阳市三十里的地方。又因桥梁被毁,无法通车,十四日,大家只好拾着盐和行李步行到邵阳市,住在导群中学。

 

进入隆回  建立新的政权

 

十月十五日,地委介绍隆回县籍的地下党员吴步程同志前来谈隆回的情况。为了抓紧时间早到县里,当天下午,县长李国香、组织部长李先明和吴步程等一行三十人随军先行,进到隆回桃花坪。其余五十多人乘汽车于十月十六日下午一时全部到达桃花坪。一路上国民党的伤兵散兵挑着行李络绎不绝地向东走,桃花坪马路旁有不少的汽车被烧毁,汽油桶到处都是,路旁的草里、水沟里、石缝里随处可以拾到子弹,还有被烧毁的文件和印章灰烬,可见国民党军队仓惶逃窜的狼狈相。桃花坪街上的商店居民大都关门闭户,马路两旁的房子和汽车站成了临时仓库,里面堆积了大量缴获的枪支弹药,由解放军战士守卫着。

我们刚进驻桃花坪时,就在西南角几户民房里暂时落脚,白天露天架锅做饭,晚上睡地铺。县委和各区连夜开会,分析刚了解到的情况,计划第一步的工作,大家都忙到深夜。

十月十七日,全县干部集中开会,由县委书记方明同志对干部下乡前的动员并布置工作。总的精神是:暂时利用伪乡保政权,张贴县长的安民布告和解放军的布告,广泛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尽快打开局面。要求区乡第一步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全国解放军进军的形势,湖南的和平解放情况,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包括对国民党军队、游杂武装、土匪、伪乡保长、地主富农等的政策)阐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大政策,号召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各类土匪,游杂武装弃暗投明,接受收编,争取宽大。特别要抓紧征粮,动员群众涌跃交公粮,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征粮政策是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干部要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为剿匪反霸和减租减息创造条件。特别是号召大家要提高警惕,既要警惕地主恶霸、反动乡保长的收买拉拢,更要警惕敌人武装的袭击破坏。早饭后,三个区的干部全部分头下乡,由于六都寨和司门前一带还被伪县长土匪头子陈光中等盘踞,二、三区的干部暂不能进到本区工作,只到荷香桥的瓦塘和桐木桥一带去开辟局面。一区区政府设在桃花坪,只留副区长刘春富和秘书田宝江等几个人。在桃花坪找地方办公,其他全部下乡。

各区干部和县机关大部分头下乡后,我即与副县长孙良仁在桃花坪到处找房子,解决县委和县政府办公的地方,好容易才在公路边上找到暂时停业的两个旅社,作为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地点。县委是在瀛州旅社,当晚即搬了进去。当进留在县政府和县委机关的干部和勤杂人员,总共只二十多人。

 

剿匪安民 稳定新的政权

 

隆回县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十月二十日仍未解放,为各股土匪所盘踞。六都寨地区被陈光中霸占,并仍以隆回县县长名义发布告,还扬言要进攻桃花坪。阵光中共有两千多人枪,曾任过国民党六十三师师长,中将,据说在十年内战期间,曾在江西血洗莲花县。这次白崇禧军队逃窜,有意将他留下与我顽抗。滩头一带被邵阳伪专员刘建章和邵阳县警察局局长胡惕霸占,他们共有千多人枪。土匪头子张光彪、张云卿有三百余人,活动在沙子坪一带。交警纵队袁庆光率有四百多人活动在六都寨的西北地区还有王赞、刘科恕等也都有一定的武装。至于其他股匪,简直统计不清,当时能统计上来的即有二十余股,人数共有六千多人。除荷香桥以南和桃花坪以东为我控制外,其余地方几乎都仍是反动武装和土匪的天地。

十月二十日以后,一方面有些游杂武装在我军的威力震慑下,开始与我接头,表示愿意接受改编;另一方面,不断有进步人士和自称地下党外围组织的人来县委机关反映情况,表示要为隆回解放出力。十月二十一日,有几个有地下关系的同志来联系,反映当地情况。由地委介绍来县委接关系的阵伯容等,自称是在我地下党领导下做地下工作,我们都热情接待,将他们当成自己的同志看待,听取他们对地方情况及敌伪势力情况的介绍,并将他们都介绍到二、三区协助工作。

十月二十二日,二野大队人马开始经过桃花坪向大西南进军,当时住在桃花坪的四野后勤部队立即贴出“向二野老大哥致敬”的标语,并组织秧歌队慰问、欢送。同时,地委连夜来电话,催促几天内必须筹集起上百万斤粮食,支持二野向大西南进军。当时我们能征粮的地方不大,短时间要征集起百万斤粮食,任务很大。因此,在前两天即请求地委能尽量与部队联系,早日派出部队帮助剿灭北面的土匪,争取隆回全境早日解放。

十月二十三日,四野派来四十九军一四七师四四○团进军六都寨,方明和张野林随同出发,互相配合,歼敌二百余人,匪首陈光中及其残部逃往隆回北面山区。十月二十五日,方明、李先明同志回机关,当晚召开县委会议,分析这次剿匪后的形势,二区的干部现在虽能进驻六都寨但匪根未除,仍难站稳脚跟,于是决定,从县机关再抽出一部分干部,配合二、三区干部,在六都寨一带,深入发动群众,发展民兵组织,采取打游击的方式,进行工作。还决定派副县长孙良仁带十几个干部,在六都寨设立隆回县人民政府办事处,以安定民心。但由于受土匪的威胁,自己又没有武装,他们白天在六都寨伪县政府处办公,晚上又秘密到乡下住宿,不等天亮又返回六都寨。这样坚持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十一月一日,方明同志由地委汇报回来,立即召开县委会议,传达地委指示:目前隆回土匪众多,军队又抽不出更多力量来进剿,决定以派给本县一个连的军队为基础,建立县大队。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收编地方游杂武装,扩大力量,特别要大力发展民兵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作长期剿匪准备。十一月上旬,军分区先后派来了县大队副政委苗文善和大队长许展,正式成立了县大队。进入隆回二十多天,全县局面仍未完全打开,第一次进军剿匪虽然获胜,但并未根除匪患,陈光中等部又扬言再进六都寨,甚至要进攻桃花坪。更加之谣言四起,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已打起来了”啦,“蒋介石要反攻”啦等等,人心浮动,担心变天。桃花坪街上商店虽陆续开门,但物价飞涨,如棉花在几天之内即涨价三、四倍,肉每斤涨到四千元旧币,商人竞公开或暗地拒用人民币。

新政权建立后,来找县委、县政府的人越来越多,工作范围也逐渐扩大,县委、县政府机关仍设在原来的旅社已不适应了,急需找一个较长期的固定办公地点。但跑遍桃花坪,没找到个适当地点,最后才物色到明德小学和其旁边的邮电局。为此,方明同志亲自出面找镇上一些有影响的士绅商量解决办法,但都摇头不表态。不得已,我们只好直接找明德小学的几个校董和当时的校长王立贤谈,要他们把学校原校舍让出来,将学校迁至对面一座二层楼内,他们仍然坚决抵制,并说“我们办教育的向来不问政治,也希望政府不要干涉我们。”随后,王立贤等还专门跑到专署去告状,专署教育科说服了他们,要他们体谅政府的困难。从十一月七日起联系,直到十一日,邮局才同意另搬一处,将原来地方让给了县委;而明德小学却拖延至十一月十三日才勉强搬走,县政府搬了进去。

十一月十日,民社党县党部书记欧阳宝堂来找县委,表示自己的进步和自己过去的功劳,表示要听从党和政府的指示,也说明自己是烈士的后代,(其父欧阳秋曝在大革命时期确实是我党干部,被国民党杀害)要求承认其关系,分配他工作。当时由于我们了解了他另一些情况,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与此同时,还有刘科恕带着警卫来县委,方明同志与其接洽。当时他态度很好,说他在山东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团长,被我俘虏后,接受过解放军的教育,了解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也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因此,愿意帮助人民政府做工作。我们也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认清大局,选择光明前途。他当时面说得好,但回去后,看到我们迟迟没有进军剿匪,六都寨又被袁庆光占据,在司门前、土桥一带仍是土匪和土豪劣绅的天下,于是他竟在司门前另立县政府,自任县长。正值庆祝时,我剿匪部队赶到,全歼其部,刘科恕只身遁逃。

十一月十九日袁庆光匪部进驻六都寨,我副县长孙良仁同志带领十余干部转移至桐木桥一带活动。而县委机关先天派管理员闫霖、炊事员魏国信用马驮着食盐去六都寨,因不在街上走,扬言说抓到共产党的县长。(事后我们先后三次写信请当时新隆中学校长龚述畴通过袁庆光在该校读书的小老婆把信转给袁庆光,要他认清形势放回闫霖和魏国信。据说,袁表示不予伤害,待有机会即放回)。后来闫霖被放回。土匪攻打罗洪区政府时,却把魏国信带到罗洪并逼他向我区政府喊话,边跑边喊,正遇上我部队,被救了过来。同时在此前后,盘踞在滩头的胡惕部,也在向南区压进,原来曾来接头表示要接受收编的一些股匪,现在也不肯过来了。因此土匪抡劫、杀人的事件在全县各地仍然不断发生。

就在这前几天,接一区武装部长王克玉同志电话报告,与他在一起的崔保成同志,为扩大征粮地区,冒险进入滩头附近一个村开群众大会,突然来了土匪,小崔同志立即宣布散会,连夜往回赶,在半路上被土匪打死。这是进入隆回后第一个牺牲的同志。小崔当年仅十八岁,表现积极勇敢。

到十一月底,桃花坪经过一段宣传,并从十六日起正式贴出布告,禁止银元流通,各商店也贴出了“拒收银元铜币”的纸条,物价暴涨之风虽有所刹住,但物价有起无落,人民币的信用仍然不高,群众仍怕象国民党法币和金圆卷那样靠不住。

群众日夜盼望的剿匪部队一五八师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进隆回,李师长亲自指挥,地委组织部长白连城同志也来到隆回。据说这次进剿计划要坚决将三大股土匪(陈光中、袁庆光、胡惕)彻底消灭,因此集中了较多的兵力。当晚方明同志传达地委指示,研究了今后工作,主要内容是:剿匪同时开展政治攻势,消灭三大股匪,突击征粮,要采取坚决措施,保证完成全部征粮任务,支援进军川、贵的大军。

十一月三十日早饭后,方明同志及县委其他同志,带领从县机关抽调的干部和地方干部训练班的五十个学员,(为王宗艾、梁磊汉同志主持办的,共学习了十八天),冒雨出发,到二、三区配合部队剿匪。县委县政府机关只剩下七、八个人看家。

十二月三日方明同志从北面打来电话说:“这次剿匪收获很大,几天内,三大股土匪大部分被打垮,现正在追击匪首,力求活捉陈光中。军队首长决心很大,大军齐拢合围,北自新化,南至武冈,西至溆浦,土匪已是四面楚歌,插翅难飞”。

十二月四日又接前方电话,剿匪继续获胜,已歼灭两千多人,陈光中虽逃出包围圈,但部队正在日夜紧追,地方游杂武装,纷纷瓦解投降。前方剿匪部队连日来冒雨追击,爬陡坡,走山路,忍饥挨饿,一昼夜急行军一百六十里,连爬八座大山。李师长住在县政府指挥,昼夜不眠,电话不断。十二月六日清早,李师长突然乘小吉普车向西弛去,七日早晨即接到电话,说陈光中已于昨日早七时在武冈县洞口月溪被活捉。原来李师长昨日早晨外出,原因就在此。大家听到陈光中被活捉的消息,高兴极了,马上写出标语,到街上张贴。群众围看着,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晚饭后,陈光中押解来桃花坪,围看的群众拥挤不动,军队好容易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将陈光中及其小老婆押至向阳商店关起来。原来陈光中已是肿得不能走路,靠两人架着走,据说在逃跑中都是坐人抬小竹椅子的。当晚桃花坪群众在群众在群贤小学举行庆祝剿匪胜利大会,由于县里主要领导同志还都在六都寨,我和县政府秘书王庶国同志代表党政参加大会并讲了话(王庶国同志约在十一月由专署派来县政府)。

十二月八日后,群众自发地抬着慰劳品到军队住地慰问,县政府和县委也向军队送去慰劳品。十二月十日将陈光中钾解到邵阳,这几天六都寨一带有二十多股土匪向我投诚。十二月十四日,开群众大会,慰问欢送一五八师回邵阳,部队报告了剿匪经过,群众放鞭炮,献旗,学生扭秧歌欢送。

由于剿匪和我进军大西南的节节胜利,并由国家调拨物资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市场形势迅速好转,物价大幅度下跌,如猪肉由每斤四仟五百元,落到二仟八佰元,大米由八百元回跌到三百元(都是旧币),人心更安定了。

剿匪胜利,全县局面打开,三区干部进入司门前,征粮工作进展很快。一区由于进入时间较早,李先明同志带一工作组在大公坝蹲点,区长初学然同志在周旺铺蹲点,进行农村调查,组织农会和民兵,打下了初步工作基础。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十时方明同志由六都寨回机关,次日到地委开会,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地委回来,晚上开县委会,传达地委会议精神,主要是:扫清征粮尾欠,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霸,组织农会。中央提出要在明年开展土地改革,现在就要抓紧打好基础。省委提出,由于战争和许多地方遭灾,明年可能有春荒,各级都要增产节约,要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保证不要饿死人。

十二月三十日,各区区委书记到县里报到,三十一日开会,各区汇报了进入该区以来的工作情况,分析了形势。当时全县征粮任务只完成百分之七十一,主要是地主耍花样,软拖硬抗,经过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揭露地主的诡计后,他们才不得不交粮,胜利完成了征粮任务,支援前线,保障供给。

 

隆回县一九五○年的大变革

王宜捷

 

一九五○年是隆回县发生深刻社会变革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彻底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剿灭土匪,减租反霸,开展土改,广大农民从被压迫被剥削的水深火热之中,获得翻身解放。

 

伟大变革中复杂而严峻的形势

 

一九五○年初,隆回面临的形势是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几股大的土匪如陈光中、胡惕、袁庆光、王赞、张光彪等,虽经一九四九年底基本剿灭或打散,但小股零星散匪仍然存在,他们在我大军压境的威力下,就藏匿和潜伏起来。一九五○年春,形势却发生了变化,我驻军撤走,县里本身的力量单薄,只有百人左右的县大队武装和八十多名南下干部,以及新从当地吸收的50多名干部。在农村还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村乡政权,基层政权还只有利用伪乡、保长。而隆回县原来又没有我地下党的组织,(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员吴步程同志是从地委介绍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动势力和地主土匪相勾结,千方百计与我顽抗。一时间,土匪到处打家劫舍,杀人抢物,威胁干部和农民。同时谣言四起,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民党已开始反攻大陆”。而台湾的国民党则通过电台、飞机进行反动宣传,撒传单和派遣特务,与地方反动势力相呼应,甚至妄图策动所谓“华南三月革命高潮”。广大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之后,虽然所痛恨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被打跨,威胁最大的几股主要土匪被消灭,地主恶霸、伪乡、保长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但农民还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更没有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还处在地主恶霸、伪乡、保长的控制和威胁压迫之下。加上谣言和欺骗宣传,许多人还存在“变天思想”,怕一九二七年大屠杀重演,更由于春荒缺粮和物价上涨,广大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人心惶恐,社会不宁。许多人对人民政府半信半疑,反动势力利用群众春荒缺粮之机,扇动农民向政府请愿要救济粮,甚至抢粮库(未逞)。

 

由点到面逐步引向深入的群众运动

 

面临当时的严峻形势,县委从一九四九年年度,即召开各区领导干部会,直到一九五○年元旦,仍继续开会,总结进入地区以来的工作,分析全县形势,县委书记方明同志在元旦向区委领导干部会作总结时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扫清公粮尾欠,准备全面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退押斗争。并确定首先在一区试点,然后在全县逐步展开。

在一区由于上年年底已有初步的群众工作基础,在县委元旦干部会议结束后,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全区农民代表会,代表都是由区干部到各村去物色的农民积极分子。元月七日代表会开始,共有代表500多人,这是隆回县解放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规模的大会,也是大规模的发动群众的会,在会议期间,代表们在大会上纷纷控诉地主恶霸及伪乡、保长和土匪的罪恶,倾诉自己世代的血泪仇。在农民诉苦的激愤情绪下,引导算剥削帐,“挖苦根”,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把农民的激愤提高到阶级觉悟上来,使农民认识到被剥削被压迫的祸根是旧社会的反动制度和反动统治。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地主恶霸的总后台。反动军队虽被消灭,反动政府虽被打倒,但作为他们的反动社会基础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他们还在破坏、在顽抗,作垂死挣扎。农民要彻底翻身解放,必须要组织起来,自己当家作主,掌握印把子,抢杆子。必须首先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退押,清算地主的剥削,为土改作好准备。元月十日代表会结束时,区委书记初学然同志再次讲话,动员大家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不听谣言,不受欺骗拉拢,向地主恶霸开展斗争。当地驻军的领导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表明坚决保卫广大农民翻身解放的决心。最后还在桃花坪举行了军民大游行,代表们个个情绪激昂,扬眉吐气,高呼口号,喊声震天。这次代表会不仅推动了全区的群众运动,而且很快影响到全县。

代表们回去后,立即进行互相串连,组织农会和民兵,农民背起鸟枪、梭标、大刀,开始建立新的政权。其他两个区也都由于主要领导带队,深入农村,串连群众,物色培养农民骨干分子,群众运动开始在全县展开。

元月十六日,地委通知召开地区党代会,元月二十日各区委书记、区长到县里集合,二十一日开会总结征粮工作,这时全县征粮任务已超额完成44万斤。二十二日县区领导十余人到地委参加党代会,直到二月三日才回县。方明同志于二月四日从地委回来,向各区布置工作后,各区领导干部回区,当晚县委连夜开会,主要研究如何贯彻省委和地区党代会提出的三大任务——反霸减租、剿匪、生产救荒。并决定成立财政,方明同志任财委书记(或主任)。

二月六日至八日县委召开县属机关和一区全体干部会,李先明同志传达地区党代会的精神,并批评了前一段有些干部违反纪律和违反政策,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动员大家从思想上准备迎接即将开始的中心工作——反霸减租、剿匪、生活救荒。八日方明同志在干部会议总结中提出要坚决贯彻地委党代会的三大任务,第一步除在重点工作组开始组织农会,反霸减租减息外,其他地方仍以全力集中剿灭土匪,为下一步全面开展减租做好准备。

一区作为全县的重点,工作先行一步,总结经验指导全县,李先明同志自始至终重点抓一区的工作。二月八日一区召开第二次农代会,规模比第一次更大,继续开展控诉、诉苦,大家对地主恶霸,愤怒已极,满场杀声,要求严惩土匪,立即清算恶霸地主和伪乡保长。这次代表会是一次开展反霸减租的动员大会。会后在各村由点到面相继开展了对地主恶霸的清算和减租减息的斗争。

随着斗争的开展,特别是又临近春节,阶级敌人作垂死挣扎,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和捣乱。当时在桃花坪,就不断有谣言,晚上常有枪声,群众仍受威胁。为了回击敌人的蠢动,防止敌人乘春节期间行凶破坏,于二月十四日组织县机关干部并配合当地驻军,于拂晓时对桃花坪进行了一次大清查,抓到了几个潜逃的恶霸和散匪,给敌人以震慑,使他们感到桃花坪已非安身之所。

春节期间,根据地委部署,发动了全县已经组织起来的民兵,自带干粮或米,连续三天把守所有大小路口,盘查行人,普遍搜查山谷岩洞。民兵们出于对土匪恶霸的愤恨,斗志昂扬,三天三夜不下山,搜遍了山林岩洞,抓到了一些零散的土匪和恶霸、伪军官,收缴了他们在山洞里做饭的锅灶用器,这更是给敌人以极大震慑,使他们感到深山老洞也不是保险之地,只有认罪投降一条路。这一次是全地区的统一行动,据说邵阳地区共组织了20万民兵参加。后来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有的地主恶霸潜逃,民兵们不断进行多次搜山。有一个伪团长潜逃,在民兵们多次搜捕之下,他自感无处可藏,但又不敢自首投降,因此向我区政府写了封信说:“我是有罪的人,是该杀的,但请求留下我这条狗命,希望不要再搜捕我了,我今生一世决不再做恶了。”

由于广大农民逐步觉悟起来,民兵组织不断扩大,零散土匪不断被民兵捕获,有的交枪自首,有的远逃他乡。因此到四、五、六月份,全县土匪基本肃清,漏网的也都销声匿迹,有的被胁迫回了家。

三、四月份是隆回县农民开展反霸减租减息退押斗争的高潮,全县各村乡普遍建立了农会、民兵组织和村乡政权,对罪大恶极和顽抗破坏的地主恶霸进行了大会斗争,杀了一些称霸一方,罪恶累累的伪乡长大恶霸和惯匪,对中小地主,只要不顽抗破坏,按减租减息政策予以清算,退租退息退押。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在政治上初步打垮了地主的威风,农民当家做主,在经济上清算出了一批胜利果实,使农民初步获得了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农民春荒断粮的困难。

五月后,进入农忙季节(当时全县大都是一季中稻),反霸感息进入尾声,县委提出将工作重点转向组织农民生产度荒,插秧和收获麦子油菜以及修塘修坝等方面来。同时结合生产,进行反霸减租复查工作。在总结检查前段工作中发现农会有的严重不纯,有的被二流子掌握,有的混入了地主代理人,或被地主收买拉拢过去,(当时被农民称为狗腿子)贫雇农并没有真正当家作主;也有的村在前段斗争中侵犯了中家利益,影响了对中农的团结。而被斗争过的地主,又不甘心失败,仍在暗地里进行顽抗,他们一方面收买拉拢干部,装穷哭穷,争取农民的同情悯怜;一方面乘农民缺粮之机,挑拨农民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系,扇动农民向政府请愿要救济粮,甚至抢粮库(被予先发现,经教育群众和组织民兵防范未发生),利用宗族观念蒙蔽农民,保释被我关押的伪乡长和恶霸,如五月十八日,在西胜乡(荷乡桥)有人竞扇动两百人到乡政府保释大恶霸(已被判处死刊即将枪决的罗锦元),形成了一次小暴动。(其中有的是地主恶霸的爪牙,也有些是受欺骗的农民)在三区司门前等地也发生类似的情况。县委针对当时的形势于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召开了区委书记会。县委书记方明同志根据县委对形势的估计与分析,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夏季仍然以生产为中心,认真进行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的复查工作,整顿农民队伍,为秋后土改做好了一切准备。会后各区于六月初,普遍召开了一次农民代表会,继续发动农民,通过忆苦诉苦,启发阶级觉悟,开展五查:即查敌人是否老实了;查组织是否纯洁有没有混进来的坏人和地主代理人;查翻身是不是彻底;查政策是否有违反的事,如打人扣人和侵犯中农利益;查生产。农民代表每次诉苦,总是痛哭流涕,苦水吐不尽,被霸田、霸土、霸妻、霸女、逼债、逼租、抓壮丁、血泪仇,心头恨,村村都有。在荷香桥参加六月八日至十日农民代表会的200名代表中,农民对地主恶霸的仇恨,进而引向五查,大家纷纷揭露地主恶霸、土匪特务,还在继续玩花样,搞破坏活动的表现,进一步认识到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并没有老实低头认罪,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农民的团结,不受骗,不上当。在查组织中,有些村代表揭露出钻进农会的坏人,表示要坚决清理出去。

五月底县委决定,重新划分区乡,取消原来的保甲制,新增设四、五两个区,第四区荷香桥,包括原来属一区的罗公届、大公坝、茅铺、沙子坪、横板桥和原属二区的桐木桥、瓦塘。第五区包括原属一区的滩头、岩口一带。同时普遍将乡划小,基本上原来一个保或两个保划为一个乡。各村都按自然村定。六月初召开的各区农民代表会讨论了上述决定,代表们都拥护,并选举成立了区农会。乡农会是在未开代表会选举的。

这年夏旱,当时水利条件差,抗旱能力不强,除垅田外,大都受旱,全县工作中心是集中发动群众,修塘修坝,引水、车水灌田。为解决一些群众缺粮的困难,政府发下一部分救济粮和农贷,一方面对孤寡户无劳力的给予救济,一方面对有劳力的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群众修水利,帮助群众度过灾荒。

六月十八日,地委召开第二次党代会,隆回县委和区委主要领导同志共24人参加这次会。这次会的主要内容是为秋后开展土改,充分作好准备,因此会议中贯彻整风的精神,每人都以整风精神,总结检查工作,检查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自满松懈情绪等,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地委提出今后四个月完成土地的准备工作,即生产度荒、整风整干、整顿农民队伍、打垮地主的反攻、肃清土匪。尤其要以生产度荒为中心。

地委党代会后,隆回各区于七月八、九日开始召开了四、五天的区乡村三级干部会,通过检查工作,联系检查干部的思想作风,如有的干部随便打人、骂人、关押人;有的甚至贪污救济粮和农贷及侵吞胜利果实;有的则接受地主的收买拉拢等,从回忆过去贫苦农民受伪乡保长、地主恶霸的欺压剥削,引向今天自己当家作主,当了村乡干部,应如何对待贫苦兄弟,启发大家自觉地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如荷香桥区在200多人的区乡村干部会上,不少农民主席、村长,争相到大会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表示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贫苦兄弟,下决心要改正。人一个村农会主席在大会上说,我犯了些错误,打过骂过人,也随便关过人,想起过去财老倌压迫我们,我们受了许多苦,我和贫苦兄弟受穷挨饿在一起,今天就能忘了吗?会上还从检查当前灾荒情况入手,引导大家挖灾荒的根源。贫苦农民总是年年春荒连着夏荒,糠菜半年粮,为什么?原因就是农民种田,自己却没有田,农民收谷,却要交地租,自己没饭吃,农民年年辛苦劳动的收获,被地主恶霸剥削霸占去了,这种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必须通过土改才能彻底解决,农民只有搞土改分田,才能真正翻身。这一系列的教育,都是为进一步提高觉悟,打下土改的思想基础。会议最后转入讨论为了迎接秋后土改,如何做好当前的生产救灾工作。大家联系诉说过去灾荒的苦情,不知多少人被逼卖儿卖女,外出讨米逃荒,现在解放了,眼看就要分田了,决不能再让自己的贫苦兄弟饿死。于是各村都作了救灾度荒计划,如合理的发放政府的救济粮和贷款,组织农民修塘修坝,千方百计找水源,引水救苗,组织手工生产者,编竹器,烧砂锅等卖钱换米,动员余粮户借粮,坚持自愿,有借有还……

 

 

艰苦细致与错综复杂的土地改革斗争

 

七月下旬县委决定,各区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代表会,主要内容是为土改作准备,进行阶级教育,通过追查地主的发家史,进一步使农民认识为什么要分田,分田要具备什么条件,要做哪些准备。同时动员抓紧当前的救灾抗旱工作,并要求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

八月初,县委为了首先在一区开展土改试点工作,决定从各区抽调一名区委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到一区,从整顿农民队伍开始,二区副书记杨助国,三区区委委员赵瑞华,四区王宜捷,五区是区长张琛。等同志,八日到一区集中。

在一区共十八个乡中,抓分期分批整顿,第一批先整顿六个乡,共计四万人口。通过对六个乡的深入调查,确实发现不少问题,有的农会有名无实,组织涣散;有的干部被地主收买拉拢,实际上地主在暗中操纵农会。而广大农民则情绪低落,抬不起头,不敢说话。显然依靠这样的农会,是无法进行土改的,于是决定对这样的农会分三个步骤整顿:第一步自上而下的宣传教育,主要是宣传土改和为什么要分田,怎样分田。同时又自下而上的进行密秘串连,干部深入下去,访贫问苦,重新扎根。第二步是在扎根串连并不断扩大贫雇农小组的基础上,选举出乡农会的代表,召开乡农代会,在教育发动的基础上,选举乡农会委员会。第三步是代表回村后,以代表为核心,清理农会队伍和民兵组织,在此基础上改选村农会。以后的各个村整顿农民队伍,都基本上按这样三步进行。到八月底第一批六个乡的整顿工作基本结束。九月初又在一区的其他乡,普遍进行了整顿,如当时的山界乡(回族乡)工作组进乡摸底调查共五个村,农会组织基本上都已涣散,农会干部,有的原来就不纯,有的被地主收买拉拢,背后被地主操纵,更加上利用宗教观念,在精神上束缚控制着农民,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欺骗蒙蔽群众,歪曲土改法,如说:“毛主席说了,清真寺田不能分”,农民大都不识字,听了这种宣传,大失所望,感到没奔头,埋怨说:“为什么一个毛主席两个天下,汉族贫苦农民过去受压迫,现在能分田,我们回族贫苦农民受压迫更深,为什么就不能分田。(因当时山界的水田本来不多,又大都集中在清真寺,作为寺田,实际上都是为地主阶级和地方上有势力的上层人物所把持,如果不分清真寺的田,农民则没有多少田可分了。)过工作组干部下到各村普遍宣传讲解土改法,特别说明清真寺田如果大多数农民同意不分,可以不分;但如果大多数农民要求分,当然是要分的。经过这样的宣传,广大贫苦农民又感到有了希望,积极性提高,互相进行秘密串连并开会。与此同时,却激起了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极力反对,一些人公开对抗,一方面威胁农民说:“谁要分清真寺的田,就是反教”。一方面联名向政府写报告,强行要各家各户大人小孩都按手印,表明不能分寺田。斗争是很尖锐的,甚至强行召开请愿会,要各家各户风雨无阻,都要到乡政府开会表决心不分寺田,要工作组表态(当然未予答复)》原来村农会干部则大都被地富操纵,或被威胁而站到地富一边。工作组干部到村后,秘密串连贫苦农民开会,民兵组织竟来查禁,甚至被抓起来,说是开黑会。经过半个月的串连发动,各村重新组织起来了一批贫雇农队伍,在此基础上上召开了乡农代会,选举了乡农会(后来曾任隆回县副县长的马珍贵同志,即是在九月十六日的乡农代会上选出来的乡农会青年委员)。代表们为了整顿农会,自己能真正掌握印把子、枪杆子,情绪很高。会后各村即以参加乡农代会的代表骨干,普遍改选了村农会,整顿了农会和民兵组织。对原来的农会、民兵干部,教育争取过来了一部份,清出了几个跟着地主跑的人。在这期间,全县各区也都分期分批整顿了农民队伍,方法和步骤基本上与一区相同,只是由于其他区的干部力量小,工作粗一些。后来在土改时表现,原来有些村的农会组织仍然严重不纯,没有经过很好整顿,因此在土改开始时,又不得不重新整顿。

九月十九日县委召开了全县扩大区乡干部会,会期五天,主要内容是总结这年以来的工作,布置征粮任务,准备土地改革。全县征粮任务共1900余万斤,在会上比较顺利的落实到各区。会后县委集中160多名干部,首先在一区的紫阳、荫山两个乡开始土地改革试点。紫阳乡由一区区委书记初学然同志和二区来的副书记杨助国同志负责,荫山乡由王宜捷和五区区长张琛同志负责。县委组织部长李先明同志统一掌握。九月二十七日,土改队分别进入两个乡,首先训练土改干部,进行阶级调查和农会的组织状况和干部情况的摸底,物色培养积极分子。由于没有新区土改经验,二个试点都是照套老区的做法,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虽然斗争了地主,最后也分配了土地,但到十一月底,地委根据中央精神,对邵阳地区所有的土地改革试点,都作了否定的结论,主要问题是和平土改,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土改干部包办土改。

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县委又召开了区乡干部会,总结征粮工作,继续扫清尾欠,布置在全县各区分期分批进行土改,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定不移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而首先是要充分发动贫雇农,干部要艰苦深入,仍应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做起,决不能包办代替,要首先摸清农会的底,对原来农会是纯洁的,干部可靠的贫雇农,即要依靠,否则要通过改选更换。这次会开到十二月四日,这是隆回县开始全面土改的一次动员会。到十二月四日,这是隆回县开始全面土改的一次动员会。此次会后,各区都分别以几个乡为重点,开始了土改工作。到十二月中旬,各个搞土改的乡,都召开了乡农会,学习土改法,怎样算剥削帐,怎样划分阶级,明确土改中的政策,特别强调团结中农。并且都改选了乡农会。到十二月底土改斗争进入高潮,各村普遍开展了对地主的控诉斗争和经济清算,各村都在接连开斗争会,同时一部分村,开始酝酿划阶级,农民学习划阶级的文件。

土改斗争的开展,地主阶级的末日到来,有一部分地主在群众运动的威力下,不得不低头认罪,但仍有一些地主,特别是往日有权势罪恶大的地主,仍不甘心失败,他们施展各种伎俩,进行抵赖、顽抗和破坏,有的以钱物和宗教观念收买人心,有的分散财产,到处藏粮藏物,有的继续造谣威胁,有的在农民中挑拨离间,有的则公开破坏,如十一月在县委的后山上竟连夜有老虎叫,使农民不澉出门开会,商店提早关门,一时间人心惶惶。县委分析情况,认定是坏人搞的鬼,于是由派出所长带人隐藏在虎叫的地方,果然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晚上,又有虎声大吼,派出所的同志发现在山下一块土里有一个怪物在爬行,随之发出一声声的吼叫,捉住一看,原来是一个披着兽皮的家伙手里拿着怪叫的东西。又如正在荫山乡土改时,一个地主婆唆使一个十岁的孩子拿镰刀将联通县城的电话线砍断,造成一天不能通电话。还有的利用农民的迷信思想,装神弄鬼,吓唬农民。但是尽管他们如何玩尽花样,使尽手法,总是违背不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的逻辑的。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回忆陈光中来隆回任县长的片段

刘竹青

 

解放前,我在国民党湖南省、县级机关搞党务工作多年。一九四九年,我与当时伪省政府委员陆端荣经营木材生意,兼任国民党隆回县党部执行委员。隆回县的党团斗争一向很激烈,这年五月,我与党方人士欧阳东、张楚勋同在邵阳。一天晚上,欧阳东被三青团方面的人暗杀了,为了我的安全,邵阳党方人士把我安排在江湾陈光中家暂居,为陈光中担任临时秘书。

这时,陈光中鉴于人民解放军已渡长江,乃纠集匪徒,企图搞所谓“武装逃难”。他家坐客常满,经常有一班亲信和心腹来往:如陈齐、汤宏怀、朱纬文、李古愚、姚根、谢副官、夏时、赵汉平、袁庆光等。陈光中指派这些人去各地招兵买马,蓄积反动力量。一天,陈光中与来客李泽民谈到:“今年是破田之年,破田这年两七七,几多欢乐几多泣”(意思是说:一九四九年属农历已丑年,田字破除第一划就是个丑字,破田之年两七七,是指农历七月润七月,大陆解放,蒋介石逃往台湾,人民欢天喜地,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悲泣不已)。陈光中的原配妻子在中元祭祖时悲叹地说:“明年今日还能为祖宗焚香么?”当时,陈光中的一妻三妾(方氏、罗氏、刘氏)都已感到时局紧张,惶惶不安。

七月下旬的一天,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又名颂云)、李觉(又名李云波,国民党军团副司令)一同来到邵阳召开和平起义的准备会议,住在城内省银行邵阳分行大楼,陈光中对我说:“老胖(当时我三十来岁,身体较胖),明天有客来,你带几个人把房子打扫一下”。我照办了,但没有追问要来的客人是谁。第二天,一辆小轿车、一辆小轿车、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江湾,陈光中的妻弟方某(曾任伪营长)告诉我,说程主席、李副总司令来邵阳召开和平解放会议,三爷(指陈光中)把他们请来家里,要我俩负责招待。李觉谈到从长沙到邵阳的途中,他的车子曾遭到乱军射击,几乎送了命。陈光中对我说:“今后来客,首先要送名片来”。

当时,前来陈光中家向程主席请示和平起义的人来往不绝,如邓介松、魏镇、宋湘豪、黄甲、刘镇越、李精一、李模、丁廉等人。程主席在邵期间,李觉来往于长、邵之间勾通情报,传递信息。七月底,程主席将要离开邵阳时,在邵昭陵旅馆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到会人士都拥护程主席和平解放湖南之主张。陈光中也表示愿意走和平道路,愿意向人民靠拢。程主席当即给了陈光中一笔钱,要他把一些一必要的人员遣散,把一些有关人员造册登记参加和平起义。

八月四日《湖南日报》以红字头版登载了湖南和平解放的消息。标题是: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与人民靠拢,宣布湖南和平解放。并宣布程潜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当时在陈光中家的一班人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是为程潜继续任人民政府省长而感到高兴,顾虑也少了。我也为和平解放而高兴。当时,我已有两个孩子,同时与当时伪湘宁师管区司令陆瑞荣等经营木材生意,盼望解放能过和平生活就好。于是我回到隆回,当时伪政府在六都寨,我向县长袁伯谐和全体人员传达了程、李两公在邵召开和平会议的情况。

八月下旬的一天,陈光中的亲信朱纬文从邵阳打电话来六都寨找我说:“三爷要来隆回任县长,你们要组织欢迎,要做好准备。”我问:“三爷来隆回任县长,是程主席派的吗?”他没有回答。我把这个消息在县政府公开后,魏龙驰、张楚勋、刘科恕等感到非常高兴。过了两天,陈光中带了他的卫队和亲信百余人(包括武装卫队),来到了六都寨。朱纬文对我说:“你离开三爷家后,程主席担任了湖南的新省长,中央政府却宣布黄杰继续任湖南省主席,省政府在芷江。”我问“三爷到底是程派来的还是黄派来的?”他说:“当然是黄派来的。程潜离开邵阳后,黄杰乘飞机到邵阳,见机场上无欢迎场面,以为邵阳被共军占领了,马上飞返芷江。后邵阳方面向芷江汇报了原因,黄杰第二次又飞到邵阳,李精一、李模、刘建章、丁廉、姜持重、罗剑、夏时、周盘、刘长卿、胡惕、陈光中、刘焕黎、岳森、罗质(精仙)、谢君如、刘镇越等好多人都到机场迎接,黄杰通过了解,摸清了情况,就把坚决拥护起义的黄甲、罗剑等五人杀了。“三爷‘对黄杰表明自己是个死硬派,是坚决反对和平起义的,于是黄杰就派三爷为隆回县长,刘镇越为新化县长,刘焕黎为城步县长。三爷还要你任县政府主任秘书。”我听了朱纬文的介绍,心里很紧张。

追随陈光中来隆回的反动人员都是他的旧部与亲信。如他的女媳范某(伪科长)、妻弟方某(陈的旧营长)、大儿子陈吉光、一侄儿掌握财务。其他如汤宏怀(陈旧部旅长)、袁庆光(陈旧部团长、伪交警总队长)、朱纬文(旧田粮处长、伪主任秘书)、李古愚(伪秘书)、李某(旧部营长)、姚庚(伪敬卫长)。陈光中利用的当地反动人员有魏云(陈的高参)、李鼓潮(高参)、刘科恕(伪总队副)、彭钟榕、王竟难、邹超、刘克猷等,均被任命为科局长职。袁庆光的交警队与陈光中的卫队表面看来关系算好,暗中斗争颇大。袁庆光曾就向我吐露过对陈的不满,因为袁部都是美式装备(卡宾、汤姆森),陈的武器不如袁部,陈曾向袁要求调换部份枪支,这就产生了矛盾,据说还是魏龙驰从中打园场。刘科恕的县自卫队虽属陈光中指挥,但与陈光中带来的亲信部队也不和,暗中互有猜防。

陈光中一大批匪徒的给养,主要靠伪田粮处印发田粮征收券,券面有粮谷一石、一石五的数目不等。他们强迫人民以现金折算田赋缴纳,在市场上购买食物商品,亦均用田粮券支付。人民被迫接受券票,结果券票成了废纸,受害不小。

陈光中任伪县长期间,未住进伪县政府(刘氏宗祠),而住在刘虎卿民房家。后来他震慑于解放军及新政权的威势,就移居河西(江西坪)刘姓民屋,这已暴露他准备往西方山区逃跑的企图。

陈光中还以青帮组织拢络人心,扩充势力。青帮有大、通、悟、学几个班辈,陈光中是个“通”字班,我是在他邵阳的家里加入的,是“悟”字班。到六都寨后,陈光中又发展了青帮组织“学”字班,入帮会者一次二十人左右,举行了拜师仪式,吃了血酒,陈光中在仪式上强调将来解放军来时,大家要听从指挥,要患难与共。

自朱纬文向我讲了黄杰到邵阳的活动情况和陈光中要我任县政府主任秘书的事,我认为前途危险,但也不敢有任何表露,怕遭陈光中的毒手,即与朱同见陈光中,善言婉谢,说明我马上要去益阳、武汉等地处理木材生意,并诡称将来给陈以经济资助,魏龙驰说:“三爷,他讲的也有理,县政府主任秘书就让老朱当算了。”于是我摆脱了陈光中的控制,于农历九月底离开六都寨去益阳,此后,没与陈光中发生过联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陈光中逃到新化奉家山一带,后来,朱纬文也脱离了陈光中,以做生意为名逃来益阳,他见到我时说:“三爷逃到新化,李觉又到新化做三爷的工作,三爷实在太顽固了”。十二月下旬,我从报纸上看到了陈光中被捕伏法的消息,这是他死心不改与人民为敌的可耻下场。

 

 

《民风报》问世始末

刘清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给国民党政权以致命打击,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各地进步青年的活动更为积极。一九四九年元月间,邹平与杨定先后从新化来隆回,考察欧阳泰串联我们建立的湘中人民自救会隆回小组的活动,酝酿迎解。我们研究决定,让欧阳秋曝烈士的儿子欧阳宝堂出面,用民社党的合法身份,搞份小报做宣传。此后我们一面为办报奔忙,一面发动群众,积蓄迎解力量。不久,罗剑(罗稻仙)来隆回当县长,一到职就探问秋暴烈士的遗孀阳母邹夫人的情况,并称颂秋曝烈士是他最尊敬的老师。我估计罗是大革命时期的变节分子,可抓住他在新形势面前的内疚心情,利用他为进步青年从事革命活动提供方便,我便怂恿阳宝堂做罗剑的工作,三次陪欧阳宝堂夜访县衙,伴着叙世谊、话家常、聊时事,向他说过“既往已成过去,将来就在眼前,回头是岸,犹为未晚”等话,并透露几个青年打算办报,倡导新的民主风气,看他的态度怎样。罗表示:历经风雨,知顺潮流而毋惑,既主县政,支持进步理当然,倘有人志做革命喉舌,罗将当耳目尽力照应。后来,罗确实使国民党三青团的斗争激化互相残杀,为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个把月时光,筹备就绪,取鼓吹人民革命风气之义,定名为《民风报》。发行人;欧阳宝堂。社长:欧阳采春,他儿子欧阳昭管财务,负责供应。编辑部三人;我任主编,欧阳桃任编辑兼采访,另有缮写员一名。初定三日一刊,报价每月银元三角,外埠邮费另加。三月五日公开问世。这对当时已在躁动的隆回知识分子阶层鼓动作用颇大。

我选辑新闻消息,尽力报导解放获胜利、革命在发展、人民要前进的大好形势;同时撰载杂文,明确本报宗旨:唤醒人们,认识社会,拥护革命,迎接解放。它对有志之士很有影响。发表了社论《今日青年应走的途径》后,县自卫队一分队长胡荷田(我们的策反对象)带了份报纸来报社大加赞赏,说:号召“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为人民大众的幸福而奋斗”有气魄;提出“认清国际形势,资本集团,将总体崩溃,适应世界潮流,人民力量正在全面发展”具卓见。当读至“我们要改造几千年来被剥削人民的命运,我们要解放千百万受压迫的人民,我们要打倒的是坏分子,我们要扶持的是困苦人”,他连呼“痛快!”咏诵到“面对历史,我们的路线只有一条,和人民共存,与人民一新”时,他霍地跃然奋起喊着:
“振聋发聩,必有应者!”几天后,胡荷田率部南移摆脱顽固势力的夹制。过了个把月,我在荷香桥万胜庵与胡会晤后,他充部上山,打响了隆回武装起义迎解放的第一炮。

罗剑看到该文后说,国民党已在骂《民风报》是现世报,劝莫太急躁了。新隆中学的学生阳求顺、邹洪森等十余人特意到编辑部访问笔者,颂扬之后,意还恳切要求给指引生活方向。

了解一些反应后,三月十九日出的第四期,刊头摘录了《世界名言》以表明情趣:“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不得着阳光,就不会停止战斗。”“勇敢的人在公平的条件下与敌人搏斗。”“减低速度就要落后,落后的人就要挨打,但我们是不愿意挨打的。不,我们不充许挨打。”头条新闻标题为“和平空气笼罩首都,和代团将在二十日前首途赴平”,以揭示形势大好,勖勉大家不必犹豫。为阐述正视坎坷处境并勇于改造的观点,登载了《我们的社会现象后,凌历提问:“这种‘不平’病,有谁会医治呢?”以启发人民深刻思考。中间还插了个浅显例证:“大学生与小学生的不平,并不是教育当局促成,主要是因为大学生会请愿,会罢课,而根本无力上学的孩子呢,只会在垃圾堆里打滚”,鼓励人民象大学生那样,行动起来,自己争取解放。归结了“到处有不平,不平谁来打!政府吗?代表吗?人民吗?教育吗?法律吗?舆论吗?待被压迫者的自然觉悟吗?靠特殊阶层的良心发现吗?等,艳阳天》里的阴魂不散吗?……”然后大喝一声:“建筑在不平上的社会是须得一股力量来改造的!”

这时候,罗剑跟欧阳宝堂谈:反动派狗咬狗,内讧剧烈,杀机一起,就不容控制,他现在处境艰难了;疯狗不测,务须多加小心。国民党的机要秘书汪如海凭着与阳宝堂见过面,自称“入幕之宾”,时来报社借书翻搞,形迹可疑。《民风报》只好暗地抓紧收场,以便办报人同欧阳泰一样潜伏到基层去,准备策应并配合新化将集结暴动的武装斗争。为了使人民明白《民风报》不继续办下去并非落入低潮,而是转向落实策反迎解高潮,立即于三月二十九日印行第五期,刊头字改作直排,且带条加上大惊叹号的《改版启事》敬告读者。报屁股又附条《紧要启事》,郑重声明“恐人员来去不一,碍难如期出刊”。为了迷惑敌人,诈称“特停刊三期”。第一版中,发了条《国内简讯》,报导东北各省市及多数县份陆续开办各种短期干部班,训练农村积极分子、工人骨干、进步知识青年,希望读者从中窥测动向。第二版专刊一篇《苦》,一下笔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多难的国事,正在演出五千年来空前的大突变,正滚在潮流的大旋涡里……而我们短短的几十年人生,刚好凑在这上面,多运气!至少是五千年来难得碰见的机缘啊!”启发人们正确认识所遭受的苦,勇于担负起做人的任务,结尾处诚诚恳恳地教育大家:“不要因为苦的环境而折毁了人格”要“用良心血性督率着自己”,“把埋在痛苦黑幕下的人们引上康乐自由的光明大道。”然后刊着《朱德得意赋新诗》,昭示伟大胜利即将到来,给隆回人民增强迎解信心和力量:“共军总司令朱德因徐蚌之战大捷,得意之余赋七律一首,题为《寄南征诸将》。诗云:

“南征诸将立奇功,胜算全操在掌中。

  国贼军心惊落叶,雄师士气胜秋风;

  独裁政体沉云黑,解放旌旗满地红。

  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做主人翁。”

借元勋的光辉诗篇当做“谢幕“的告别词,彰共产党威风,励革命者士气,《民风报》就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记魏家塅临时机场

王旺发  魏克孝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寇由中将军团长板西一郎指挥,以原驻邵阳之一一六师为基干,麇集三十四师团、六十八师团之全部以及其他师团之一部,合约八万余人,企图席卷湘西,由隆回县进逼溆浦,占领芷江飞机场,攻略川、黔、陕、甘诸省。担任截击日军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第一百军,在中将军长李天霞的指挥下,早已驻防严守。一一八师(师长戴璞)驻防金潭村一带,美国协助作战小组驻防矿碰塘湾碉堡。四月八日,湘西会战展开。为了配合作战,他们在魏家段修建了一个临时飞机场,与芷江机场成犄角之势。

机场座落在魏家段(今金潭乡合理村)金水河畔,下自毛竖江之移丰店起,上至麻洲桥之四十里止,长约1500米,宽约200米。全属稻田青苗,部队赔了产。工程由部队承担,五月动工,昼夜不眠,仅一星期时间完工。机场竣工后,在一个月之内,先后降落过飞机三架次。至八月,日寇投降,机场停止使用,仍恢复为良田。

 

隆回瑶族简介

奉泽芝

 

我是瑶族人,教书为业,喜好文艺,退休在家,受有关领导的委托,要我收集整理隆回县瑶族的史事,自认为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乐意地接受了。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我走访老人,查阅有关占籍资料,经过几年的收集整理,研究讨论,先后撰写了六次,在第四次修改中,还得到了湖南省民族研究所干部杨锡光、洪寒松等同志的帮助指教。现将所收集的资料简介如下:

 

一、历史源流

 

隆回瑶族亦称花瑶。现有人口5395人(1985年底数量,散居在雪峰山东北麓的小沙江五个乡和司门前区大水田乡。其中虎形山瑶族乡2222人,茅坳瑶族乡2344人,小沙江乡505人,青山乡117人,麻塘山乡18人,大水田乡145人。姓氏有沈、奉、蒲、刘、步、回、严、兰、丁、唐、杨、梅。究其历史渊源,曾有“过黄河”的传说,相传瑶族祖先的发祥地在黄河以北。《旧史》载:“瑶族酋长蚩尤与轩辕黄帝大战于涿鹿,蚩尤败退黄河”。逐步迁徒南下,“飘湖过江”到达浙、闽等地,后迁至江西吉安府、田卢居住。在此居住时间较长。据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奉氏族谱》“序”中记载:“奉明公原籍江西吉安府、田卢,坟墓均在魏颈坪。”因遭受封建统治者赵、鲁二督统围攻镇压,一部分沿江西逃,一部分远迁云南,还有一部分则迁往贵州。迁往贵州的一部分,后又迁往广西桂林,奉姓过去有人在过春节时写“桂林世第”贴在堂屋门楣上,出处沿此。迁往桂林的一部分人后又辗转来到湖南西南山区。由于官府派兵穷追不舍,为了谋求生路,寻找安身之地,这部分瑶民又被迫再度迁徒,沿河直下洪江。终于找到了栖身之所,再开始刀耕火种,劈山垦田,安居乐业达两百年。在此期间,逐渐形成了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至今瑶族姑娘所唱的瑶歌《夜讪》中有许多歌词述及洪江生活的情况。如“洪江约民郎素,哥剥约喜郎礼”。意即“洪江瑶民前辈的风俗,洪不瑶民前辈的礼节不能忘”。在瑶民一些礼仪词语中也有反映这种情况的。

瑶民在洪江期间,被当地汉人称为“介古老”。原因是:瑶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非常坚决,封建王朝生怕瑶族人民互相串连,聚众造反,因此只准瑶族人民在常德以上到洪江止这个地段居住。并且划地为界,不许超越。故旧时社会当地汉人呼瑶人为“介古老”。地方统治阶级、豪绅官吏见瑶族人民没有文化,懦弱可欺,肆意进行剥削压迫,强夺瑶民的财产,使瑶民生活极度艰难。明洪武时,瑶民不得不由洪江迁徒溆浦龙潭。据奉氏族谱载:“五房始祖世公明洪武元年(1368年)从洪江徒尸至龙潭”。可见其后裔均在这一时期迁入龙潭的。到龙潭后,瑶族人又被称为“当鼓老”。原因是:瑶族被统治阶级步步追杀,在逃奔途中,所有物件尽弃,仅存心爱的一只战鼓,行至龙潭,饥饿不已,只好将战鼓当给饭铺老板,换饭充饥。“当鼓老”的称呼便由此而来。瑶族在龙潭居住期间,专门刻有大石碑,记述祖先的来历、大事和规章告诫,早年多有人得见,后因修建房屋被毁。瑶族在龙潭住了一段,又遭朝廷官军镇压和地方势力欺凌杀戳,遂被迫往高山密林进迁。各姓上山的时间有先有后,上山的路线也有几条。沈姓出了龙潭后,到葛竹坪住了一段时期,继而到沈家洞,再上迁至响水洞、麻塘山、洋九江一带,又分开,一部分到桐木溪、白马山的糁子坪居住,另一部分迁到金竹山、鱼鳞洞和崇木凼等地;奉姓从龙潭绕葛竹坪到鹿洞,再迁岩头至本国盛,有一部分到歇官寨。在此扎根之后,又扩展到虎形山,另一部分到茅坳、白水洞等地;步姓径迁步下垅,后又上移至飞水洞等地;刘姓从龙潭到麻塘山,继又分迁至大、茅坳、畬坪等地;蒲、杨等姓经葛竹坪到打卦冲、鹅羊寨、岩下塘、黄土、蒲家坳等地;回姓绕司门前到邹家坳,再分迁至桐木溪、弯溪、杉木坪等地;此外,严、唐、梅、兰等姓也同时陆续上山。据清《邵阳县乡土志》载:猺(瑶)不编都以峒分,峒十有六。在县西北,属隆回巡检而统于县(今隆回县小沙江区)。其峒曰:鱼鳞峒(今黄金井乡兰草田村、小沙江乡龙凼村);界上峒(今小沙江乡芒花坪村、文明村之牛家店);鹅栗树峒(今小沙江乡金竹山村、江边村之何家湾、亭子界);麻坑峒(今江边村之黄家、奉家及茅坳村);上山峒(今小沙江村、文明村);桐木峒(亦名三青界峒,今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凼村,富寨村之顶天坡);马蝗峒(亦名马蝗山峒,今茅坳瑶族乡草原、大、四角田、白水洞、周朋、岩儿塘等村);布当冲峒(今富寨村之竹山、金田、富寨、向阳);扫箕峒(今富寨村之庙山、刘家、网形);香炉山峒(今龙坪乡的光化、龙坪、光龙等村);白面江峒(亦名白马江峒,今虎形山瑶族乡的虎形山村、水洞坪村、水栗凼村这本国盛);岩壁下峒(今龙坪乡之响龙、岩背村);下山峒(今小沙江乡的肖家垅、分水、洞江、白银等村);贯冲峒(又名田贯冲峒、乾鱼峒,今小沙江乡的杉木坪、梅家坪、管子溪等村);暗溪峒(今小沙江乡的旺溪村);刘家峒(又名麻塘山峒,今麻塘山乡)。这就是现在隆回瑶族的来历和居民分布情况。

 

二、三大传统节的来历

 

瑶族三大传统节日是:每年农历五月十五至十七日在水洞坪举行“讨念拜”(汉语拼音“tao lin bai”)。译意:“讨”是走,“念”是月,“拜”是半,意思是月半所过的节日;七月初二至初四日在茅坳、七月初八至初十日在小沙江所举行的两个节日都称为“讨僚皈”(tao liao gui)。译意:“讨”是走,“皈”是菩萨,“讨僚皈”意思是逃脱凶恶的菩萨。

这三个节日的渊源,据古传,水洞坪的“讨念拜”,源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皇帝遣兵数万余人镇压集居在溆(溆浦)、邵(今隆回)地带的瑶民,为时三年零六个月,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瑶族人民不畏强暴,在溆、邵瑶山修建唐梅寨、尖岩寨、鹅羊寨、天心寨、蕨芽寨、歇官寨、香炉山等寨坚守,明军不断向各寨进攻,在瑶簇人民英勇抗击下一筹莫展。讵料到了第三年端阳节那天(农历五月十五日)夜晚,明兵施计叵测,打着二百余个灯笼火把,佯攻香炉山要寨,瑶族军民放弃各寨前往堵击,明兵趁虚而入,偷营破寨,杀死瑶族男女老少不知其数,血流成河,歇官寨后改名为“血光寨”。瑶民遭此杀戳之后,幸存者四处逃命,不得不隐藏到深山老林,靠挖蕨、拾野菜、捉捞鱼虾为食。至明万历五年(1577年)神宗才下令收兵回朝。从此,瑶族祖先议定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水洞坪举行集会,作为受辱雪耻纪念。并由奉姓为首主持。

茅坳的“讨僚皈”,起源于元朝末年,瑶族祖先先聚居在江西吉安府田卢地带,遭到当地统治者赵、鲁二督统的镇压,瑶族人民四处奔逃,许多老弱妇孺逃走不动,在元军追杀下,只好躲藏在鹅颈大丘黄瓜、白瓜丛中。有些怀孕妇女因又惊又吓,加上连日奔走,致使胎儿早产,血流满地,无奈跪地哀求饶命,追兵见状禀奏元军统帅赦命,统帅照准,在鹅颈大丘丢插令旗:“此处赦留,不准斩杀”。因此,凡躲在鹅颈大丘黄瓜、白瓜底下的瑶民总算保全性命。瑶族祖先为纪念这次在黄瓜、白瓜底下幸免于难,免遭杀害,当天起誓:“永传后代,要越过古七月初二日才能吃食黄瓜、白瓜,如有违者,则子孙不昌。”自此至今,奉、沈两姓在农历七月初二日以前禁食黄瓜、白瓜。并定于每年农历七月初二至初四日,举行集会以示纪念,名曰“讨僚皈”。开始在大由刘姓主持。后因此地偏僻,交通不便,清末才改在茅坳举行。

小沙江的“讨僚皈”,源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据传麻峒瑶族回姓有七姊妹,被汉族豪绅廖元翁带领二百余人追赶,引起回姓人的反抗。廖元翁慌报军情,称瑶族造反,请王朝立即遣兵数万前往镇压。瑶族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在大沙江与清兵大战一场,瑶民死伤甚众。剩余的人败退到小沙江,清兵跟踪追杀,又在此小杀一场,两地共死伤瑶族数百人,大屠杀后,所剩存的瑶民被迫越山绕道退到麻塘山隐居。清兵直追到五都七岭八寨,瑶族人民靠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地形,与敌周旋,不断出没在山林中,奇袭清兵,杀得敌人胆战心寒,无法进展。加之溆浦瑶族首领蒲公祥领导瑶众攻打龙潭切断清兵后路,逼使清兵停战议和。并被迫从隆回小沙江、溆浦五里江等地撤兵。与清廷议和之后,瑶族祖先为纪念牺牲的作战勇士,两地改名为“大杀江”、“小杀江”。后来汉族迁居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又改名为“大沙江”、“小沙江”。同时,定于每年农历七月初八至初十日在小沙江街上(开始在崇木凼坳上)举行集会,名曰“讨僚皈”,表示永志不忘。

瑶族三大传统节,是根据上述历史传说留下来的。届时,瑶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分别奔赴集会地点,尽情欢庆、周围汉人亦参与同乐,也有邻县群众远道而来,有的是来庆贺,有的是游观看热闹,有的是做生意买卖……。人山人海,煦煦嚷嚷,历时三天,兴尽而归。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瑶族人民的节日,每逢三大节,省、地、县党政机关时有代表参加,并抽调干部组织指导。商业部门适应民族需要,增拨物资,摆摊设点;宣传文化部门送戏、送电影上门;政协、科技部门组织服务队,为开发山区、搞活经济,开展技术咨询,提供各种服务;医疗卫生部门选择名医为瑶民免费看病,解决山区缺医少药的难题。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影、文化等部门多次上小沙江参加瑶族节日活动,将节日盛况、挑花技艺、衣着服装搬上了银幕、银屏,在北京还专题举办了隆回瑶族风情摄影展览……,所有这些,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瑶族人民的热情关怀,也体现了民族团结亲密无间。

 

三、生产与生活

 

瑶族自古“刀耕火种”,进入洪江时才开始开垦农田,种植水稻。他们在生产斗争中,积累了不少的生产经验。如烧草木灰,沤制凼肥,改良土壤,提高单产。到了明清时期又学会在水田中施人畜粪尿,在秧苗根上糊上骨粉,促禾苗迅速返青,分蘖生长,结籽壮实。在灌溉方面,根据山区条件,开渠引水,或架设竹、木枧,分流灌溉。在生产技术上,按不同作物特性,分别实行条播、点播、散播、浅种、深种、远栽、近栽,另外在分留、架楼、传粉、除草、灭虫等方面形成一整套种植经验。在植树、栽竹方面,知道“竹、树不知”的道理,在竹、树没有发芽生长以前,进行栽植。如松树在清明前移植,成活率高;杉树的移蔸、扦枝,则在冬末、春初为宜;种油茶树、栽楠竹时,为减轻根部所吸水分和肥料的负荷,事先将油茶树苗的叶子全部摘掉;母竹截去尾部,留四至五层竹枝。种植药材,他们更是行家里手。如种天麻,不施人畜粪,只挖取老竹根,连同易朽的树木埋入穴中,再放入天麻种苗,用土盖好,即可生长。些种植方法,都是较科学的。此外,对饲养家畜也颇有研究。如母牛的选种,既要数牙、看蹄、观察腰身和头部的大小,还要看乳房以判断生育能力。公牛主要看牙齿、身架、背犁能量和生殖部分。在饲养牲猪方面,他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的人还掌握了阉割技术。

瑶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山区,掌握了各种鸟兽的活动规律,能够利用各种工具或方法进行捕猎。捕猎时,便知道哪个山岗,有什么野兽,栖息在什么地点。如围击野猪,首先摸清野猪的落脚地,再看地形,派人把住野猪必经的道路。在围击时,众声呼喊,让野猪惊而出逃,把关的人把握战机,及时瞄准射击,很少差误。另外,还有“装铁踏”、“用石堕”、“安绳套”等捕法。捕捉鸟类,除了“装套”、“网罗”之外,便是铳打。瑶族人使用鸟铳、猎枪的技术十分高超,有些猎人甚至能百步穿杨、弹不虚发。所举的这些捕猎工具,方法与效巧,显示了瑶族人民战胜自然的无穷智慧。

瑶族人民自古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副业比较落后。因居住条件限制,很少行商,因此,地方经济不发达,生产发展很慢。至现在还只有简单的手工业。手工业多属家庭副业,原料就地取材。如竹篾编织,以山竹为材料,编织后也不外出销售,只在家里出卖。瑶民中会木工的不多,工匠多半是上门串户,打几个零工,没有固定的作坊与加工厂。铁工手艺及其他制造业,至今乃是空白。

瑶族人民没有经商习惯,也没有经验。解放前所需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都仰赖外地汉人进山贩卖和附近汉人所开设的商店供应,商品交换以货币为媒介,也有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商品交换对促进瑶山生产的发展有很大作用,但由于瑶民缺少文化,在商品交换中总是吃亏。特别是商人利用赊销典当手段变为债务剥削,使得不少瑶民因而倾家荡产。如“布当冲”就是过去商人用两匹粗棉布,轻而易举地骗取了瑶族人民一个山冲的山林和田土而得名。

瑶族居住山区,这里峰峦起伏,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物资供应缺乏。正如他们所唱的歌瑶:“山高头多,出门就爬坡,对面喊得应,走路半天多,要想得生活,全靠自己作。”

瑶族人民以大米、玉米、红薯、马铃薯、糁子、粟等为主食。豆类、蔬菜、家禽、家畜为副食。每遇荒年则以蕨根、竹笋、野菜等充饥。瑶族人民大都嗜好烟酒,一般自酿米酒,自栽旱烟,很少仰赖市场上的供应。瑶族住房多属木屋,一栋三间,中为厅堂,侧屋加部为厨房,后为卧室、储藏室,左右偏舍为猪、牛栏或厕所。房屋多数矮小狭窄,简陋粗疏。衣着用品都要购买,除妇女服装用粗布挑花刺绣外,一般都很朴素。解放前男女老少跣足草履的多,至解放后才普遍穿上鞋袜,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四、语     

 

瑶族与汉族杂居,既能讲瑶语,也能说汉语。瑶语近似苗语,多带鼻音,是古时传留下来的方言土语,没有文字,只限于古时的物、数、色、情、情及自然变化等。如:

1、                称谓人的:汪(我)、猛(你)、弄(他)、男(人)、哥男(老人)、门男(瑶人)、客(汉人)、剥(祖父)、嚎(祖母)、爸(父)、漫(母)、老巴(哥)、老忒(弟)、馈(姊妹)、达(岳父)、对(岳母)、统(舅)、己男(丈夫)、阿(妻)、档(儿子)、劈(女儿)、省(孙)、彼(伯父)、抗(叔父)。

2、                说人体各部的:几(头)、腊(口)、没(眼)、秒(鼻)、茂(耳)、补(手)、朊(脚)、哼(肚)、抗几(膝)、十(胃)、杏(肝)、渺(肺)、笔(毛)、几笔(头发),扪(牙)。

3、                说家用各物的:俵(屋)、套(桌)、洁(凳)、总(床)、报(被)、拗(衣)、镐(裤)、顿(裙)、稳(锅)、降(鼎)、歹(碗)、勺(筷子)、颠(杯子)。

4、                称动作的:狼(吃)、狼夜(吃饭)、号(喝)、号狡(喝酒)、少(站立)、宜(去)、宜果(走)、背(睡)。

5、                称自然及气象的:狂(天)、叠(太阳)、推叠(出太阳)、拉(月)、扁拉(月明)、杠(星)、昂机(风)、飘昂机(动风)、箔(雷)、瘪箔(动雷)、磅(雪)、绑磅(下雪)、躲(霜)、杂躲(打霜)、合(雾)、乌合(起雾)、昂鲁(露水)、昂弄(雨水)、拜弄(下雨)、勒(士)、约(石头)、动浪(夏天)、动巩(冬天)。

6、                呼植物的:杂(树)、拨(竹)、锁9草)、拍(谷)、扁(瓜果)、土(豆)、特(薯)、位(菜)。

7、                呼动物的:买(马)、恨(牛)、容(羊)、介(鸡)、亮(狗)、拍(猪)、拨岩(老虎)、跪(鹰)、嫩(蛇)、界(虫)。

8、                表数字的:页(一)、滑(二)、不(三)、积(四)、壁(五)、丢(六)、假(七)、洗(八)、个(九)、苦(十)。

9、                表年月的:钟(年)、戛钟(去年)、碾钟(今年)、拨钟(明年)、低钟(后年)、碾叠(今天)、拨得(明天)、假演(正月)、泄演(二月)、伞演(三月)、斯演(四月)、恨演(五月)、柳演(六月)、喜演(七月)、把演(八月)、久演(九月)、献演(十月)、献衣演(十一月)、献二演(十二月)。

10、            表明颜色的:告(白色)、巩(黑色)、得(红色)、茂(青色)、桂(黄色)、拨(蓝色)。

11、            表明性情的:跌(笑)、戛(哭)、萼(恶)、恙(善)。

以上所举的是部分常用词,其余不能一一例举。

近代出现的事物,用瑶语无法表达,瑶民只能按汉语称呼,如:地球、地极、南极、太空、行星、恒星、太阳系、飞机、火车、汽车、大炮、坦克、核武器、炸弹、原子弹、电灯、电话、电报、电视机、收音机、手表、挂钟、开水壶、的确良、毛线衣、呢子裤、灯芯绒等。

因瑶汉杂居,受汉语的影响,有些瑶话中带有瑶汉两种语音结构,如:丢鞋

(穿鞋)、蹲帽(戴帽)、陡爆(放爆)、剃几(剃头)、读西(读书)、犁凌(犁田)、破炭(烧炭)买替(买布)、对灯(点灯)、诊骂(诊病)、摊本雷(摊楼板)、瘪木匠(做木匠)、瘪生意(做生意)撬汽车瓜隆回宜(坐汽车到隆回去)、弄抱态度恙(他的态度好)等等。

瑶语虽然在语音上受到汉语的影响,但在语法上仍然保持自己固有的特点。多在名词前面冠以状词,也有将状词倒置在名词后面。

    1、在名词前面冠以状词的。如:

表明条形的:得杂(条树)、得洁(条凳)、得总(条床)、得推(条楼梯)、得补(条手)、得肮(条脚)、得套(条桌子)、得得拨(条竹子)、得壁(条棍)。

表明人性别的:男(人)、男剥(祖父)、男濠(祖母)、男爸(父亲)、男慢(母亲)、男老巴(哥哥)、男老忒(弟弟)、男馈(姐妹)、男达(岳父)、男对(岳母)、男统(舅舅)、男己男(丈夫)、男阿(妻子)、男档(儿子)、男壁(女儿)、男省(孙子)、男彼(伯父)男扰(叔父)、男门(瑶人)、男客(汉人)。

表明动物的:哼介(只鸡)、哼亮(条狗)、哼拍(头猪)、哼恨(头牛)、哼某(条鱼)、哼嫩(条蛇)、哼跪(只鹰)、哼勒下(喜鹊)、哼丫(鸭子)、哼卧(只鹅)哼毛突(兔子)。

表明个数的:浪表(个屋)、浪稳(个锅子)、浪降(个鼎)、浪忌(个柜子)、浪歹(个碗)、浪几(个头)浪钟(个钟)、浪灯(个灯)、浪桶(个桶)、浪黑(个园)。

表明张块的:该陶(张纸)、该靠(张皮子)、该毯(条席子)、该报(条被子)、该本(块板子)、该绕(条手巾)、该凳(条裙)、该对(块土地)。

总之,凡表明各物都要把状词加在名词前面,这是与汉语不同的地方。

2、将状词倒置名词后面的。如:

瓜、果都称“扁”:扁桂(南瓜)、扁蒲(白瓜)、扁卦(黄瓜)、扁当拍(冬瓜)、扁得(辣椒)、扁亢恨(丝瓜)、扁媛(梨子)、扁勒(李子)、扁葵(  子)、扁禹(板栗)。

豆类的豆称“土”:土彼(黄豆)、土当(饭豆)、土勺(豆角子)、土罢(峨眉豆)、土四季豆(四月豆)。

称器物的。如:忌杂得(木红柜),如果按瑶语的顺序翻译就是:“柜树红”了,用汉语就来是不通的。又如:橙柏(花裙)、“橙”是裙,“柏”是花,如果按汉语字的顺序讲,就变成了裙花,以“花”为主,而不是以“裙”为主,与原意“花裙”完全不同。其他如:总圣(新床)、套躲(长桌)、降鹿(铁鼎)、啻告(白布)、啻茂(青布)、啻桂(黄布)、啻拨(兰布)、啻得(红布)等都是将状词倒置在名词后面。

将状词倒置在名词的后面是瑶语修辞的特点。如果汉语把状词倒置在名词后面是不通的,或者改变了原意。如前所举“木红柜”、“花裙”二体便知。

瑶语在说话中分为“普通话”、“阴暗话”、“特用话”等几种说法。

1、普通话。普通话如汉语中的白话,人人易懂能说,是一般谈话常用的口语,只要学习了瑶话的人都会说。旧社会瑶汉有矛盾,虽然瑶汉杂居,汉人都不懂瑶话,更不会说瑶话。解放后,瑶汉人民交往密切,很多汉人逐步能懂能说普通瑶话了。

2、阴暗话。阴暗话如汉语中的文言文,这话虽是瑶族人也有很多不懂,更不会说。只有极少数人,如瑶族巫师,瑶族歌手和熟习瑶族各种习俗礼仪的人。瑶族男女结婚聘请的歌手,通霄“夜讪”的歌词,瑶族巫师给人“瘪皈”,觅神、说理、喃喃念说的咒词,婚聚“邀酒”、席上欢饮所说的恭维话及平时敬神、祭祖所说的词语等属阴暗话。阴暗话在一般的场合是不说的。

3、特用话。特用话是将普通话倒过来说,故意使人不懂。如吃饭,普通说法为“狼夜”,改后成为“丢渺”。丢渺用汉语翻译,即“啄鼻子的意思。坐下要走了,普通说法为“宜”,改后成为“冬”。“冬”用汉语翻译,即“拨起来”的意思。

瑶语从语音、语法修辞等都有其特点,待以后再做深入研究。

 

五、文化教育

 

我地瑶民人民因长期受剥削压迫,迁徙频繁,加之没有文字,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古代诗歌、舞蹈及传说、故事等都是老人口授,时间久远,多有遗忘。歌词留存不多,舞蹈全部失传,民间传说与故事也很少。兹将现存的文化、教育略作介绍。

1、文化方面:

瑶族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创造了一些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

①歌谣:

瑶族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很多歌手一唱就是整天整夜。瑶歌一般是对唱形式,独唱或合唱较少。在格律音韵方面,无一定句式,不强调押韵。歌谣朴实而富有生活气息,是瑶族古代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虽然歌词中有不少的封建糟粕,但较为全面地记述了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事实,爱憎分明,阶级性与思想性较强。如瑶歌“夜讪”,歌词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有抒情、叙事;有生产、生活、习俗、劝勉等内容。从中可了解一些古代历史。我地瑶族祖先在湖南洪江时,青年男女多以唱歌表达感情,最后结为伉俪。他们所唱的情歌,语言优美、善于比兴,民族特点浓郁,既可畅叙胸怀、表达心意,也可鼓励对方如何进步,并无淫词秽语。

②挑花、刺绣:

挑花、刺绣是瑶族妇女传统性的手工艺术,早在汉代就有挑花,作为裙上的装饰。到了明清时期,挑刺艺术更有提高,善以简练生动手法,表现出复杂的自然形象。色彩的处理,能应新巧配,往往以青色、深兰色布为底,用红、黄、绿、白纱线或毛线挑刺出线条明快、色彩鲜艳的图案。

瑶族妇女的包头巾、衣袖口、裙、脚干包布、鞋、袜等都刺绣有花。这些精美的绣花图案,都出自于他们的一双慧眼和一双巧手。她们挑花不需描图,全凭一双眼睛,依照裙布、头巾等的大小,固定图案。如“双龙抢宝”、“双朝阳”、“双虎示威”、“双鹅报喜”、“双蛇比势”、“双狮滚绣球”、“喜鹊含梅”、“雄鸡斗志引吭长鸣”等。旁边插配一些奇形怪状的花样及一些三角形、菱形、直角、直线等几何图案。并使整个大小图案互相对称,互相衬托,有主有从,层次分明,色彩和谐,浓淡相间,鲜艳夺目。体现了浓厚的民族特色。

 

2、教育方面:

 

瑶族人民长期受剥削压迫,迁陟频繁,生活极端贫困,没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瑶族子弟主要是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长辈鼓励子女勤劳、诚实、孝敬父母,尊敬老人,对人和睦,对客人热情相待,等等。社会教育是利用集会、讲故事、对歌等形式宣讲民族历史。清代时有“私塾馆”,教授“五经四书”,但入学的全是富家子弟,一般贫民子弟极少。我地瑶族虽然也有几名“秀才”,如杨才雄、杨才英、刘绍南、刘绍元、奉德芳等。但这些秀才也只能背读《三字经》、《学而》、《幼学琼林》等,只有极个别的能通达《五经四书》,可以 一般的应用文。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建立乡村保甲政权的同时,在瑶区开办了一些乡村学校,推行开化措施。民国初年在瑶族集中的虎形山,办了一所开化学校。但瑶族人民长期饱受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生活难以温饱,能送子女读书的寥寥无几。小沙江区境内的瑶族,自费读到初中毕业的只有一人,读到高中的根本没有。有两名在邵阳简易师范读书,还是原邵阳县县长徐君虎亲自推荐的。虎形山开化学校经费不足,师资缺乏,学生质量差。群众议论为:“上半年的学堂,下半年的庵堂”。至今瑶族中老一辈人都是文盲。

解放后,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加强了领导,增拨了经费。在文化上,省里在小沙江的老鸭山建有电视微波站。虎形山、茅坳两个瑶族乡均建有广播站、电影院,相当一部分瑶族家庭都安装有广播喇叭,每天可以收听到中央、省、县广播电台编排节目。供销社代销文化书籍,以满足广大瑶民精神食粮的需要。在教育上,县里先后拨款修建了茅坳和虎形山两个民族中学,村里均办有小学。随着学校的增加,学生能就地入学,瑶族子弟读书的人数逐年增多,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初中学生也有所增加,并且有了高中生与中专生。

 

六、医药医术

 

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中,掌握了许多草木的属性。加上瑶族所居住的山区,是天然的药库,识药的瑶医不少,他们对虫毒蛇伤、跌打刀伤、风湿瘫痪等有特效药方。此外,也使用艾叶炙、打火罐、桐油烫、按摩、刮痧等许多土方。瑶族人民采用草药和不用药物治病的医术,给人们解除了不少伤病痛苦,深为群众信赖,享有较高的声誉。他们不仅为本民族内部治疗疾病,而且跨县过省行医售药。如小沙江乡龙凼村瑶医远江西萍乡等地行医,给萍乡报社负责人李某的爱人治好多年不愈的风湿瘫痪症,李某专门寄来了锦旗和感谢信。我也瑶医外出卖药行医,一般都利用农闲时间。这样,既不误农时,搞好了生产,又能抓好副业,增加收入。他们所到之处,深受各族人民信任,对促进相互了解,增进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作用。

七、风俗习惯

 

我地瑶族虽多年来与汉族杂居,但始终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

服装方面:瑶族妇女喜欢穿带绣花衣服。头上一般都缠绕丈多长青、白线织成的方格粗花布和各色(主要是红、黄色)缀成的结发带。头巾用手挑刺花图案,两端挂着各色丝线、亮珠、彩球等;身上穿的衣服,因年龄不同而色彩有各异。青少年女子穿浅兰灰色。内衣袖口刺绣有花。衣服边缘用红布卷边。扭扣也有用红布卷制。衣服为对襟,布扣只为装样。长衣有四摆卷在腰间,只有冬寒时才放下。腰系各色花布结成的长约三丈园筒腰带。下穿自己手工挑刺的精致花裙。花裙后面均为兰布白线挑刺的各种图案,一般为花、鸟、走默等,前面是用红、黄、绿色纱线、丝线或毛线刺绣成菱形、三角形、四方形、长方形、梯形等几何图案。脚缠绕一条宽五寸,长约五尺的白布,布边挑刺图案花纹,从脚踝起将花纹依层次露出。鞋子也刺绣有花。因妇女从头至脚喜着挑有花的服饰,故有花瑶之称。瑶族妇女不仅喜着花服,而且喜欢悬挂金银器。如遇婚娶喜事,或瑶族三大节日,她们更换一套鲜艳夺目的服装,戴上金银耳环,颈悬金、银锁链、银铃等,腰装饰银牌、银锁等,显得婀娜多姿。男子服装较女子简单。其特点是从头至脚都着青色。如包头巾、大襟长衫或短衫、腰带、裤子、绑腿、鞋、袜等都是青色。近代因受到周围汉族的影响,男子服装逐渐被汉化。

婚姻方面:自古瑶族青年男女以唱歌、游戏等方式联姻。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受汉族婚聚风俗影响,也有采用媒人介绍结婚的。瑶族婚姻,舅权至高无上,姑母之妇出嫁,首先要征得舅父的儿子同意,如舅父儿子不娶,才得另嫁。做媒先由男方媒人说起,待女方同意后,才约女方媒人,共同议婚。双方媒人多是男子,妇女较少。征得父母同意,本人心愿,媒人才约男女双方定日期过礼订婚。订婚手续过去比较简单,如今则需要较多的财物礼品。根据古时流传下来的办法,在订婚那天,男方媒人携带一把老油纸伞去女方家,进屋时媒人把纸伞放在堂(厅)屋的神龛上,女方取下伞,并在伞内的撑篾上悬挂着先已准备好用各色花布和丝线扎成的十二个丝线布球。这些布球就是订婚证明。媒人将伞带回后,丝线布球便永远保存在男方家。如要离婚,必须把订婚时的丝线布球退还女方,才算了结。订婚议式是这样:媒人在女家坐席时,女方把线球挂好后,仍照原样把伞放在神龛上。同时,女方准备许多湿田泥放置门口,并在门口紧紧守住,等到媒人与送礼物的人身上乱涂乱扔,一直追到离女家约五百米媒人来时所做的纸柱边,妇女们才自动停止追击。媒人身上糊满田泥,不但不生气,还喜笑颜开,边走边说好话。意思是糊的田泥越多越好,表示女方很同意此婚事,如不糊田泥,则表示女方对婚事有意见。媒人溜走时规定只能走堂屋正门,不能走侧门。所以男方来人无不沾泥。所沾的泥衣要穿回男家保存三天才洗掉。用田泥追击媒人,是根据传说中古时瑶族人沈丫乖,用纸伞抢走老子道君的女儿——姬姬如灵,老子道君发怒用飞刀追击的故事而来的。迎娶结婚时,新娘的亲朋戚友都可陪送新娘,只有她自己的父母不送。送行时由男方媒人走前带路,走到离男家约120米远的地方,也有一纸柱,此时新娘与送行妇女都必须撑开所携带的雨伞,缓步前进。不论路程远近,傍晚时才能进男家。走近堂屋外“喊杀”的人高声念“咒语”,然后宰杀雄鸡一只,把鸡血绕地洒一大圈,最后焚纸、抛米、酒于地而结束。“喊杀”(“感杀”意即“驱邪”)的几案旁站立。执行“喊杀”之后,新娘与送亲妇女才收伞步入堂屋。新娘到了堂屋,先向神龛行一鞠躬礼,再朝堂屋门外行一鞠躬礼,其意是先敬祖宗,再敬天地神灵,然后进屋就坐。此时,送亲男子们被“邀酒”拒之门外,不得进屋。执行“邀酒”者,向来宾说一遍奉承好话,来宾答言之后,才劝客人饮酒。在劝饮中,主、客双方客气以礼相待,邀酒完毕,男客才能进堂屋;然后正式的摆桌设席。在堂屋中用三个大方桌合拢来为首席(正席),专为新娘的长辈(祖、叔伯、外公、舅父等)而摆设。席间执壶敬酒的人,由男方选一能说会饮的人担任,他劝敬菜时,都用一套歌词性的话,如客人形容肉快厚大,用筷时喊“剥夺”,用汉语翻译,就是“打野猪”,主人嫌菜不好,请客人挟肉吃时喊“单位叫郎”,用汉语翻译就是“挟点野菜吃”。席间敬酒、喝酒有很多名称。如初喝“成双”,就是连喝两碗,喝到第三碗,叫“三架闯财”,喝到第四碗,叫“四季发财”,必须连喝连喝四碗,如果继续喝,便是“对亲家”,必须连喝两碗;再喝还有“五子登科”、“碌位高升”、“七星北斗”、“八仙过海”、“一中苦一娃的巩浪”、“苦一娃的满纳领号”等喝酒名称。喝酒、吃饭的碗数要成双,吃了一碗,就要吃第二碗,吃了三碗,必须吃第四碗。劝饮、劝饭要讲许多客套话,所以这席酒需要二至三个钟头。坐上席的人称为“龙头”,待全席人散开之后,才能离席。

新娘、新郎当晚不见面,新娘不入房就寝,也不吃饭或别的食品,整夜坐在凳子上,由所有男女来宾及男方亲朋戚友等陪同,玩上一晚。主要活动就是男女方各选来歌手对歌——夜讪。双方歌手对歌,从晚餐后开始,一直唱到第二天黎明。除唱瑶歌外,也有男女对唱“山歌”,谈笑说趣,闹到天亮才罢休。死丧方面:瑶族人办理死丧与汉族人办理死丧不同,要为死者“瘪皈”两天两夜,或一天一夜。巫师不停地念诵“阴间咒语”,目的不是为死者“超度”,而是寻死者的阴魂下落何方,处境如何?寻见问明情况后,死者给后人“颁巩斜”(赐福分的意思),然后才转达死者的话。家人听到“死者的话‘无不悲泪痛哭。死者未出葬以前,由其亲属、朋友及附近的妇女来陪同哭孝。死丧不送礼,远近亲友只来吃饭凑热闹,顶多拿几根香、几片烧纸来;埋葬时,孝子要披麻服孝、行跪,选地定针,焚烧灵屋,念经拜忏,三牲祭奠,绕相做道场。另外还要挂”三夏。“挂夏”时间在清明扫墓以前进行。死者家属为其先人“挂夏”大都邀请亲朋戚友参加。“挂夏”的礼物是各色纸张、爆竹、肉、年粑、糖果等。当“挂夏”那天,先为死者做一花纸树,扦在坟前。花树用竹尾为杆,上挂各色孝服行前,到达坟地,即伏在坟墓两侧放声大哭,一直哭到把祭奠仪式举行完毕。出坟山后,要给上山挂夏人员每人两个年粑,并邀亲朋戚友回家吃饭。

其他习惯。如①座房内安置四方火塘,火塘中放个三脚铁架,火塘四周用厚石板围隔,外放矮足长板凳,以便煮脚食取暖。四方火塘是瑶族祖先所传,汉人很少用。②来客少敬茶水,只殷勤递烟,而且围坐者只要与来人相熟也要相继递烟。③妇女临产前,她的乳母或姐妹要送碗饭给她,用意是吃了所送的饭,孩子生得快。分娩后要坐月,不倒床睡,天天坐着不能外出,等到满了月,才到别人家串门,意思是未满月到别人屋里去会污秽了别人的地头。在坐月中要用草药煎水洗身,洗涤污垢,防止疾病。④杀过年猪时要请巫师“瘪皈”——“报皈正”。吃年饭规定三餐:即腊月二十九(月小二十八)日晚吃团年饭,三十日早吃过年饭,正月初一早吃新年饭。年饭只是家里人吃,不给外人吃。在吃年饭时,各自注意不随便到别人屋里去,以免“踩断别人的年庚”。除夕夜放在神龛上祭祖先的菜饭,要留到正月初一日,让小孩们拿到山野,边撒边唤鸡。三十日早晨与正月初一早晨吃年饭都要在天未亮以前吃毕。天发亮时,家里主人取一把锄头、一把柴刀、一把割草刀和一些包谷穗,捆成一挑,到外面散步,表示耕种。⑤走路时让人先行,自己走后,表示尊敬。夫妇走路,男的行前,女的行后。⑥好客劝饮,将鸡头敬客。瑶族人对待客人殷勤招待,喜欢劝饮、敬菜、劝饭,往往弄得客人酩酊大醉才罢休。如果杀有鸡鸭待客,以头敬尊客,其次是敬鸡脚、鸭脚、内脏等。一个贵客到家,如没有吃到鸡头,即使把全鸡劝他吃完,也不够满意。⑦瑶族人喜欢狩猎。大野兽必须集合多人围猎,所得的野兽肉,除头、四足归击毙者独得外,所有的肉都按人数均分(击毙兽者仍照样分肉),大人小孩所得数量相等。这种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社会分配制度至今还在瑶族中盛行。

 

八、宗教信仰

 

瑶族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相信万物皆由天安排,人的命运也由天所定。同时把地生万物,为人所用,给人所食,认为是神。对日、月发光,风调雨顺,电闪雷呜等自然现象无法理解,也视为神灵,加以崇拜。有时还烧香化纸求天地自然神等保佑。崇拜祖宗至为真诚,为了表示对祖宗的缅怀和追念,每户必须在堂屋的正上面装设神龛,贴家先,平时用饭菜供奉。每年古历七月初十接回祖先,餐餐都用酒饭敬奉,到了十四日晚烧纸焚香,备办各种食品等欢送归位。每年清明扫墓,要携带香纸、食品等到坟前祭奠。这种对死者的怀念和使其与凡人同样享受生活用品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科学知识水平低下的原因。

宋、元以来,佛教、道教相继传入瑶区,特别是道教的传入,对瑶区影响深远,有些丧葬祭祀仪式,按道教法旨进行,其中只掺杂一些民族原始宗教内容而已。信奉佛教的人,平时在家供佛念经,出家化缘的虽没有,但是对寺庙的菩萨却很敬奉。

鸦片战争后,欧美传教士到我国各地传教,因此,瑶族人也有信仰基督教的。

此外,鬼神禁忌也多,如信奉“土地菩萨”,用三块石板竖立土地堂,家里

神龛下设土地屋,每逢杀鸡用血沾几根鸡毛贴在土地堂和土地屋的上面,表示感谢土地神对家禽家畜的保佑。狩猎要敬,厨房火灶、座房四方火塘中的三脚架,都禁止用脚踩踏。有些人还信“娘娘神”、“坛神”、“产难鬼”等。禁忌有“违戊不动土”、“向山不空”不能修坟和挖屋场地基等,以及“婚娶喜事要择吉日”、“过年过节不能打烂东西”、“新年要讲好话,莫说死”等等。

瑶族巫师,自称勾通人鬼之间的使者,他可以“探鬼”、“问鬼”、“征服鬼”、“向鬼求福”。瑶民认为生病都是鬼怪捉弄,因此要请巫师“瘪皈”。妇女怀孕,请巫师“瘪皈”。杀过年猪,请巫师“瘪皈”。不少人把一切灾祸、疾病等归吝于神灵,靠“瘪皈”消除。

瑶族盛行的“瘪皈”,据说是古时瑶族人沈丫乖从老子道君(李耳)的女儿——姬姬如灵学得的。念唱的术语都是瑶族人的“阴阳语”。“瘪皈”的方法:巫师在四方火塘边,日夜用竹片敲击着铜钟上的铁片,口里不停地念颂着“阴阳术语”,用这些“术语”寻神觅祖。同时手握着法刀。这法刀用铁打成,中间的小铁圈,有七个、九个和十二个板上击响。这种求神谢鬼的方法,虽然许多人认为是迷信,不属宗教信仰,但至今瑶族中,甚至部分汉族中,也有不少人相信。

以上种种宗教迷信活动,都是因文化科学知识落后造成的。今天瑶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迷信,将随着文化科学知识的日趋提高而自觉地逐渐革除。

                指南    整理

 

 

隆回回族源流

马道明

 

隆回县现有回族一万一千多人,占全省回族总人数的七分之一,是湖南回族分布较多的县。

隆回回族来源据现有文字资料记载:从明洪武年间开始,由部分回族将领和士兵,随军征调自南京、北京等地迁徙至宝庆,再由宝庆陆续迁居隆回。其中以马氏最早,迄今已六百余年。

隆回旧辖于邵阳县,要弄清隆回回族始祖迁来的原因,还得先从宝庆的地理形势及其在历史上的战略作用说起。

宝庆的战略地势是十分重要的。据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记要》卷八十一记载:“宝庆府东距洞庭,西连五岭接九疑之形势,控三湘上游,辰齿长沙,弹压蛮粤,亦湖南之冲要也”。又据宝庆李柏荣写的《日涛杂著》称:这里“为吾湘之要镇,西通黔桂,东达衡永,北镇五溪之险,南有百越之厄,以故西南有事,则此为必争之区”。所以,宝庆历史上就是驻军用兵的军事之地。明灭元后,于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设宝庆府于邵阳县城(今邵阳市)。隆回回族的始祖,就是明洪武元年和二年,朱元章派兵为平定西南各省之乱时,由南京、北京迁徙而来的。现在的马、张、苏、海、蔡五姓所保存的族谱和《宝庆府志》都有比较具体的记载。

马氏在隆回回族中人口最多,定居时间最早。其先世于明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从南京迁来,故称“金陵马氏”。《马氏族谱》记载:“公讳成,吾族始迁祖也,世居江南通州泰兴县。元至正时,官枢密院使,丰采百僚。明洪武改元,公桂冠嘉遁至湖南宝庆府,爱其山水之胜,遂卜居于郡垣之西。后以孙赞累功,授百户爵世袭,故府志称百户马氏”。《宝庆府志》卷三十三氏族表二载:“百户马氏,其先曰成,南直隶通州泰兴人,洪武元年,隶宝庆卫籍;成其后祠于西关外”。《马氏族谱》还记载,始祖马成,生于元延佑元年(公元一三一四年)三月三日,卒年不详,死后葬宝庆西关外;其妻苏氏,生于元延佑二年(公元一三一五年)二月十日,卒年不详,死后“葬武冈紫阳乡永丰一都六甲”(今隆回县山界回族乡老屋村,其墓至今犹存,并立有墓碑。

马成共有五子,即马仁、马义、马智、马芳、马信,《马氏族谱》中分别称之为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三房马智,最早迁隆回,“初居马家渡,后居马家冲”(马家渡即现在的天付乡黄花村,马家冲即山界回族乡)。马智之妻张氏,“葬于壁头马家渡”。生一子,名马贤,马贤配邓氏,死后葬山界回族乡老屋村。三房后裔大部分居隆回山界回族乡及桃花坪一带,也有一部分迁四川成都、泸州、隆昌、富县、内江等地。大房马仁,从军。于明洪武年间随军征贵州之阿黑、都匀,云南之肇关、芙蓉、皮林、南康、红殊山等地十余年,因功授宝庆卫总旗。其子马性,亦从军,明永乐年间,随军征云南、贵州、广西柳州以及城步等地共十六年,继任宝庆卫总旗。大房的后裔,多数居邵阳市,有一部分居邵东县。第三十代的马如禄从邵阳迁居隆回山界马家冲,马如喜迁隆回桃花坪。以后十四至十六代又有一些人迁来隆回。二房马义及其子马赞、孙马成,都从军。先后于明正统、景泰、天顺年间,随军因军功于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授百户爵,世袭八代,《邵阳县志》中均有记载。二房的后裔,一部分留居邵阳,一部分迁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第八代的马配乾,由邵阳迁隆回一部,其妻蔡氏,“葬隆回一都金滩”。四房马芳,其后裔除一部分留居邵阳外,有较多的人迁徙四川,有一部分迁往贵州。四房第六代的马廷涵,迁隆回三都,“葬隆回三都天柱坪”,其后代有的“葬隆回一都金滩”。五房马信,迁徙云南。从马氏始祖马成之妻苏氏的坟墓 在隆回的情况看,马氏迁来隆回是最早的。根据马成夫妻出生时间看,他们于洪武元年从南京迁来宝庆时,马成已五十四岁,其妻苏氏五十三岁,洪武年号共三十一年,分析其晚年的时间,可能是在洪武末年左右。而三房迁居隆回是“初住马家渡,后居马家冲”,马智的爱人张氏“葬土壁头马家渡”,马智之母苏氏又葬在山界老屋村,说明苏氏的晚年是随孙子马贤居住的,由此往上推算,马智来隆回的时间,不会晚于明洪武年间,而是在洪武年的前期。

张氏是明洪武元年从北京迁至宝庆的。《张氏族谱》载:“吾族张氏,始自北京顺天府通州三河县牛角湾。鼻祖璞罗德公……授职都督指挥,子孙世袭。于洪武元年,调楚宝庆,旋征云南……厥嗣版吕公调防鹤、丽,至宣德二年(公元一四二七年)回署,附籍东门外,俗因名张家冲,赐田百余亩”。《宝庆府志》也记载有:“指挥张氏,其先曰璞罗德,北平三河人,洪武元年,授宝庆卫指挥,食屯田百余亩,于武冈之车林铺鸡脚塘”。而其始祖璞罗德之名,在《张氏族谱》中指出,“原系回教经名”。张氏之姓是来宝庆时才使用的,故其族谱中有“张氏赐姓于明初”的记载。璞罗德生一子名版吕,版吕世袭指挥,住宝庆府城东门外张家冲(今邵阳市保宁街)。版吕生三子,名登云、登贵、登虎。张登云有五子,除长子张绅瑾的部分后裔留居原籍外,其余以及张登贵的后裔,自明中叶开始,陆续迁往外地。张登虎从军,后落籍常德八斗湾。

《张氏族谱》卷一记载,第八代的“廷安公裔居隆回”。张廷安属张登云次子张绅综的后裔,其子张凤立,居隆回二都。凤立之妻李氏,“葬隆回二都长土屋”。至十二代的张鸣典才记有具体时间,张鸣典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二月,由此推算,估计第九代迁来隆回的时间大约在明代的中后期,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张氏族谱》有一卷专门记载居隆回二都的人,可见其在这里的人丁之多。并载有在隆回黄泥井的税田店背老屋后、鳖头团的芋头冲以及扬水坑等地有三处坟山地形图。第十五代至十七代,有部分人从隆回迁徙四川、贵州、广西及本省的沅陵、麻阳等县。第十八代的张存京,从隆回二都迁溆浦金鸡垅,葬于金鸡垅的野猪溪,他的后代都居该地。由于张氏在隆回二都居住的时间较长,因而娶当地汉族女子为妻较多,从族谱中查阅一百七十六人所娶妻室看其中陈、彭、刘、孙、胡等姓较多,还有邹、李、欧阳、匡、游、贺、唐等姓,而回族姓氏只有二十余人。这说明历史上回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关系密切。桃花坪与山界回族乡的张姓,则是第十六代从邵阳迁来的,属张登云长子张绅庵的后裔,迁来的时间大约在清代中期。

苏氏是明洪武元年从北京迁至宝庆的。据《苏氏族谱》记载:“鼻祖通公,字殿安,北直顺天府人,……明洪武初年,调楚宝郡”,“与璞罗德公同授指挥之职”,居住于宝庆城西,“坐落地名黄土墙,男妇二十四口,世袭。二世明永乐年间,迁南路塘山冲”(今邵阳市郊区面卜乡苏家冲),其后裔的外迁,都出自这里。隆回的苏姓,自第九代开始以从邵阳苏家冲迁来的。《苏氏族谱》第十二卷中记载了第八代的苏朝贡有三子,名大鹍、大鹗、大鸣,“鹍公兄弟自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徙居武冈紫阳乡,小地名乾溪马姓老屋安居”。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并在坟山图中记载了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他们在山界皮匠湾买得坟山一处,“四十九年,大鹗公妣死焉”。至十二代的苏天珍生五子,名心贤、心道、心理、心光、心达,“父子于嘉庆九年(公元一八0四年)移居桃花坪湖壁塘(今北山乡北山村)业居”。桃洪镇的苏姓是第十六代的苏明材于清代中叶从邵阳苏家冲迁来的。

海氏是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从北京迁至宝庆。《海氏族谱》记载:“吾族鼻祖盟石公,本顺天府昌平州顺义县籍,洪武元年,授御前亲军指挥,二年奉旨与东川候胡海洋及千户江文靖、百户王容开取湖广宝郡地方,随带家属三十余口,寄居城内”。《宝庆府志》卷三十三氏族表二记载:“指挥海氏,其先曰盟石,北平府顺义县人,洪武二年,授宝庆卫指挥,其后居海家巷”。《海区族谱》还记载海盟石洪武二年迁来宝庆后,“因前室弃世早,男伯、颜俱幼,聘乡耆常仲明之外甥女周氏为继室,迄十三年(公元一三八0年)奉文调云南(今贵州毕节地区毕节县),全家俱往,时周氏怀孕,将弥不能随往,留寄外祖母家,逾年而生子馨,抚养既大,娶陈都司之女为妻,子崇贵,昭陵(海氏)之由来矣”。

以上(海氏族谱)的记载,说明了海氏始祖及两个大儿子,因随军征调,很早就迁徙黔地,只有三儿子留居宝庆,繁衍发展至今。又查其族谱,留居宝庆的海氏,从第八代开始往外迁徙。第八代的海朝龙迁广西,第九代的海希舜、海希禹、海希龙及其子孙和海希皋的部分后裔,先后迁隆回三都。海希舜的妻子徐氏,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五月,殁于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十二月,“葬隆回三都颜家山,后改葬学堂湾”。从上面记载的时间分析,海氏迁来隆回大约在明代后期。《海氏族谱》还载有在隆回三都鸭婆冲、洪家庄、西眉山、高家寨、罗河段小田坑等地的坟山地形图。还有第十一代的海钟敬居隆回一都丫髻山梅巴坳“。其后代移葬于隆回一都石梅洞,并在族谱上载有石梅洞坟山图。第十五代的海永山,清道光二十六年报公元一八四六年)去世,”葬隆回一都孙家垅光宗坪红梅坑“。又记载隆回三都之海氏,从十二代起,有一部分向外迁徙,有的迁四川平越府,有的迁贵州大定府、思南府,有的迁本省的安化县、黔阳县。山界回族乡和桃花坪的海姓,是清乾隆年间,第十二代的海昌翼由邵阳迁来山界老屋村居住,死后“葬紫阳乾溪清真寺后”。海昌翼之孙海应红由山界迁居桃花坪,死后“葬桃花坪新坟山”。北山乡北山村的海姓,则是一九一二年,由第十五代的海永绪之妻率其四个儿子,由邵阳县艮仙桥鹤田海家迁来定居。

蔡氏是明洪武二年从南京迁至宝庆的。《邵陵蔡氏族谱》记载:“指挥佥事公,姓蔡氏,讳能,字澄远,先世江南淮安之山阳人,耕读相传,谨守清规。元末,家南京江宁城南门外冈上回回营,礼拜寺名红庙,宅近于斯,人才德迈众。洪武二年,授指挥佥事,司命同国公平南省,一到即服,无伤百姓。唯宝庆为元将唐隆道据逆。公协同主将攻隆道,不战而屈,上令公镇守宝庆”。《宝庆府志》记载:“指挥蔡氏能,山阳人,洪武中佥事”。《蔡氏族谱》查悉,蔡氏从第十代开始由邵阳向外地迁徙。第九代的蔡太训次子蔡光礼迁居隆回,蔡光礼之妻胡氏,“葬隆回六都石丰寨桐子田”。第十一代的蔡守魁,其妻欧阳氏,生于清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0一年),死于乾隆六年(公元一七四二年),“葬隆回六都梅塘界”。以后至十四代均葬于此。据上述记载,蔡氏第十代迁来隆回的时间,约在清代前期。现在居住桃花坪的蔡姓,大约是在清道光至咸丰年间,由第十四代的蔡宏仪和第十五代的蔡运福开始,从邵阳迁来这里定居,蔡宏仪“葬洪庵堂公山”,蔡运福“葬桃市二形山”,到现在已七代人。

上述马、张、苏、海、蔡各姓氏族谱中关于其始祖迁来宝庆的时间、地点及居住情况,与《宝庆府志》中的记载相符。由此告诉我们:

第一,隆回与邵阳的回族同出一源,隆回回族是宝庆回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回族人的始祖,都是明洪武元年和洪武二年从南京和北京等地迁徙而来的,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由于有较长的历史,这些回族人居住和开发的地方,都是以其姓氏而得名,如邵阳市的马家巷、马家院子、苏家巷、苏家冲、张家冲、海家港、蔡家坪,隆回的马家渡、山界马家冲等地名,都是由此而来。成了这里回族历史发展的象征。

第二,这些回族人的始祖,多数是从军带兵的将领,在明初授以“指挥”、“佥事”及“百户”等职。并且各姓氏的族谱都记载了其居住和墓葬地,主要在宝庆西关外有一个较大的演武场,抗日前将演武场修建了飞机坪,抗日战争初期扩大飞机坪时,还发掘有盔甲和宝剑,说明这里历史上是练兵和重要的驻军扎营之地。现在的马家院子、苏家巷、海家巷、蔡家坪、张家的香花园,马、张、苏、海、蔡等姓的大片墓地以及各姓过去所建的宗祠,都分布在离原演武场不远的地带。从文字记载和住地分布情况看,这些回族人的始祖系军人身份是确信无疑的。

第三,征调和用兵是回族始祖从外地迁徙宝庆的主要原因。随后又有一部分因出征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而分布西南各省。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回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使他们背井离乡迁居异地。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为回族散居各地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是回族分布地域广阔的原因之一。而他们的后裔来隆回定居,经济上的原因是主要的,随着人口的增长,环境条件的限制,为了寻找生活出路而陆续迁来这里居住。

隆回的回族,除了上述五姓外,在六百余年历史的发展中,又先后增加了郑、黄、丁、邓、刘、杨、石、李、陈等姓。

郑氏始祖原系荷香桥人,大约在清代初期,其人挑货郎担经常在山界马家冲一带卖货,与当地回民逐渐建立了友好关系,后来自愿“进教”,与山界四方井村一马姓回族女子成婚安家,生十子。长子、次子和第八子迁益阳,三子迁武冈米山乡,其余除少数迁麻阳县外,绝大部分居隆回,至现在已有十八代。留居隆回的现有五百余人,多数居山界回族乡,少数居桃花坪。

黄姓始祖,据有关资料记载,名叫黄万文,原籍“尤岭”(今武冈县龙崇乡),与三界乡毗邻,其人年青时,因家贫,于清乾隆年间到山界架视冲给一马姓回民牧牛,马见其忠厚可靠,托媒完婚,进教定居该地,生六子。黄不仅和当地群众关系好,而且与“尤岭”今老家的人关系亦很密切。其后裔于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与马姓、郑姓等回民一起,在架视冲修建了清真西寺。至今黄姓已有十二代,除少数人迁徙外地外,大部分居山界回族乡,还有一部分居北山和桃洪镇,本县现有七百余人。

丁、邓等姓回族,情况亦相类似,多数源于回汉通婚“进教”,一般都有二百多年历史。人口二、三百左右。还有少部分其他姓氏的回族,一般系经商者及小手工业者,解放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从外地调来隆回工作的一些回族,虽然人数不多,也是隆回回族来源的一个方面。

隆回的回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和汉族兄弟一道,和睦相处,战天斗地,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表现了回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人民。隆回回族的历史,也是回汉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历史。

 

 

隆回回族的丧葬及其特点

马道明

 

隆回回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许多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风俗习惯。就丧葬而言,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有明显不同。这里仅就治丧的做法及其特点,做一简要介绍。

回族人死后,家里的亲人首先要在卧室铺一床席子于地,将亡者移于席子上,瞑其口目,顺其手足,头北足南或者头东足西,仰卧头稍高,面部稍向西倾,脱去外衣再用白布或被单覆盖。随即派人向亲友发出讣告,迅速组织人员料理丧事,并速派人挖掘墓坑,俗称挖“真井”。 同时,要备白布为亡者做殓衣,回民俗称做“克番”。男的做克番三件,即“大卧单”、“小卧单”、“衬衣”。大卧单长如其身,又上下各余七寸,宽四尺五寸;小卧单长如其身,上下无余,宽四尽;衬衣之长,男的自肩至踝,宽二尺,背腹两面,开缝于肩。女的做克番五件,除以上三件外,另加裹胸布和盖头布各一件,裹胸布长三尺,宽一尺二、三寸,用以裹周胸,盖头布长三尺。

备殓后,将亡者进行洗礼,回民俗语称洗“默宜特”。行洗礼的人员应先沐浴净身。洗礼一般由四人在室内进行,外人不能入内。男的由男人洗,女的由女人洗。洗时先将亡者放在长形洗盆内,洗盆斜放,头高足低,下端有孔排水。洗礼实行淋浴,由两人用汤瓶壶浇温水,另两人戴上白手套用洁净毛巾洗涤,按照先上后下,先右后左的顺序洗遍全身。洗上、下分别用两块毛巾。洗后,再分别用毛巾擦抹,有条件的另用七张细皮纸抹干身上的水渍。然后将亡者安放在事先备好的克番上。克番摆放的顺序是:大卧单在外,小卧单放在中间,衬衣为最里层。放好后,由内而外,逐层包裹,包好后再用白布系腰,又将大卧单两端扎紧。包扎完毕,将亡者放入“塔卜”(专用于抬尸出殡的公用木匣,平时存放清真寺)内,随即举行殡礼。

殡礼又叫站礼,回民俗称站“者那则”。在住宅院内宽敝干净的地方进行,城镇即在清真寺举行。先将盛亡者的塔卜放于殡礼处的西面,并铺席于地上(有的则用干净晒簟或稻草铺地代席)。殡礼由阿訇主持,亡者的儿子、亲属及亡者的生前友好参加,本清真寺和邻近清真寺的阿訇、老师傅都参加。参加殡礼的人必须先沐浴净身,头戴白帽。殡礼时,焚香,参加者脱鞋站于席上,面对亡者,领殡者在前,其余人员分班立于领者之后。先向亡者默哀,再由阿訇念经。礼毕,所有人员一起送至墓地安葬。安葬时,先将塔卜盖拿开,三至四人将遗体抬出来,慢慢地、轻轻地仰放于墓穴内,头稍偏西,再将头一端克番的扎结解开,露出面部,让亲人最后看一次,告别遗体之后又将布盖上。然后盖木掩土。埋葬时,阿訇还要长篇念诵《古兰经》。安葬后四十天内,其儿子或亲属要陪同阿訇或老师傅于每天破晓前去墓地游坟。此外,在当年内,逢七日、四十日、百日和周年,亦要请阿訇或老师傅游坟、念经、做油香。以后,每年凡死者的生日和死日,都亦如此,以示纪念。

隆回回族的丧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丧事从速从简。回族人历来主张速葬和节从俭办丧事。人死后,迅速处理丧事,能当天出葬的当天葬,当天出葬来不及的第二天一定葬,不能将亡者放在家里久停。回民认为,人死后放在家里久停不出葬,是“糟贱了亡人,连累了活人”。远离家乡在外地去世者,一般都就地安葬,不主张远道运尸回乡。同时,治丧不讲排场,除了为亲戚朋友、阿訇、老师傅及帮助处理丧务的人员适当办理餐外,其余一般不请客、不受礼;治丧不鸣炮奏乐,不吹吹打打,不跪跪拜拜;举哀只是内心的悲痛和流泪或低声哭泣,不嚎啕大哭。经济开支上,除治丧必须用的以外,能省的则省,一切从节约出发,不搞铺张浪费。

二是葬礼不分等级。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回族人死后,不管是高官权贵,富户豪门,还是贫民百姓,鳏寡孤独,不分男女老少,都是用白布裹身。富者不能用绫罗绸缎,贫者同样以白布包裹。家境十分贫困而无力处丧者,回民互相捐赠资助办理丧事。墓地各人只占一穴,谁也不能多占地盘。举行的葬礼都一个样,无任何特殊例外。

三是不带贵重物品随葬。回民常用朴素的人生观来解释说,人的出生,并没有带任何财物而来,死后也不应带财产而去,叫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们认为带财产和贵重物品随葬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因此提倡和实行将死者的一部分财物舍给别人,使贫困者得到救济。

四是实行土葬。回族人历来实行土葬,不用棺材。由于我国南方一带雨水多,土质松软易塌,因此,隆回的回族土葬时,习惯用木椁,回民俗称“撒弥”。撒弥多用杉树(也有的用柏树)园木为料做成,镶嵌在墓坑内的四周,上有盖,下无底,有的更简便,只有木盖。即掘墓坑至一定深度时,再在其中按规格挖好墓穴,安葬时,将木盖横盖在墓穴之上即可。所以俗称“横材”。不论何种形式,死者的遗体是直接安放在土上的。回民认为,人死后之所以要土葬,是因为万物土中生,土中灭,土生土养,入土为安。

五是墓不择地,葬不择时。回族人不信风水地脉,墓地只要求土质干爽坚实即可,不请风水先生看地。同时,出葬亦不择时,只要丧事料理好了,随时可以出葬。丧葬时不搞封建迷信活动,出殡途中,不绕道,不停留,始终保持一种肃穆、悲哀的气氛。

这就是隆回回族人在丧葬上的传统风俗习惯。

 

 

伊斯兰教

传入隆回以后的概况

马翔云  马吉和

 

伊斯兰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之一,我国历史上称“回回教”、“天方教”或“清真教”。传入我国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据有关文字资料记载,伊斯兰教传入隆回迄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据《金陵马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宝庆府西关外马姓回族迁来隆回,先住马家渡(今天福乡),后迁马家冲(今山界乡)。随后,张、苏、海、蔡等姓回民从宝庆陆续移居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姓回民人口陆续增加,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首先在山界回族乡老屋村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取名为“清真古寺”。在长期与汉族的交往中,隆回回族在衣着和语言上与当地汉族已没有多大差别,但在婚、丧、喜、庆和生活方面,仍然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本民族的传统习惯。回族都信奉伊斯兰教,笃信“安拉”,①,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还给教徒规定“五功”、“六信”②,他们长期遵循同姓不结婚的原则,多与异姓回族通婚;在丧事上主张速办,一切从简;在庆祝节日时,都到清真寺会礼,主要有三大节日(古尔邦节、圣纪节、开斋节);在生活上,以大米、面粉为主粮,杂以玉米、黄豆、红薯、高粱等辅之,肉类以牛、羊、鸡、鸭、鱼为主,但禽畜均须请阿訇或寺师傅下刀,忌食猪、马、驴、骡、和凶猛禽兽之肉,忌用猪油,不吃自死动物肉和动物血,食用植物油。

清代以后,地方各给政权和文化机构中任职作官的穆斯林渐多,“官迹所至,因官寓家”建立家园,兴建清真寺之事为数不少,并凭借其政治、经济力量,扩大穆斯林地盘,培育“海里法”③,传播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由山界乡向邻近城乡发展。这时,由于从军、出仕、经商、掌教、回汉通婚“进教”等多种原因,由原来的马、张、邓、李等姓,至解放前夕人口已发展到四千多。

隆回回族居住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主要聚居在一区一镇。七千人以上的有紫阳区的山界回族乡,二千人以上的有桃洪镇,其余则散杂居在紫阳区的罗白乡、天福乡、北山乡、桃花坪乡和五里乡等地。一九八五年统计,全县共有回族一万一千六百余人。

 

一、清真寺的兴建和分布

 

隆回的清真寺几个朝代都有修建。第一座清真寺(山界乡老屋村清真古寺),建于明代,至民国年间先后共修建了十座(山界回族乡五座,北山乡二座,桃洪镇二座,罗白乡一座)。清真寺的修建,主要依靠当地穆斯林捐款、献工、送料,还有外地穆斯林的赠款。据各寺碑文记载:雍正五年修建东寺,乾隆三十三年修建南寺,道光十年修建北寺,道光二十年修建西寺。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部分回民从农村来到桃洪镇,开始从事经商活动,因宗教活动的需要,于道光七年修建桃花坪清真寺,总计捐款八十六万八千文,其中资助单位有长沙清真寺、沅州府童溪口清真寺、邵东白鹤潭清真寺等七处。到民国五年和民国十五年,先后修建起北山乡的大山冲及聂家亭两所清真寺。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修建了罗白清真寺和紫阳清真寺(紫阳清真寺是山界乡南寺村马富恩阿訇私人修建赠送的)。老屋清真寺古寺,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虽几经复修,仍保留原古老风貌,可容纳二百人礼拜。桃花坪清真寺是桃洪镇穆斯林进行节日会礼活动的中心场所,一九四五年日寇入侵轰炸破坏,后经维修,是目前隆回保护较完好的一座清真寺。

清真寺主要由阿訇和“乡老会”或“寺董会”管理。阿訇负责掌教并传授阿文。乡老会一般由年长有威信的回民担任,负责管理寺产,聘请、辞退阿訇,组织三大节日等活动。还有常住清真寺的寺师傅,负责回民的宰牲,打扫卫生及一切勤杂事务。

二、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活动

隆回伊斯兰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培养经生,翻译经典和教规教义,以及创办回汉兼收的初高小学校。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清时,有了清真寺的活动场所,就聘请阿訇,招收经生,传授宗教初级知识,并兼学武术。当时山界乡古寺有田十二亩多,东寺有寺田三十多亩,西寺有十九亩多,各清真寺每年收入几十担谷,聘请阿訇经费较宽裕,因而每个清真寺都有经生十多名,外地经生来该寺求学,还可免费膳食。经生除学《古兰经》和“教义”、“圣训”以外,还要兼学武术,一则强身,二则反抗民族压迫。

2、一九一九年,由于受到西北省诸省宗教革新的影响,隆回伊斯兰教曾展开了新老两派的争论,最后,宗教革新推动了中文、阿拉伯文兼授的新式学校的兴起。二十年代初,广西桂林市的以少芝阿訇来隆回山界古寺掌教(属革新派),他通过“主麻日”④讲经的机会,以《古兰经》、《圣训》为依据,反对李阿訇(南寺掌教澧县人)带领穆斯林去石岩洞祈祷求雨的作法,并充许回汉通婚,但汉族一方必须“进教”充许回民种植烟叶,发展经济,并大力提倡中、阿文同时兼授,当时影响很大,结果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少芝阿訇只好辞职回广西。三十年代末,山界乡的马玉成、马福成到河南、陕西、宁夏等地求学归来,积极主张革新,得到广大穆斯林的支持,在隆回回民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四十年代以桃花坪清真寺等地保送了十余名优秀学生前往广西桂林成达师范深造,后来都成为隆回回族中的掌教阿訇或教师。

3、一九八二年,以桃花坪清真寺为中心,经堂教育与文化教育开始分家,新建了群贤小学,清真寺内仍保留专学阿文的经文班。四十年代,山界古寺也办起了保国小学。

三、清末以来主持宗教事务的知名人士

伊斯兰教传入宝庆早期,是由随军阿訇掌教,传入隆回后,已是聘请阿訇。光绪年间,由本地经生中选优保送到外省进修,形成了本地阿訇班子,其中较为出名的有:

苏金魁(又名苏成璋),桃洪镇人,生于一八七三年,青年时在西北甘肃等地专学阿文,一九0七年曾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警监学校,回国后在桃花坪等清真寺掌教,一九四四年病故。

马玉郎(?—1926年),山界乡民族村人,长于经堂教学,好书法,曾在古寺、东寺掌教。

马福玖(18641936年),山界乡老屋村人,年轻时曾在桂林市西门清真寺学阿文,擅长阿文书法,隆回各清真寺的大殿均有他的墨迹,在清真古寺掌教多年,称大阿訇。是邵阳、隆回有名的阿文书法家。

马玉成(19001982年),山界乡民族村人,年轻时曾去广西、河南、陕西、宁夏等念经,一九三四年在宁夏葛甘大阿訇处“穿衣”出寺,会波斯语,对阿文造旨较深,是宣传宗教革新的代表人物。曾在桂林市西门清真寺当阿訇,解放后一直在桃花坪清真寺掌教。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湖南省分会武冈支部干事,一九五七年七月当选为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一九五八年出席西北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大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第二届第二次委员会,一九五九年二月参加编修湖南省宗教志,同年为省政协第二届委员。

丁振异(19001955年),罗白乡罗白村人,青年时期曾在广西、河南、甘肃等地专习阿文,学成后,先在海南岛崖县回辉清真寺掌教,后去广西桂林市西门清真寺掌教。

解放后,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引下,十个清真寺得到不同程度的复修,寺产仍归清真寺所有,宗教界人士得到了党的尊重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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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按拉:即真主。

②五功六信:五功即念《古兰经》,礼五时拜,持天命斋,撒天课财,朝圣源地(简称念、礼、斋、课、朝);六信:即信真主、信天仙、信经典、信圣人、信后世、信前定。

③“海里法”:即经文班学生。

④主麻日:伊斯兰教每星期五的聚礼日叫主麻日。

 

隆回基督教简介

赵腓力  奉泽芝

民国初年,我县基督教活动日趋频繁,为适应宗教活动的需要,各地基督教堂陆续建成,到一九四九年止,我县境内除以桃花坪为中心的基督教会以外,分布在全县各地的基督教堂有六个,祷告所有两个。均属德国基督教差会,分布在各地的统称为“内地会”。现根据我俩的回忆,简介如下:

桃花坪基督教内地会,成立于民国初年,为了修建教堂,民国十二年十二月购买坳街上张家山(今前进街)土地竣工。该教堂建筑规模颇大,前后及左侧均系楼房,为传道人的住宅,后有小园,可育花种菜。建筑经费由德国基督教差会汇寄。先后在这里传教的德国牧师有蒲立德、安富德、石牧师、李牧师等人,传教士有毕、夏、卜、米等。这些德国未婚女教士,都是来自母家医院的医生,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才相继离去。此后,国内传教人员何源池、李希贤、刘汉兰、戴觉恩、朱慕真等,先后在此传教,共发展信徒百余人。在此期间,桃花坪内地会与德国教士一道在教堂内开办了德华学校,每期有学生百余人,历时三年,搬迁邵阳。教堂内还附设有医院,为贫民免费治疗。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基督教会停止汇款,德藉教士返回。桃花坪基督教会福音堂为自己主持,成立了董事会,一九四八年邵阳基督教派赵腓力教士来桃花坪主持教会事务。解放后,在上级教会的倡导下,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进行过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及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并正式成立了隆回基督教会,赵腓力为主任,何福元为副主任,徐德安、王保罗、罗茂生为委员,负责主理教会一切事务。

内地会十里山福音堂,是步桃花坪福音堂之后设立的,信徒近五十余人,有德藉守母家的女教师葛能贞,中国传道员先后有石英群、曹立德、何琼台等。在教堂内办有一所启智小学,半工半续,历时一年多,因民国十六年农民运动停办。德籍葛教师又来此地传教。抗战期间,因经济来源短缺,李教师又回国,教堂因无人主持而活动休束。

内地会荷香桥福音堂,是桃花坪福音堂的分会,仅有传道李繁春一人主持。开始有工资,一九三七年以后,内地会经济来源断绝,李回老家曾家坳,教堂从此有名无实,教友亦寥寥无几,解放前夕自行停止活动。

内地会司门前福音堂,是十里山福音堂的分会。开始有阳汉高料理教务,有男女教友十多人,阳老死后,教会无人照料,又无经费,活动停止。

内地会小沙江福音堂,是十里山福音堂的分会。原由传道员罗仲光住堂负责,有男女教友十余人。罗后去云南,由奉成安代管,奉不懂教道,教会财产被他出卖,致使该堂自行消失。

内地会白面江福音堂,属十里山福音堂分会。设虎形山奉成安家。德藉教师见此少数民族地区,贫苦瑶民多,每逢荒年青黄不接之际,购粮布施救济,还投资购买田地交奉成安经管,作为办教费用。奉以信教为名,交结“洋人”,为虎作伥,卖掉教会产业据为己有,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散心失信,活动无法开展下去,至今仅有一、二个老教友承认自己是信徒。

内地会滩头福音堂,原属邵阳市基督教分会。先后有伍吉甫、刘周清、唐振兴、罗松林、邬允、易文彬、张公法等传道员,信教人数先后约有近百人,现尚有十余人信教。因无一定堂址和专人主持,解放后已无宗教活动。

此外十里山福音堂在鸟树下邹长美家和大水田高凤圣家分别设有祷告所,两地祷告所曾有教友十余人,十里山福音堂停止活动后,两地祷告所也相应撤销。

方志    整理

我所知道的桃花坪清真寺

马翔云

我是宗教界人士,公公、爷爷、父亲和兄弟都是阿訇出身。因此,比较了解清真寺的发展历史。桃花坪清真寺的历史,是我公公口传下来的。

隆回的回族,据《马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来。据传明代末期,我县第一座清真古寺在山界乡老屋村建成。此后,清雍正五年(1728年)修东寺。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修南寺。嘉庆年间,开始筹建桃花坪清真寺,当时各地到桃花坪来经商的回民日渐增多,为了适应宗教活动的需要,回民自筹资金,在桃花坪横街(今和平街)买下地基,开始破土动工。道光七年(1828年)竣工,为一正(三座大殿)一横(礼堂、住房、厨房、水房)合成。当时,算是桃花坪的一项大型建筑物。寺内有碑记,其碑文是:
      
亘古维新
   
原夫道有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两仪立焉。而其根亦本于无极,此吾教所遵,造化天地万物之真宰,名虽殊而理则一也。盖吾教之设,肪于西域天方,圣圣相承,历久常新。自随开皇,景慕其道,遣使接入中朝。嗣后唐宋元明以及本朝历代皇帝,莫不褒崇。故省会大邑,京都名区,悉准讲学立教,建设清真古寺。独我桃市久未修建,心耿耿焉。是以公议,师长乡老在本街同教人等极力捐收,为数无多,兹幸从亲努力解囊乐输,勉修清真寺一所,忌敢云大启尔,宇为一市壮观。远者可以暂驻,近者可以常亲,师长训戒有方,子弟率由有序,蔗儿乎拜我之。

皇清道光七年岁次丁亥花朝月吉日。本街同教纠首敬立。
   
道光廿一年(1842年),随着外来回民的不断增多,这里经商贸易集中。在回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续修了后殿。由于当时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桃花坪的回民耽心打乱修建清真寺的预定计划,因此提前动工,工程较为草率。续修后殿的碑记是:
   
粤稽本寺建修清真寺,始辛已终壬午,殿宇学堂规为粗就。所以不敢大启尔宇者,盖以资艰人少之故。返来家于斯贸迁兹士者日盛一日。每逢斋节礼拜不下百余人。殿宇颇形狭隘。同教集议续修。佥曰:“善!”随即量捐,幸俱乐解囊,一朝而笔诸薄者,不仅以百金计。爰纠工亢村,续修于老殿后,合成大观。是役也,费不冗而功易竟,是皆各公之处诚宗奉故。
   
大清道光二十一年岁次辛丑孟秒月吉日且首事等同立。
   
咸丰八年(1859年),清真寺新建前门牌头,同时在清真寺隔壁修了七间铺店。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将道光二十一年(1842年)修建的后殿重新修缮。光绪三十年(1905年),清真寺横寺前栋拆除,并略为扩大,复修一新。光绪三十一年,又加修了清真寺后栋(重修后殿和复修横寺碑文在1953年被毁)。

宣统二年(1910年),横寺复修正厅,用余款买下石头塘(今永红街)的十二间铺店作为清真寺寺产。至此,清真寺初具规模:有花园、花台、鱼缸、几幅“金”字大匾,还有精致的化字塔。不少军界、政界和商界的回民还经常给清真寺捐款和赠送田土、山林,不断扩大了寺产。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在苏抱樵先生为主的一些回族开明人士的倡导和努力下,清真寺先后卖掉了本镇小井边的田产和石头塘的十二座铺店,逐渐建成和发展了群贤学校。现保存下来的建校碑文是:
       
建修校碑
   
原夫经堂、学校本无歧异,其目的均培养吾教子弟,但经堂守清规,绝弦管之声。学校重科学,尚体操,以故每多龃龉。原有学校地址与经堂毗连,同人等以学校逼近经堂,有碍清规,不吝重资,解囊造成斯校。
   
中华民国十七年岁次戊辰孟春
   
抗日战争时期,桃花坪清真寺苏醒明、马凤华(现在夫妇都在台湾,男孩在日本东京大学,女孩在意大利米兰大学)等人在该寺建立过抗日救国协会,苏抱樵是该协进会的主要成员。
   
一九四五年,清真寺七间铺店被日寇放火烧毁,清真寺也遭受损失,无法在这块空地上另行修建。当时,这里正是交通要道,生意兴隆,很多加民争着在这快好地修建店铺营业。在“佃修东得”的前提下,由苏贤臣、苏长恩、苏德庆、张炳生等六户在此基地上重修了店铺。允许建房者八年内不出租,八年后铺店所有权归清真寺,修建户有优先租住权。
   
一九五一年,我父亲马玉成被聘任为桃花坪清真寺阿訇。清真寺的负责人和回民群众,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主动、自觉地把清真寺的田土、山林共八十余亩,全部送给了国家,仅留下七间铺店,做清真寺寺产。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前,我父亲在此任教,学生多而广,除本县的外,还有外县、外省的。
   
一九五三年重修桃花坪清真寺大殿。我父亲带队到广西、广州、上海等地,四处募捐集资。我县回民更加热情资助,积极捐款、献工、出料,通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再次修复了大殿。同时维修了厨房、水房。前门牌楼在原有的基础上也加高了一倍。

“文革”中,桃花坪清真寺横寺礼堂正厅的金匾《其尊无对》的金粉被刮去,大殿上好几幅金匾也同样受到破坏,精致的化字塔被拆,花园和石凳、石椅、花台、花架被搬走;桂花树、石榴树被砍掉;还有好几快石碑上的字也被破坏。寺内的桌、椅、板凳全部搬走,大殿殿板大部分被破坏。清真寺二门的《开支古教》被红卫兵砸烂。头门的《清真寺》也被捣毁,一批有价值的经文被抄走。随着党的宗教政策不断落实,我被聘为桃花坪清真寺阿訇。建立和健全了寺内的组织机构。广大穆斯林教民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自己动手维修清真寺。经过几年的大小维修,大殿内外,全部用油漆涂刷一新。寺内有电灯,有自来水,水房也维修好了。由于财源有限,桃花坪清真寺要恢复到原貌,还须进一步努力。

这所清真寺,历代开学的阿訇大致是(按年代先后排列),马玉朗、马宝初、马富致、郑连生、邓永兴、苏祯魁,还有外县的海宝庆、海庭云、李五匕、李柏三,外省的杨阿訇。抗日战争以来至现在的有:马富恩、海泽臣、海四荃和我们父子俩。

这些阿訇中,曾参加过天房(阿拉伯半麦加城)朝观的只有海庭云阿訇。现在他的子孙都在海南岛。我县的马福玖阿訇,是湖南有名的经文书法大师。他经书两通,不但阿拉伯文美术字写得好,中文字也写得出色,特别是美术画画得逼真、精细。他最喜欢写经文对联,都是画中藏经(即阿拉伯文),经中藏字,很有艺术价值,至今湖广两省还留有他的笔迹。

我们最近测量整个清真寺,占地面积为1545.51平方米,其中铺店为1008.17平方米,学校为5000平方米,清真寺为1537.34平方米。这是全省占地面积最大的清真寺之一。这所清真寺,虽然许多古老文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现在还有校碑两块,寺碑十五块。如今这十七块碑记林立于清真寺头门。它们如实地保留着这所清真寺的古老历史,为后代人们的考究留下了可靠的佐证和依据。

一所历史悠久的瑶族学校
——开化小学

刘桐柏

开化小学是我县历史悠久的一所瑶族学校,位于白马山北麓的虎形山瑶族乡,在瑶族聚居的高寒山区。长期以来,瑶族人民大多数不懂汉族语言,生活困苦,文化落后。一九一三年,当地瑶官奉成国在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影响下,发动瑶胞捐献,办起了这所学校,取名“开化小学”。意在开发智力,发展经济,促进瑶族进化。当时招收学生二十余人,多系瑶族子弟。学校由奉成国担任董事,从外地请来魏育林先生任教。开设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等课程。校址先设在崇木凼沈成松家里,后又搬迁到虎形山村奉成安家。

一九一九年学校发展到四个年级,合为两个复式班教学,学生四十余人,为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学校搬迁到瑶族奉氏祠堂,同时增加了瑶族青年奉才主(又名奉才柏)到该校教书。

一九三一年奉鸿担任校长,步臣、奉道全担任教师。为了使一些贫困的瑶族子弟能读书识字,学校开办了夜校班,学生二十余人,免收学杂费,用桐油灯或竹片照明,坚持了三年之久。

一九四一年以后,学校进一步发展,教员逐渐增加,由刘士校担任校长,教师有孙吉书,孙佐周、欧阳南、欧阳满、魏梅南等。

一九四六年夏,原邵阳县县县长徐君虎到小沙江虎形山视察瑶族时,发现开化小学师资缺少,便亲笔批示,保送步道德、奉族会到邵阳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免费学习,又增派一位姓黎的老师到开化小学任教。现任县人大副主任奉锡耀,小沙江区教育办主任奉修平等二十余名中小学教师均在该校读过书。

一九五0年学生增长到六十多人,学校由村农会领导。一九五二年春,学校班级增加,原校舍已不够用,改作了乡卫生院,另建校舍,搬迁今学校所在地。同时改名为虎形山小学。

一所回民创办的学校
——群贤学校
中林 吉和 日初

群贤学校,是隆回县回民群众兴办的一所回民学校。它的前身系邵阳偕进学校第一分校。创建于公元一九一二年二月,校舍在桃花坪清真寺内。由一个教室发展到两个教室,设复式班两个,含小学一至四个年级。由苏抱樵、苏瑜璋、苏菊畦、苏焕然、马德成等人为主创办,后来苏抱樵去上海立达学园工作,由苏焕然担任校长,著名的张岫山先生是该校第一任教师。

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学校规模也逐渐扩大。一九二八年,苏抱樵先生一度回到隆回,主持办学工作,在桃花坪清真寺寺董会及回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卖掉了清真寺所属的小井边一片田产,在清真寺寺院背后开辟了一片校园,(即今群贤学校校园),当时修建了一栋四间教室的平房,一座办公室和一栋教工宿舍。至此,校舍初具规模,苏抱樵先生亲自命名为“群贤学校”,并不再隶属偕进学校。

群贤学校正式建立后,非常重视教育质量,治学严谨,校风良好,培养了不少优等生,因此在社会上颇负盛名。一九三三年,苏抱樵先生告别了上海立达学园,回校亲自主持校务。为了适应学校日益发展的需要,抱樵先生再次在寺董会和回民群众的支持下,出卖了石粒塘十二间铺子的寺产,又增修了一栋教室,一栋学生宿舍和一间回族食堂。办学规模发展到高小。

九四0年,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入校学生的要求,群贤学校决定第三次扩建校舍。苏抱樵先生在广大回民中广泛发动,很快募捐了一笔资材,回族群众基本上做到了“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加上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修成了一栋有六间教室、八间教工宿舍和三间大寝室的楼房。同时开辟了两个大操场,内设半球场两个,排球场一个,并配备有单双杠、滑板、秋千及跳高跳远等体育设施。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解放后,群贤学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一九五0年冬,苏抱樵先生和回民地区乡农会加强联系,推荐了一些有知识的年轻力量,重新组成新的校董会,加强了学校的组织工作和领导工作。一九五一年,中南民族事务慰问团来我县慰问,给全县回民赠送资金一千二百元,全县回民毅然转赠给群贤学校,山界回族乡的回民还特别给群贤学校送了三排抬梁,供学校扩建之用。慰问团还把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大幅锦旗送给了群贤学校,同时还赠送了一批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

一九五七年,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给群贤学校拨款一万五千元,木材一百立方米,修建了当时第一流的拥有六间教室的教学大楼。一九六二年秋,副省长周世钊亲临群贤学校视察工作。党和政府的关怀,使群贤小学焕发了新的风彩。

“文革”期间,群贤学校也未逃脱厄运。这所历史悠久的回民学校同样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和蹂躏,大批图书资料、教学仪器,特别是中南民族访问团赠送的锦旗均被抄走,解放后一直在这里负责多年的回族校长马中林被排挤出去。就连创办时命名的“群贤”二字也曾被风靡一时的“东风”所取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群贤学校不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同时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特别关注。群贤小学,以“一所历史悠久的回民小学”载入了邵阳地区的教育史册。省、地、市、县各级领导曾先后来校视察过工作,除调回原任回族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外,另又加强了学校领导力量,陆续增加了学校设施和大批师资。现在群贤学校已发展到十九个班,在校学生达一千三百余人,至此,群贤学校成了全县第一流的小学之一。

群贤学校至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为社会培养了不少的人才。尽管现在学校已由私办转为公办,师资的来源也不再司限于回族的范畴,但她的创建与发展,却是与我县广大回民群众的努力分不开的。

         

李泽亚  贺坤生

隆回县城桃花坪,历史悠久。早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0年),这里就辟为都梁县治。清道光十二年(公元一八三八年年在此设立三府衙门。一九四二年建桃洪镇。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后,隆回县治设此。

桃花坪地处湘中偏南,湘黔公路通过这里,又处资江上游,水陆交通方便,市场繁荣,商贾云集,人称“小南京”。据民国初年湘乡商民修建湘乡会馆(今县政府后院)时的捐款统计,当时从湘乡陆续到这里来经商的就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其中合太号、和太号、荣隆号等八户,资金都在万块银元以上。有人形容湘乡小贩来桃花坪经商时的喜悦心情,说是“头上戴个烂斗篷,肩上挑着烂皮箩,走到白竹桥(距桃花坪约八里),把斗篷往河中丢:‘到桃花坪发财去!’”那时集市南端的赧水河岸,晚上经常停靠货船一百余艘,为了方便装卸,商民们自动集资修建码头。这个码头长约二百米,最低的地方有三层石级,最高的石壁达十米以上。来往于湘鄂两省的船民称赞,这码头胜过汉口!人们说:“天下江,算洪江,桃花坪码头盖天下”。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会就应运而生了。

一九一三年春,经上海工商部批准,成立桃花坪商会,并颁发铜印一枚,文曰:“湖南桃花坪商会印”。同年五月,宣告正式成立,选出曾志光为首届会长,内设武职一席,由陈显发任团长,管辖六都寨、荷香桥、滩头等镇的工商业。会址在今工商上街蔬菜场门市部,肉食水产门市部、环境卫生站以及县委职工宿舍前部分。有砖木结构房屋一栋,中有天井,后有厅堂,两廓有办公室和宿舍,整个建筑面积约四百平方米。这时,全市工商业者有三百余家,资金雄厚的达万余银元,少的几千元,经营百合、土布、木材、土纸等。百合每年购销十余万斤,土布远销湘西各地,中小工商户,资金数百至千元不等,经营项目有:油、盐、柴、米、布匹、百货、土特产和生产工具等。

一九二一年春,商会改造,苏祥麟任会长,杨光汉任团长。这时市场经济有所发展,仅卖猪肉的就有八十多家,卖牛肉的二十多家。每天上市的人络绎不绝,尤其是逢戊日(每十天有个戊日),人数更多,估计上万人。

一九二四年春,商会易人,选出胡常山为会长,刘海青任团长。这时土匪猖獗,乡间抢劫之风,时有所闻。谣言四起,叫喊进街抢掠,弄得人心惶惶,一夕数惊。为了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商民自动捐款,购买长枪三十支,聘请蔡松山任队长,日夜放哨巡逻,市场还算安宁,不料到一九二六年农历五月初八日,匪首龙运芳(绰号龙大哥)纠集匪徒五百余人,持有长枪十余支,有的持刀拿棒,有的赤手空拳,窜进桃花坪,到处抢抄,大小商户被洗劫一空,商团的全部枪支和商会的印章也被劫去。经过这次抢劫,市场元气大伤,大户陆续迁往邵阳,使桃花坪商业衰退达二年之久。

一九二八年春,经宝庆府批准,恢复原有商会,颁发木印一枚,文曰:“宝庆桃花坪商会鉴印”,仅管辖桃花坪一地,选出王上四任会长。这时,由于几个大户外迁,中小工商户有较大发展。

一九三二年春,商会改选,由陈毓青任会长。这时市场上度量很混乱,由商会负责校准,并订出公约,不准短尺少两,掺杂使假,商业信誉提高,市场为之一振。有些商户就利用这种信誉,印发铜元纸币,每张铜元纸币一千文(即一串钱,计铜元五十个,每个二十文)。可以随时兑换,顾客乐意接收。部分商户趁机滥发纸币,买空卖空,以致纸币满天飞,倒闭破产者不少,顾客拿到纸币兑换不到铜元,叫苦连天。二、三年后,纸币就自行废止了。有个姓蔡的,经营篾货业,也发行大量纸币,不久就倒闭了,他也逃去外地。过了好几年,他回来了,赚了一笔钱,仍然在店门口写出公告,兑换他原来发行的纸币,可是这时顾客保存的纸币却寥寥无几了。

一九三五年春,商会改选,曾皆夫任会长。这时,商业有所发展,行业增多,遵照商会规章,成立了包括手工业在内的二十二个行业同业工会,选出了各行各业理事,商会设理事长。

一九四0年,商会改选,苏立夫任理事长。这时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东北一带,沈阳的国立东北中学,邵阳的宝郡联中,循程中学,偕进中学,相继迁来桃花坪,各地疏散来的人也不少。随着人口的增多,商户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到五百余家,就醋来说,本地是很少有人吃的,可是东北学生都喜欢吃醋,一时供不应求。有一家祖传醋店,这时就大发展,凭着几个酸水坛子赢利不少!

一九四五年春,商会选出曾伟初任理事长,贺坤生、罗庆云任常务理事。这年农历三月初八日,日寇侵入桃花坪。正当夕阳西下时,日寇放火焚烧坳街(今前进街)、横街(今和平街),七十余间店铺顷刻化为乌有。商会会址也被日寇炸毁。同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全镇商民鸣锣放炮,庆祝胜利。疏散到外地的商民陆续回市,市场又逐渐繁荣起来。这时,闻名省内外的豆豉业空前发展。由四户增至八户,每年生产豆豉约一百万斤,销往附近十多个县市,有些还远销贵州。可是当时征税机关林立,税目机关,收税不开票,一物数征,群众恨之入骨。有一次,商会负责人曾伟初,贺坤生代表商民前往税所论理,一时围观者达数十人。谭某理屈词穷,那些吃过苦头的人乘机喊打,谭某只好溜之大吉。

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商会工作也正常开展了。一九四六年春,在被日寇炸毁的商会旧址的废墟上,兴建了五间店铺,每间占地约一百平方米。那时由于商会经费不够,自己只筹资修建两间,一间作办公用,一间租给彭水和,其余三间地基出租给陈梅元、张清已、刘英等三人各修一间,妆时订立契约,言定使用期为十年,到期将基地连同建筑物一并交给商会。解放后,商会迁往建设街与工商下街的交叉路口。以后因开辟新马路,这座房屋就全被拆除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好形势刚刚开头,国民党政府挑起了内战。为挽救财政危机,大量印发纸币,票额有千元的、万元的。一九四八年又发行金圆券,群众说:“金圆券,今年转,明年不转”。果然几个月后就成了废纸。这时物价飞涨,一日数价。市场上只好以物易物,用大米来交换其他商品。商业户濒临破产,大户变小户,小户变摊贩,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农历八月二十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途经桃花坪向湘西进军。那时各店铺已关门停业,镇长、保长等上层人物早已逃之夭夭,商会代表曾伟初、贺坤生等当晚会见了部队首长余政委,答应筹集大米五十担,以解决部队急需。会见后,他们即分头串通了益源堂、长信斋、祥盛达等十多家商业大户凑齐。第二日清晨送交给解放军,解放军如数发给了大米票,待以后向地方政府领取。上午九时,商会在谢子如(当时商会工作人员)家召开了行业理事会,商讨如何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由于党的保护工商来的政策深得民心,临时疏散到外地的工商业户陆续返归,逐开门营业。

一九五0年十月,经政府批准,商会改组,成立了桃洪镇工商业联合会,选派张自省任主任委员,贺坤生、朱锡圭任常务委员。工商联组织商民学习有关工商政策和政府法令,开展合法经营,从此市场日趋繁荣。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商民们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出钱,“捐献飞机大炮”,超额完成了捐献计划,其中捐献三百元以上的有益源堂、祥盛达、长信斋等户。

一九五一年九月,工商联改选,选出朱镇球任主任,马道忠、唐生元任副主任,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下,商民积极经营,生活逐渐改善。他们把认购公债和缴纳税款作为一种最光荣的义务。

一九五三年秋,成立隆回县工商业联合会,选出李启文为主任,张浩安为副主任,领导工商业者学习对私改造和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工商业者的觉悟大大提高,个个自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纷纷申请参加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呈报政府批准,自动组织清产核资。月底,全镇五百八十三户工商业者及家属,敲锣打鼓,鸣炮挂彩,向县委和县政府报喜。一九五六年元旦,全镇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就正式开业。

一九五六年元旦,政府任命邹嘉寿为县工商联主任。同年八月,邵阳地区统战部,分批举办工商业者讲习班,每期学习三个月。我县工商界代表贺坤生、朱梅初等十六人分两批参加了学习。他们学习回来之后,工作积极,带领广大工商户从事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七年,全县工商界共有资从人员九百五十二人,分布在桃洪、寨市(今六都寨)、滩头、荷香桥四镇。其中桃洪镇五百八十三人,寨市一百四十一人,滩头一百二十二人,荷香桥一百零六人。这些人共有资本十万零二千一百八十四元。计:100以下的有七百三十二人;101500元的有一百八十人;501-1000元的有二十九人;1001-2000元的有六人;2001元以上的有五人(赵日新2405元、贺坤生2612元、陈吉会2889元、邹嘉寿7275元、刘春元3636元)。同时,全县有手工业者二千三百八十七人,百分之八十住在集镇。2000元以上的有三十一户。他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体工商业者发挥各自的才智,改善经营管理,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不幸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工商联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停止了活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引下,我县于一九八五年十月恢复了工商联,开展了正常活动,从此,我县商会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隆回黄金生产简史

黄镇

隆回是湖南重要产金县份之一,有脉金和砂金两种。石桥铺乡金山里的脉金矿床经风化雨洗,沿辰水河顺流而下贯通县境南北;九龙山地区风化的脉金矿石,向东、南、北三个方向的山涧小溪,流经大观、岩口、高平等地。长年累月,水推少淹,由脉金演变而成的砂金,随水冲流,归落溪河岸穴。截至目前为止,已居全县二十个乡镇发现了金矿资源,尤以六都寨、丁山、梅塘、岩口、大观、长鄄、石桥铺、大水田、兴隆、金潭、桐木桥、曾家坳、猫头岩等地更为丰富。据地质助理工程师张龙在《隆回县地质与矿产》一文中论述,经地质勘探测算,全县黄金储量有六点二七三吨(其中砂金六点00九吨,脉金0点二六四吨)之多,因此,隆因早已享有“遍地黄金”的盛誉。

一、                                                                                      矿源的发现

《隆回地名志》记载,我县许多与黄金有缘分的地方,诸如司门前的金潭,因河边有一深潭,潭内砂金丰富而得名;金石桥的黄金井,原名黄泥井,传说有人从井中得一“金盆”,遂改名黄金井;大观乡的黄金洞,因此地竹林茂密,遮天蔽日,阴暗如洞,溪中盛产黄金,故得此誉称;曾家坳乡的金盆村,因每家都有淘金用的“金盆”。故黄金与隆回人民的生产生活早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早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清朝咸丰年间,金潭地方就有“魏午庄淘金,睏眼闭有份”传闻,说是“魏午庄福气大”,只要呆在金场,产金就多,否则产金大减,所以,金农宁肯所他请在金场里睏眼闭也乐意给他一份。这虽属传说,不足为证,但御赐“海外天子”,官至两江总督的魏午庄青年时代却确实随同村民淘过金的。魏氏族谱载:魏午庄(又名魏光焘)自幼在家务农淘金,十九岁从军外出……。尤其魏午庄之子魏联石先生在《记先父魏光焘二三事》一文中更清楚地追述:“先父早年丧父,家世贫寒,兄弟六人,先父居长,在祖母的抚育下艰难度日,每当进山捡茅柴或不河淘沙金,都只能带一饭团果腹。“清咸丰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先父十九岁时出走从军……”,因此,他参与村民淘金当在清咸丰初年十五岁至十九岁之间,由此可见隆回那时就有人开采黄金。六都寨镇采金世家,现年六十二岁的阳金贵与其年高八十八岁的母亲追述,其祖父在年轻时也参加过淘金,这也是一百三十年前的事了。

但是,据我所获资料,大量的民窿采金还是在二十世纪初。省地质学家黎盛斯在《湖南省黄金地质概论》一书中称:“湖南从一九0五年开始,常年采金量维持在二万两上下,主要产地不下于五十处,盛产中心,有大油乡、六都寨,码头铺、南湾桥、新市等地。”

笔者实地考察获悉:县内的石桥铺、六都寨、白竹桥三处主要产金地区的采金情况是:

1、石桥铺(包括金潭、兴隆、金山里)地区。

一九二八年夏天,石桥铺村民陈叔秋在竹子坪河里淘到一颗金,重二两二钱。一九三五年秋冬时节,村民李灼华、陈均修、刘述堂等人,在石桥铺的小溪中发现沙金,沿溪流而上经青云洞、淘金凼、龙友屋场直至老茶园,各点沙金品位都较高,每人每天可采金二分左右。于是金农去集,最多人数达六百余人,高产时,日产黄金百两以上。因均属个体采金,技术落后,无法扩大生产规模,只有边采边丢,故金点时多时少,人数也是时集时散。一般是“农闲采金、农忙务农。”

一九四0年四月的一天,老茶园的山主刘述柏,发现自已山里一株尺围大的杉树被雨水冲倒,杉蔸拌砂土翻出。他见砂土中有含金“宝石”,当即取砂用水淘洗,得金一两三钱。村民闻讯,蜂拥进山,沿杉蔸追至风化的石缝中,取碎石淘洗亦有黄金。这就是隆回的第一个脉金矿——石桥金矿。

2、六都寨(含长源江、丁山、白田铺、朝阳铺、桐木桥)地区。

湖南省地质局十三勘探小组于一九五八年七月提供的地质报告称:“本矿位于白田、周家至兔子坳一带,长约二点五公里,宽约数百尺,在一九三0年前便由地主资本家开采过……。本区砂矿系石桥铺老茶园大山上之脉金经风化雨水冲洗而成。……金矿区自白田、周家至长源江,全长十五公里……。”

采金世家阳征贵追述,他曾在五十年代向当时健在的部分采金老农作过调查,六都寨地区的采金活动,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有少数金农在长源江(现初六都寨水库淹没)一带开始进行。

一九四0年,赵耀武率二百余人在长源江开办金场,日产黄金达三十多两。

一九四一年七月间的一天早晨,刘述德在洪江村中朗溪刘宏魁的采金场附近打小盆,淘到一个拳头大的金龟(砾石含金)重十二两,为了解决早饭米,当即把龟肚锤烂,破肚取金变卖换米,以致失掉了金龟的价值。

3、白竹坪(含九龙山、石界岭、杨家湾、黄金洞、大观、岩口、岩口溶洞)地区。

一九三一年冬,白竹坪一位单身老汉黎积宝在杨家湾第一次发现坡积砂金矿床。随即邀老长工阳连秋。同村好友黎干林、黎光朝等人,沿白竹坪小溪流断续生产,每人每天可采金一至二分,相继七年之久,到一九三八年因水土流失而被禁采。

一九四0年三月一日,村民聂贤清(混号毛猴子)在石界岭试盆发现沙金极富。

一九四二年,住在岩口大院子的一个裁缝师傅彭桂生,早年从军于唐生智部下,后逃跑回家,上山为匪被追办,彭用木筏划过岩口深潭,躲进溶洞避难,在洞内偶然发现砂金宝石。于第二年的九月间,彭裁缝将此事密告窑家凼的“同庚”好友陈从斗,计议进洞寻金。陈又邀蒋灼卿、阳友生、阳时达等人,夜深点着竹稿火把,从溶洞上游的岩门口往内试探,刚入洞口,便听到风声呼呼,疑为水响,认为“有水必有金”,于是决定进洞采金。第二天晚上,即随带金锄、金盆、金床等采金工具进洞。走了一里多路发现一处有十平方米的小沙洲(现名楼板河)试了两盆河沙,有三分多金,再前进一里多路试盆,得四分多金。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每天夜深进洞,天未亮回家,共干了四个晚上,采金一斤多,用杯平分(这就是后来传为“酒杯分金”的故事)。慢慢地在岩门口踩出了一条小路,被杉坪里村民彭富美等人发觉,消息传开,金农逐成百上千地拥进这个大自然溶洞。

溶洞全长六千四百○九米,宽二至一百三七米,高○点二至三十九米,一条○点五个流量的暗河,蜿蜓曲折地穿过溶洞。洞内岩穴遍布,砂石成堆,处处可以取砂淘金。众多的金农拥进洞内以后,为了区分地域,定点采金,人们根据洞内千姿百态的地形地貌特点,起了许多优美的地名。从溶洞进口顺暗河而下依次命名为狗獾眼、干岩里、小烂山、楼板河、焙屋石、金銮殿、洪口子、大凼子、滑油石、倒葫芦、大沙洲、清水河、大烂山、望云山、飞机坪、汽车路、狗肠河、金山寺、将军柱、四十八丘田、自呜钟、泵鼓石、狮子石等四十六个地名。一九六八年笔者与地质助理工程师张龙多次时洞实地勘察,又增补了黄鹤楼、葫芦楼、金砂楼三处命名,这就是溶洞流传至今的四十九处地名。

二、采金的发展

我县采金,随着时代的不同,有着不同的组织形式,归纳起来,大致有六个不同的阶段。

1、自发阶段:十九世纪四十年肛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近百年的慢长岁月中,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八国联军的入侵,清王朝屈辱赔款,再加上慈禧太后的奢侈玩尝,都需要大量的黄金支付,皇宫下旨号召开发黄金生产,使我们这个闭塞的山区村民也开始找金试采。但这个时期的采金活动,没有专业性的采金队伍,一般是由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合伙进行,有时是无意地发现矿源,随意采掘。全县采金人数在一百五十人左右,也只在金潭和六都寨这些矿源比较富集的表层进行开采。

2、动荡阶段: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的近五年时间里,是我县采金史上斗争最为激烈的动荡时期。
   
一九四○年前后,相继在老茶园、六都寨、白竹坪发现比较富集的金矿资源后,一时金农云集,资、官、封垂涎欲滴,争相涉足插手。
    
一九四○年夏,国民党兴隆乡乡长刘执中见金起意,委派乡队付赵耀武率领一排武警进驻老茶园以后,相继有伪兵团付司令李文的侄子李柱一、伪祁阳县县长魏云(魏家段人)、曾任过伪县长的阳纯(司门前人)、孙泽英(孙家垅人)、胡惕(邵阳人)、伪师长孙家康(孙家垅人)、伪新化县警察局长邹务之,以及醴陵籍的刘义甫、衡阳籍的康德等人纷纷上山(或派亲信)占股经营。最旺盛的时候近二百股入股经营(详见付表二),但都由官僚、地主、资本家所占领。当然,有时也因占股不均,分赃不匀发生纠葛,状告衙门。李柱一、刘执中因绘图写错公司名称,打了四年官司。
   
一九四○年伪兴隆乡乡队付赵耀武率二百余人在长源江开场采金,村民刘后发、刘顺发兄弟在金场附近打小盆,被赵发现阻止,并动手打伤刘氏兄弟。第二天刘氏家族聚集三百余人前去复架,并把金场捣毁,状告官府,中断采金。
   
四十年代初,六都寨地区聚集五千余人采金。都是弱肉强食,相互争斗。先后有刘尚武、周水林、周松林、刘良成、刘宏魁、刘述汉、阳再喜、刘汉章、刘江青、刘宏德等人分别领头,开办过金场,但往往是朝办夕散,很不稳定。一九四○年伪中和乡乡长阳呜鸣凤在白田铺开办的采金场,一天采出一个三斤半重的金龟,金农兴奋异常,当众过秤,并用红绸包扎加封。这时,阳鸣凤伙同亲信欧阳武、周楚国另外找一个同样大小的鹅卵石换了龟。拖了三个月启封,金龟变成了石头,金农气愤告状也无可奈何,只好散场了事。解放后,阳鸣凤、欧阳武、周楚国被人民政府枪决,“金龟换包”事件,都是他们的一条重要罪状。
   
动荡、争斗更为激烈的是白竹坪地区。这里在发现黄金资源富集的情形之后,很快出现了五股不同的势力。
   
① 当地黎、黄、彭三姓凭借地盘所有权和人多势众,扬言由三姓合采;
   
② 六都寨大地主周楚国凭借雇有采金技工,要上山办矿;
    
③ 新邵龙溪铺大官僚地主李柱一,派遣亲侄李卓帮、团付官王求仙率领一排人枪于一九四○年春进驻白竹坪,扬言要保护国家矿山资源(此处原属新化管辖),实则独霸办矿;
   
④ 滩头反动会道门同关善社会首向太山,亦以同善社名义要组织采金;
   
⑤ 当地村民聂贤清,单家独姓,清贫如洗,但性格刚直,不畏权势,很孚众望,常率众百余人,在各个已管占或未管占的区域间开采。
   
五股不同的势力,于同一时期在白竹坪这个方圆不足五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兴起,很快形成“五强割据”的局面,竞争纷纷,斗殴时起。一九四○年冬的一次排外斗殴,白竹坪以保长黎和清为首集中本地五百余人,与以周楚国为首的来自新化、六都寨等地的外来人三百余众发生的一场械斗。本地人埋伏在两边的深山竹林之中,一声呐喊,杀声震天,石如雨点,外来人奔走逃生,被早已暗埋在田墦坑上的铁钉、铁尖,刺中脚心,杀伤不计其数。

一场大械斗之后,黎、黄、彭三姓分解,周楚国被逐,同善社溜走,聂贤清弱不敌强;只有官僚地主李柱一凭借十几条枪,稳坐白竹坪,实现了一统矿山的野心。

3、垄断阶段: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这一时期,除了六都寨地区仍处于合股开办或个体采金外,老茶园、白竹坪两处已完全由资、官、封三位一体组成的“公司”统管了起来。
   
老茶园(金山里),于一九四○年夏,首由伪兴隆乡乡长刘执中派枪强占,组成《利丰公司》,次由官僚地主李柱一进山组织《富源公司》。两个公司因绘制地图错写名字,只好各改名号,“利丰”改称“裕民”,“富源”改称“正昌”,但仍诉诸讼事,缠诉四年之久。一九四三年经官府调仃和解,互订条约,协定由两公司合股经营,将原公司各取其一字,“正昌”取一“昌”字,“裕民”取一“民”字,合称《昌民公司》。采金工人达五百余名,日产黄金十多两。一九四七年又改用“发包”办法,即由工头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出面承包,分别组成“民生庄”、“红利庄”、“协记庄”、“万胜庄”、“合利庄”等,在公司的统一管理下,由各“庄号”负责组织人员开采,限定每个“庄号”每月向《昌民公司》缴纳租金三两。

一九四九年三月,雪峰部队持枪强夺经营。同年七月雪峰部队撤离后,仍恢复《昌民公司》,由股东——醴陵籍的采矿工程师刘义甫负责经办,亦然采取“发包立庄”的形式经营,直至隆回解放。

白竹坪:自动荡、械斗之后,官僚地主李柱一由其亲信团付官王求仙主管,一举吞并“建国”、“宝同”、“楚发”三家公司,合称《立胜公司》统管全部金农和矿山资源。并相继建立了一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制度,使其占领和控制更加贡固。为了对金农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在公司统一管理下,出由一些工头们分别成立“庄号”,如肖宝民的“宝发庄”、周继清的“永兴庄“、”郭玉详的“财发庄”王求仙自办的“同兴庄”、杨老四的“三合庄”、梁金夷的“合记庄”等。各“庄号”采取自由入股,自由招工,自由辞退的“三自”办法,一般在一百五十至二百人之间,向公司缴纳的租金按采金场地优劣和出金多少不同,每月由公司现场察看指定。
    4
、整顿和探索阶段: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矿山回到人民手里之后,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八年的这段时期,人民政府主要采取调查、整顿、探索发展的步骤。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经司门前区政委王润民、区长毕兰序的同意,委派当地金农刘晃、欧阳文等人进入老茶园与《昌民公司》谈妥,改为《平民采金场》,刘晃任经理,系集体企业,自负盈亏。同时,又正式将老茶园改名为金山里。
   
一九五○年二月二十日,王润民、毕兰序同志在向县委、县政府《关于当前工作的几个问题》的一份报告中的第五部分就老茶园金矿的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汇报,并建议由县人民政府从速派员接管,尽快着手整顿。
   
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隆回县人民政府派欧阳昭前往金山里,对矿山始末和组织经营形式做了全面调查,并于同年三月二日将专题调查报告呈报县长李国香。

一九五○年六月,隆回县人民政府工商科科长孟宪文前往金山里,根据报告所呈和群众的反映,对矿山进行了初步整顿,免去刘晃的经理职务,另选工人胡正超接任经理。

一九五一年三月,县委先后派王广恩、王士衡、陆文起去白竹坪组织黄金生产,恢复矿山工会。四月上旬正式成立白竹坪金矿工会,王广恩任主席,王士衡任经理,有工人二百七十名。由于李柱一经营的《立胜公司》的职工队伍混乱,经过清理,上报批准,枪决了马吉元,逮捕了谭再轩,清除了一批反动骨干分子,纯洁了职工队伍。但由于矿山资源不清,安全条件很差,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停办。此后六年多时间,仅有少数民窿继续生产。

一九五三年四月份,金山里矿井发生严重塌方,被迫停产,县委派刘孝章处理善后工作,胡正超等自愿离矿者,做了妥善安置;对坚持矿山生产的七十二名工人,重新进行组织,经民主选举,邹吉凤任经理,又继续恢复生产。

一九五七年三月,县委派肖卫华前往金山里,将《平民采金场》改为公私合营隆回县金矿,肖卫华为公方代表,邹吉凤为私方以理,并由政府拔款三千元,扶持矿山生产。同年底,县委又派曾德凤、张根树赴白竹坪组织人员,恢复生产。

一九五八年初,县委先后派肖金石、李长春前往金山里,将公私合营隆回县金矿,接收转为地方国营隆回县石桥铺金矿,相应地增加了生产设备和生活设施,从而改善了矿工的生产、生活条件。

一九五六年七月,国家派苏联采矿专家步行至白竹坪、鸟树下实地考察。

一九五八年冬,县委派阳征贵前往六都寨,组织地方国营隆回县六都寨金矿,职工七十余人,同年十月的一个晚班产金二十二两,创解放后县办金矿班产最高纪录。

5、停滞阶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七年的十八年中,曾经历“过苦日子”和“十年内乱”时期,黄金生产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一九五九年秋,石桥铺金矿停办,由贺文田率七十余人留守,改为黄金生活合作社,实行集体经营。随着“工业下马”风的到来,一九六○年冬关闭了白竹坪金矿;一九六一年初又相继撤销了六都寨金矿。一九六一年全县黄金生产下降到年产黄金七十四两,成为近百年来最低年产量。

一九六○年四月,县委又派肖金石、阳征贵重上金山里,恢复原石桥铺金矿。一九六四年改名为地方国营隆回县金矿。一九六五年夏,隆回金矿又分派阳征贵前往白竹坪再次组织生产,设金山里和白竹坪两个分矿,矿部设石桥铺。

一九六八年中央三机部设想:把岩口溶洞内的砂石取出淘金,利用溶洞作为飞机制造厂。根据这相设想,张龙、熊沛鹏、黄镇、张怀东、邹乾六、肖聚全等人做了为期四个月的勘测工作。同年九月,黄镇、邵承述、张龙、谢国民四人就“取沙淘金、科洞办厂”的方案专程赴北京向三机部和国防工作了为期四十八天的详细汇报。十月下旬空军副司令曹里怀率广州军区后勤部罗克,及三机部总工程师王杰、工程师王冬青等一行三十余人亲临溶洞视察,但因溶洞取沙淘金不便,岩层结构不牢而放弃选用。

一九七五年八月,在隆回金矿面临关闭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到湖南,专门召见了隆回县委书记马云、金矿党总支书记肖金石。王老对发展黄金生产、开发矿业,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使金矿获得了新生。

一九八○年春,县委派刘期柳、邵承述主管隆回金矿工作。同年冬天,收归中央管辖,改名为冶金工业部隆回金矿。

6、大发展阶段:一九七八年至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注重黄金生产,一方面积极支持国营金矿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大力抚植乡镇企业,支持农民采金。除国营金矿一家外,一九七八年县委派封友阶、陈信祝在六都寨筹办县社联营六都寨金矿,省投资六十万元,还帮助开办了金潭公社金矿和丁山公社金矿,分别由省资助十万元、十五万元,作为添置采金设备发展生产之用。同时由于六都寨大型水库的修建,开山凿石,取土填方,为开采黄金创造了良好条件,金农大量云集水库坝基以下地段翻砂采金。因此,经过短短的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年底统计,全县乡镇集体经营、村民合股经营的采金企业达二百三十余家,采金人员达一万五千三百一十六人,年产黄金达五千余两。尤以六都寨地区发展最盛,几乎“村村办金场,户户占股份”。因采金而致富的人家遍地皆是,洪江村一百三十三户村民,添置电视机五十多台。桃花村村民刘光裕从一九八○年开始采金办场,几年功夫赚利三十余万元,新盖红砖瓦房六扇五套,家里的现代化用具一应俱全。

三、采金的技术和收益分配

1、采金的方式。聚居在金山里、六都寨、白竹地区的村民,经过百多年的不断探索,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土法采金工艺,创制了一整套简易采金工具。沙金的开采:一般要经过察看、定点、开挖、取沙、选矿、熬床、清床、洗盆、装包等九道工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村民都具备有金锄、金畚、熬篓子、金床、金盆、金锅子以及藏收黄金的金筒子等八种采金工具,只要具备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单个或两三人一道进行采金。当然如要集中向沙层的深度开采,就需要增加掘洞、支撑工程、掘进需排水、提升通风等设备。解放前的近百年,全是手工进行,排水用农家车水抗旱的手摇龙骨车(亦名孔明车),也有用水桶肩挑手拔的。通风用土风车。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有所改进。排水改用电力或柴、汽油机作动力,提升改为机械卷扬,通风改用电动鼓风机,大大减轻了金农的劳动强度,改善了生产和安全条件。

脉金的开采比较复杂,需要经过勘察设计、爆破凿洞、通风排水、提升卷扬、粉碎研磨、清洗取金或化学提炼,这套工艺一要较多的机械设施;二要较多的人员配套;三要有严密的现场指挥,因此,金农的单个或十人以下是无法进行生产的。只有国家、集体的力量,才能从事脉金开采。

2、黄金的产量。从有资料可考的一百三十多年来至一九八五年为止,全县总计黄金开采量为十二万三千七百三十六两(详见附表一)。

3、分配方法。因时代的不同而异,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近百年时间里所产的黄金,都是金农自产自销,且大都销售给挑担走乡串户的银匠师傅做镶牙和手饰装璜之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是隆回产金的鼎盛时期,除金农个体分散采得、或从集体金场中私藏带出的黄金,隐蔽地向集镇金行老板销售外,余皆由资、官、封结为一体的公司用大秤低价强取豪夺而去。解放后至一九七八年以前,所产黄金均由国家银行按价收购,私人不得买卖。进入八十年代后,全县又掀起采金高潮,但大多数是私人集股开采,所产黄金也大多走私沿海,国家收购甚少。据县黄金管理站统计,一九八五年全县产金在五千两以上,而国家银行公收购二百五十一点七两,只占采金量的5%。近年来,沿海走私人员频频深入采金场区,用高价、引诱、诈骗、换包等手段,使大量黄金走失。一九八五年梅塘乡杉木岭村村民彭气龙等三人,从银行借贷二千元做生产资金,在岩口溶洞内采金辛勤一年,于同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将所产的全部黄金向一位外来的陌生人出售,以避人发觉为由,单独于密室成交,待陌生人交钱取金离开之后,他们才把价值九千八百八十元的四扎纸币打开,结果除每扎表面贴糊一张十元币计四十元之外,其余均系与十元一张大小相同的纸片,彭等猛醒上当,速去追拿,而外来的陌生人却消失在朦朦月色的崇山峻岭中,辛勤一年,价值万元的黄金付诸流水。

在百多年的采金史上,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解放前的十年中,随着资、官、封的强取豪夺,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愈来愈激烈。

刘执中在金山里把持的《昌民公司》和李柱一在白竹坪经办的《立胜公司》,他们对于金农的压迫之深,剥削之狠,手段之毒完全是一丘之貉,尽皆相同。一般是采取:重工轻酬,重租、卡秤、压价、勤索、垄断、掠夺、禁闭、搜身、打骂等十来种手段。

金山里开采脉金,既无地质勘探资料,又无机械设备,全是用钢钎、铁锤、土硝、石磨等手工开掘和淘洗。刘执中为了对金农进行监视,在五百余名金农中,就专门配有十多名持枪矿警日夜巡逻,并有三十多名监工随班跟哨,如发现金农迟到早退或私藏金石金砂者,轻则拳打脚踢,重则抓到矿公司设的碉堡中一刑房内,进行脚镣手铐,坐老虎橙,挨狼牙棒、灌辣椒灰,吊半边猪等刑罚,弄得死去活来之后踢出门外了事。现今健在的六十七岁的退休老工人刘期月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古十月初十日,从矿井下班出洞,随身带了一粒苞谷大小的含金石头,被矿警贺云搜身发觉,当场用皮鞭竹枝抽打,背脊无一手掌宽的好肉,血浆粘衣难脱,第二天上班时,又要将其血衣脱掉,站在矿井门口让过路工人观看,以震慑众人。刘执中对女工却任意践踏,略有姿色的无不被其强奸。金农无任何劳动保护,而且工酬又甚低微,劳力分甲、己、丙、丁四等,按每日四升、三升、二升、一升半米的工钱付给,所以都难养家糊口。

李柱一经办白竹坪的《立胜公司》,因是开采沙金,更无地质勘探资料,也无机械和安全设施,全是用灯笼火把照明,锄挖肩挑取方,木质小盆淘金。公司规定:凡进溶洞采金的人,每人每天交纳“租金”二分,其余黄金全部由公司大秤低价强购,交不出租金或发现产品另行销售的,则关进“羊牯栏”受冻挨饿。当时有的金农为了反抗这种强夺,采用油纸包金,吞在肚中以逃避出洞时矿警搜身,后被公司发觉,此后凡出洞时未获租者,则认定是“吞金入肚”必进“羊牯栏”,疴完大便方准出栏放行。然后再由公司派人淘洗粪便,取其黄金。

金农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压迫和剥削,而且还遭受水、石、风、沙等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一九四五年夏天,山洪爆发,洞内几百人被洪水关卡七天七夜,死亡二十四人。一九四六年溶洞内的一个采金挡头塌方,一次活埋七人。据统计,自一九四二年发现溶洞至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止的八年时间里,溶洞内因遭水、石、风、沙等四大灾害而死亡的人数在二百五十人以上。

有压迫就有反抗,在实践中金农也想出过许多反抗的办法,如聚众抗租,以多报少,秘密隐藏,即将金子灌入辣椒内吞入腹中,或密藏于工具、服装内,或用草鞋粘结,或攀绝壁寻密洞出口潜逃。一九四二年的五月间,采金行家聂贤清因冒犯“宝同”庄号的管占区,李柱一的亲信团付官王求仙派四支人枪前来抓铺,聂贤清将四个兵丁打翻在地,并夺走四支手枪潜逃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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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资料根据我在工交战线的二十八年的工作实践中的不断积累和调查了解,查阅有关资料综合写成的,但还不够完整,敬请行家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附表:
         
一、隆回县黄金产量统计表
         
二、老茶园金矿股金情况登记表

一、隆回县历年黄金产量统计表

年度

年平均采金人数

年平均产量(两)

总产量(两)

备注

1850-1939
1940-1949

150
800

450
6000

40500
18000

调查统计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2000
150
128
88
85
82
78
83
125
67
160
128
166
213
200
180
204
221
270
277
329
268
251
254
254
259
281
500
1500
1800
2000
3000
4500
6000
10000
15310

 

490
530
473
283
351
415
256
228
257
280
236
74
111
455
513
641
679
648
1095
878
672
609
477
352
504
552
442
1025
1300
1500
1700
2500
3000
3500
4000
5000











 

 

 

 

 

 

 

 

 

———————

黄金管理站
   

   

   

   

合计

 

 

123736

 

 

 

 

 

 

 

 

 

 

 

 

 

 

二、老茶园金矿股金情况登记表

姓名

股份

籍贯

政治背景

备考

刘济仁
李柱一
刘义甫
康德
邹传倜
魏云
阳维纯
孙泽英
孙冠东
邹翰凡
魏鉴平
刘校书
刘沛
唐圭章
胡惕
李聪楚
邹务之
刘巽安
赵伟
孙家康
孙鼎元
马健
刘执中
 

10
25
22.5
8
15
3
5
5
5
4
5
5
4
6
2
5
5
5
5
2
2
2
40

191.5

邵阳
新化
醴陵
衡山
新化
魏家段
司门前
孙家垅
孙家垅
司门前
魏家段
司门前
司门前
安化
邵阳
邵阳
新化
南京

孙家垅
孙家垅
新化
司门前


李文侄子,后去台湾
原任副经理
当时长沙大众晚报经理

伪祁阳县长
伪县长
伪县长
伪县长
伪县政府科长
伪乡长

曾在伪乡公所作事,教书
刘执中代管
伪邵阳县长

伪警察局长
伪兴隆乡长
湖南省建设厅派来的
伪师长
伪旅长
伪国民党兵团团长
伪兴隆乡乡长(包括山主20

 


刘义甫

 

 

 

 



刘执中
刘执中
邹传倜
刘执中

隆回县的印刷事业

 

隆回县的印刷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老的滩头年画印刷,独具一格,驰名中外;望星楼的刻版印刷历书,数代相传,历久不衰;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化团体内迁,文人汇聚,书店印坊林立,这些都为隆回印刷事业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古老的年画历书印刷

滩头年画,早在近两百年前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滩头古镇就出现了木版雕刻印刷。因为它独具特色,驰名中外,早为世人注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曾关注滩头年画,并搜集和保存了其代表作——《老鼠嫁女》。侵华日军的铁蹄践入湖南之后,也把滩头列入他的侵略重镇之一。一九四四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三个日本人慕名寻找“滩头府”,强抓两名百姓带路。当进入滩头街头,只见羊肠小巷,茅檐土壁,根本不象什么府衙都市,于是认为是故意诱骗,当晚将两名百姓拖到街当头的麻羊冲刘保宜家门口的禾坪里活活打死,其中一个被刺刀刺断喉管的三分之二,痛喊到第二天早饭后才断气死亡。

滩头年画的印刷工艺,以梨树木板作为模版,经过绘县人民工厂,厂址设在原“群明电灯公司”的所在地——建设街的一座四合大院内(今县人民法院所在地)。建立印刷、发电两个车间,职工增加到三十余人,仍由王十衡主持全面工作。

一九五六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印刷事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扩大,职工人数猛增到六十余人。生产业务除了担任原来的印刷任务外,还大量印制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的社员证和各种帐簿、凭证、记工单等,并承担县委主办的《隆回农村》和,降回报》的印刷任务。

一九六二年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电力与印刷分开,“人民工厂”一分为二,分别成立“隆回县电厂”,“隆回县印刷厂”。自此,印刷厂才真正成为全县专业性的印刷企业。至一九七八年,职工人数增加到八十余人,相应地新建了一千二百余平方米的车间宿舍,添置了圆盘朵四台,四开铅印机三台(其中自动二台),自动对开铅印机二台,铸字机一台。建立了排版、印刷、装订、机修等配套成龙的工艺生产线,基本上适应县内印刷任务的需要,年总产值稳定在六十至七十万元,年利润五万至七万元,曾被邵阳地区领导誉为“厂小志气大,设备少作用大,人少贡献大”的先进企业,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如贺长生、王吉运、郑龙生、戴运国等。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九七九年县委决定将原厂房旧址移转县人民法院占用,投资十万元,选择在交通街县邮电局对面的一块空地上,重新修建厂房宿舍,计占地面积十一点五亩,修建生产厂房三千一百一十一点四二平方米。非生产建筑面积二千八百○五点八九平方米。一九七九年十月搬迁新厂营业以后,职工增加到一百三十一人民政府含退休工二十五名),年工业总产值八十至一百万元,年利税十万元以上。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又先后于一九八一年添置价值七万元的照相、铜锌制版的设备一套,一九八四年购入2103型对开胶印机一台,一九八五年购入4103型四开胶印机一台,一九八六年又购入价值十一万元的2108型对开胶印机一台,以及与胶印配套的成套制版设备等,从而使我县印刷事业进入了一个能够肩负起比较高档的彩色印件,为实现印刷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成为全县印刷事业上的壇主。

曾在印刷厂任职,主持全盘工作的相继有:一九五一年谷世昌担任“公营隆回县人民书店”第一任经理;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王士衡先后担任“国营隆回县人民印刷厂”的第一任厂长;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李清涛担任“地方国营隆回县人民工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龚中林任厂长;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肖瑞松担任“隆回县印刷厂”代理党支部书记,周和平任副书记,崔长贵任副厂长;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周和平、崔长贵主持工作;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林勋海复任书记;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八年禹梓荣任书记,钱忠心任副书记;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周玉哲厂长代行书记工作,邹禄保任副厂长;一九八四年至今杨柏任书记,陈洋波任厂长;一九八六年八月,陈离职求学,由朱建文任厂长,王东云任副厂长。

此外,座落在六都寨镇的县二轻印刷厂是与县印刷厂同时在五十年代初筹建起来的,但其规模小,职工长期稳定在三十人上下,年工业总产值十多万元。先后有邓修文,阳洛贤担任厂长,主持全盘工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全县印刷事业蓬勃发展,先后建厂投产的有:县教育局主办的“文教印刷厂”,桃洪镇主办的“大桥印刷厂”;各乡镇主办的有:高平复原印刷厂,横板桥镇印刷厂,横板桥村印刷厂,周旺镇印刷厂,滩头镇印刷厂,荷香桥镇印刷厂等。

             一九八六年秋

滩头香粉纸的发展历史

徐百甫

滩头香粉纸,是我县历史悠久的独特产品,在国内也是珍品。它采用当地天然矿产资源,运用传统工艺,精制细作而成。由于它具有携带方便,使用简易,既能除油去腻,止汗爽神,且对皮肤无毒、无刺激。香味谆和芬芳,是最理想的高级日常生活化妆品,在国内外畅销百余年,深受用户欢迎,盛誉经久不衰。相传,慈禧太后最喜欢用香粉纸化妆,故其身价百倍,地方官员也争相以此做为贡品。

香粉纸最早生产于清朝光绪年间,一八九○年,上海大资本家习兰庆,在滩头开设“庆记纸装”,他发现外国人特别是妇女喜用滩头出品的粉白纸擦脸,这种粉白纸原是用来贴墙做装饰用的,因粉白纸上的白粉末适宜于白色人种化妆,他豁然开朗,故在滩头专门生产化妆用纸张,即将粉白纸加香,改进底纸质量,并改大张为小本,这就是香粉纸的由来。

“庆记纸装”专门生产香粉纸的工人有八十多人,厂址在今滩头粮站处,年产量达六百大箱,每箱一千小本,在滩头生产原纸后,再到上海加工,配制香精和改进包装,以后起运销售,这种产销形式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后因其他原因,一九一七年“庆记纸装”撤出滩头,放弃了香粉纸的生产。

“景星纸装”是继“庆记纸装”之后的第二家香粉纸厂,由原“庆记纸装”掌台技师熊彩章接替生产经营,生产工人四十多人,年产三百大箱,后因战事动乱,仅生产三年即宣告停业。

一九三八年,上海大资本家李益成,他系湘潭人,在滩头开设“大成纸装‘,雇请四十多个工人生产香粉纸,其帮手有李军成、娄寿生(混名娄婆婆,因其又矮又胖象个婆婆样子而得名),后期帮手有谢丙生等人,现在资江造纸厂退休老工人罗满山(现年八十三岁)、尹千心(现年七十六岁)、李美田(现年八十六、八五年去世)都是“大成纸装”的工人。“大成纸装”生产香粉纸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

滩头盛产楠竹,嫩楠竹是造纸的主要原料。解放前,滩头靠造纸为生的工人,就有一千多,组织有梅葛会。梅葛会的来由据说梅葛是制纸工人的先师,每当重阳节,工人都得纪念他,最先是为纪念这位先师的组织,以后发展成为行业工会性质的政治斗争的组织。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人辛辛苦得来的工钱,转眼化为乌有,害得工人穷困潦倒,不得不团结起来与之斗争。每次物价暴涨,工人要求增加工价,由梅葛会就宣布封帮(现在叫罢工),所有工人团结一致,不论师傅徒弟一律不去上班,直至使工人满意为止。一九四○,物价飞张,资方不肯增加工资,梅葛会宣布封帮后,商会到果胜乡公所去告状,传梅葛会头首十多人去乡公所评理,谁知他们互相勾结,偏袒资方,压制工人,把十多个头首抓了,连夜偷偷摸摸把人解送到邵阳,引起工人极大愤怒,工人抓住商会资本家用旱烟筒打工人李良田的头之事,向商会进攻,逼使资方赔理道歉,赔偿经济损失,放出被关押的头首,工人才肯上班生产。现在还活着的头首有李光腾,年七十二岁,他的父亲、叔父都是梅葛会的头首。

解放后,香粉纸生产曾一度停顿。一九五七年,上海市外贸部门召开外商订货会,外商提出传统产品——香粉纸,外贸局才又找到已参加外贸工作的李军成,要他寻找老路来滩头组织香粉纸生产,并带来了“大成纸装”技师王德甫做指导,李军成就亲自蹲点三个月,直至产品成功才离开。从此之后,香粉纸生产就持续至今。一九八二年,滩头香粉纸厂代表罗克勤去上海联系业务,想去拜见这位香粉纸发展立过汗马功劳的李军成,可惜他已于一九七八年病逝了。

近年来,香粉纸在开放、搞活政策的指导下,有了较大的发展,据一九八五年统计,已发展到三十二家,年产值达五、六百万元。一九八四年大量发展小本香粉纸生产,供应国内市场。一九八五年开始试制药物香粉纸,一九八六年十月已经省科委正式鉴定为省优新产品,兼有美容、治疗的功能,对皮肤搔痒症、皮肤癣,坐疮、狐臭、香巷脚、湿疹、荨麻疹及蚊虫叮咬性皮炎有显著的疗效,经对四百四十九例不同年龄的皮肤病患者临床验证,有效率达百分之八十五点二。开创了药物香粉纸的新纪元。

滩头木版年画

徐百甫

滩头木版年画与滩头香粉纸、色纸称为滩头三绝。一是这三项产品当时在国内独一无二;二是远销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山东及香港等地,销量大,影响广。特别是滩头木版年画,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形成大批量生产,极盛时期多达一百多家作坊,二千多人生产。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滩头较大的生产厂商还有“生成昌、荣杠祥”、“大生昌”、“义生和”、“生记”、“富记”、“桂云祥”、“紫云祥”、“武记”、“东成昌”、“贵记”、“红云庆”十二家及十多户个体作坊,年销量仍达五百万张。
   
滩头年画是用木版套印而成。用精选的土纸刷上白色泥浆,再用六至七块木刻印刷,然后再手工划眉点眼描须。色彩鲜艳,画面明快,形象逼真。年画之所以能流传数百年,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在内容上,有反映农民群众情感、愿望的《和气致祥》、《年年发财》、《龙凤呈祥》、《榴开百子》、《大寿挑》;有歌颂英雄人物的《水二》;有镇妖避邪的门画《秦琼敬德》;有讽刺奸诈人物的《老鼠嫁女》;有表现江湖义气的《桃园结义》;有体现爱情故事的《西湖借伞》、《洋童洋妹》、《珍珠塔》等,因此深为群众所喜爱。
   
“文革”时期,年画作为“四旧”之物被横扫,作坊停产,印版被毁。为发掘民间艺术,满足群众需要,现隆回县资江造纸厂辟有专门车间继续生产滩头年画,历史悠久的民族遗产,又重现生机。

罗卓云烈士光辉的一生

李传补

罗卓云,派名教嵩。单名英。化名捉萤、李爱川。笔名一铳,翰芸、作云等。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农历九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县北乡高州白马庙竹山湾(今隆回县高州乡白马庙村)。父亲罗承纯,是个乡游货郎;母亲李氏是佃农的女儿。罗卓云十岁时,随父母迁居本县石桥铺桐树坪,在一个叫老力场的荒山壑茸茅垒石为寮居住下来,垦荒种植包谷、萝卜,自食其力。尔后随父母到绥宁县武冈司开杂货店住了五、六年。父死后偕母回老力场,建了一座小木屋,购置了一些田产,并娶附近烂梨坑欧阳玉英为妻。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隆中镇(今隆回县司门前镇)有人受宝庆县劝学所所长、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贺民范的委托,办了个“青年服务社”,经销进步书刊,并筹集资金,支持彭述之等人赴俄留学,“考察共产政治”。罗卓云少时读了六年私塾,失学后自学不辍,爱书成癖,这时便经常到青年服务社读书阅报,了解国内外时事。苏俄十月革命,北京“五四”运动,湖南驱张,抵制日货……,外地种种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罗卓云的心海掀起波澜。这时,他家又遭匪劫。目睹豺狼当道的社会现实,他决心以自己的知识为改造社会出力。他认为人民受欺凌的原因是愚昧,没有文化,便决定办学校启迪民智,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一九一八年秋,他利用自家房屋作教室,在“一阳来复天心见,百笏环朝地势雄”的老力场,办起一所小学校,并在大门两边写了一副对联:
                                  
此地有药能光眼
                                  
这里无钱可读书
   
附近穷苦人家听说无钱可读书,觉得新奇,便有人遣送子弟上学,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所需书、纸、笔、墨,也由他无偿发给。他教学耐心细致,循循善诱,态度和蔼可亲,对学生关怀备至,雨雪天,山路泞滑,还亲自迎送学生。穷苦学生缺衣少食,他千方周济。为此,来校就读的学生逐渐增多。
   
教书期间,罗卓云利用寒假暑假,跑宝庆,走长沙,接触社会,汲取新思想新知识源泉,丰富自己的学识。一九二○年九月,毛润之,易礼容,何叔衡等人办了个分社,经销《新潮》、《新青年》、《向导》、《湘江评论》、《共产主义A B C 》,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辨证法》、《唯物史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湖南通俗日报》、《大公报》等进步书报。罗卓云一进城即恋上了文化书社,对这些书报爱不释手,节衣缩食也要买些书报带回家中,日夜研读,并当教材用来教给学生。一九二二年暑假期间,罗卓云又到长沙,跨进文化书社,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购买革命书刊。他鼻尖呈红色,不高不矮身材,常穿一件旧兰布长衫,为人老实巴脚,一副地道的“宝古老”模样,一头钻进书丛,半天不肯出来,引起文化书社的毛润之、易礼容等人注意,他们便主动与罗卓云接近,拉家常,了解罗的身世、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鼓劲他努力学习,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作出贡献。罗卓云心领神会,深受教育和感动,立志以身许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回家乡后,罗卓云将老力场改名为“努力场”,意谓要为革命而努力奋斗。又将所办学校命名为“维央”国语学校。学生问他命名的来由,他解释说:“我叫罗英、‘羅’(罗字的繁体)字去掉上头的‘四字’,‘英’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成了‘维央’二字吗?意思是要埋头苦干,不出风头。”其实他还有别的含意。他的同族人,号称“隆回中三恶”之一的罗湘浦知道他这样命名,说:“卓云仔把名字头部去掉,将来要杀头的。”罗卓云说:“为了革命,我就是不怕丢掉脑壳!”

这所小小的“维央”学校,既是培养有文化公民的学堂,又是实行“农村运动”的恒久有实力的可以公开的团体。它地处“稻黍离离”的山村,宗旨是养成普通智识,统一言文,改造社会,并促进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实际上是以办学为招牌的革命机关。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欧阳民英,陈六鳌、欧阳肇等,后来都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

罗卓云为了更好地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利用“维央”陈地,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刊物——《自由思想》。没有印刷条件,便有劳擅长书法的学生挤时间传抄。刊物上的文章,有他自己撰写的,也有从学生作文中选出来的。既作范文以提高学生写作水平,又籍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有时还结合实际活动,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一次,他带领学生破除迷信,砸了村里水口庙树下的神,回校便出了个《菩萨十恶》的作文题目,让学生们开动脑筋,总结泥木菩萨的骗人罪恶,使学生们懂得“世上无神鬼,都是人做起”的道理。他在一遍《叫化落庙》的文章里,描写一个被反动势力逼得无路的穷苦人的悲惨命运。他对学生们说:“我写这篇文章的立意,是要用我们的大叫大喊来感化人民,唤起人民起来斗争,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他爱人生了一个女孩子,有些不高兴,但罗卓云说:“没有女人就没有男人,男女同样有用。”并热心地为女儿取名“赤华”,说:“要把中华赤化,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江山。”司门前阳氏族校女学生,慕罗卓云之名,写信向他请教,他热情复信指导,鼓励妇女走向社会,争取解放之路。他写道:“你们今天的妇女,不要象过去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一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他的影响下,女学生们发起了剪长发,放裹脚的运动,经常利用假期,与男同学一道,在罗卓云带领下,走上街头,走向乡村,发动群众,宣传工农革命。有时到几十里以外的乌罗、土桥等地,当天不能返回,便在外过夜。妇女中的佼佼者如魏元图,欧阳肇等,后来都成了地下党员。

罗卓云通过办“维央”学校,与县内外省内外革命同志保持着密切联系,与毛润之,易礼容、何叔衡、谢觉光、夏曦,郭亮等同志书来信往。他在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第七十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我们的同志……也有在长沙的,也有在宝庆城里的,都有很好的感情,日益唤醒民众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了职志。我们要努力向学,志图奋进,天天怀《中国青年》研究社会政治经济之如何改善,实现一个平权平等的世界,“罗卓云同进为其它各进步刊物撰稿,三年时间内,他与学生们”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发表九十多篇文章。他们师生办的《自己思想》出了十四期,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罗卓云趁司门前教育学会开会的机会发表演说,以他充满革命激情的发言铭人肺腑,深深扣动与会人员的心扉,他还建议成立司门前助学基金会,从公款和私人募捐中提取资金,扶助家境贫寒的有志青年入学。虽因地方士绅不予支持而未成事实,但他热心教育事业的一片苦心,却深受人民群众钦佩。

一九二二年秋,宝庆西乡(今隆回县)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宝庆成立了“宝庆西乡学会”,创办了《宝庆期刊》。罗卓云也是这个学会的会员。他在期刊上撰写文章。阐明这个学会的宗旨“是要使人民大众从黑暗里出来,到达光明快乐的地方生活,减少一些痛苦,多享受幸福。”罗卓云与会员们共研革命理论,使会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这个学会的会员彭琨,尹国振等,后来在大革命运动中成了地下党和革命骨干。一九二四年春,罗卓云应彭钟泽邀请,但任宝庆五台山县立高小国文教员。他与校长彭钟泽、教师蒋昨非等进步同事同心协力整顿校务,改革教法,取得了显著成绩。次年,他与欧阳秋曝一道,面向社会,在宝庆城内及双清亭等地创办“平民夜校”。他们“日教学生,夜教工农”,以《中国青年》杂志上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的文章为教材,对学员进行革命形势和思想教育。有时农民学员缺课,他就登门邀请,使工农群众深受感动,学习热情更高,进步很快。后来成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团山八烈士”之一的李伯钦,就是在平民夜校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学员之一。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列宁逝世。罗卓云发动宝庆各界,于二月初休假一天,集众六千余人,在协操坪举行追掉大会。是日讲演台上高悬列宁巨幅画象,大门口张贴着“劳工神圣,群众导师”的大字门联,在庄严、肃穆的会场上,罗卓云等同志介绍了列宁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号召广大劳动群众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团结战斗。

宝庆的“三民主义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秋,会上是颇负名望的贺民范。罗卓云与彭钟泽、欧阳秋曝、贺曼真等为核心人物。这个研究会罗致了当时宝庆各界进步名流,人文荟萃,他们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不定期地举行学习讨论,由罗卓云等核心人物发言主讲,研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耕者有其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进步纲领。在提高思想意识的基础上,这个研究会领导宝庆各界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如“三·一八”惨案宝庆各界声援会,“四·一二”游行示威大会,驱逐县立中学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校长刘长城,火烧英商煤油库等。这些活动对推动宝庆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罗卓云常常半夜往来于各学校之间,运筹帏幄,奔走呼号,以其高度的革命热情促进了各项革命活动的开展。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发展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上年,罗卓云根据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加入了国民党,并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这年暑假,他到长沙受训,旋考入长沙世界语学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秋,罗卓云受中共湘区委派遣,回宝庆负责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他经过秘密活动,于十月间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小组,成员是彭钟泽、向暄、蒋昨非、蒋砚田、唐竹溪等。阴历年底,在苏联留学的贺果回宝庆过年。罗便请贺协助发展党员。贺向罗介绍了一批发展对象,增加了一些党员,于是成立中共宝庆直属支部委员会,后又改称宝庆特支。

一九二六年二月间,罗卓云回到司门前,着手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司门前石子坳街上有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名叫欧阳洪瑞,家里很穷,为人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受老师欧阳秋曝委派,多次步行三、四十里山路,给罗卓云递送书报信件,从无失误,即使霜冻天气,也赤脚走路,使罗卓云很受感动,发展他加入国民党。这年春节的一个深夜,罗卓云与欧阳洪瑞亲切地秘密交谈,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司门前的第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欧阳洪瑞又介绍了欧阳范文和刘楚愚。罗都一一找他二人谈话,批准入党。于是在欧阳洪瑞家楼上宣誓,举行了入党仪式,并成立中共司门前支部。罗卓云指定欧阳洪瑞为支部书记,欧阳范文为宣传委员,刘楚愚为组织委员。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从此,司门前一带人民群众便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接着秘密罗卓云又在高州、土桥、桐树坪等地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秘密建立了中共土桥支部。罗卓云不断向这些支部邮寄革命书刊和上级文件,指导他们的学习和革命活动。

罗卓云发展了很多地下党员,但很谨慎、不草率,条件要求很严,注意从培养教育入手。司门前的欧阳秋曝先生,是位杰出的教师,谈起革命来废寝忘餐,与罗卓云不分你我,情同手足,却并没有立即吸收入党。罗卓云认为,欧阳秋曝是个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有很多优点,然而家庭富裕,个人也有虚荣心重的缺点,需要继续进行帮助和考验。罗卓云通过与欧阳秋曝频繁交往,晓以革命大义,使欧阳秋曝思想上进步很快。一九二六年春,罗卓云觉得培养成熟,便与向暄一道介绍欧阳秋曝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秋曝更加勇敢地站在风急雨骤的农民运动前列,担任宝庆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领导宝庆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开展打土豪劣绅的伟大革命斗争,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一九二六年六月,罗卓云遵照上级指示,在省特派员周以栗协助下,成立国民党宝庆县党校,他担任组织部长。党部成员以跨党的共产党员占优势。党的决议、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以及一切地方兴革事宜,都是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实施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罗卓云的工作更加繁忙。他只得放弃教学,专门从事革命工作。每天除了处理国民党县党部的公开事务外,还要做地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找积极分子谈心,介绍党的宗旨、章程、要求,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往往顾不上吃饭睡觉。在他的培养下,许多热血青年迅速成长起来,加入了党组织,大批优秀党员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由他培养并介绍入党的青年学生王璇,“马日”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马日”后挺身担任党的宝庆县委书记和湘西南特委领导成员的职务,领导地下党同志坚持斗争,组织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不屈不挠,直到壮烈牺牲。

一九二六年十月,宝庆城乡地下党员发展到二百六十多人,建立了十七个支部,中共宝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应运成立,彭钟泽为书记,罗卓云任组织部付部长。

一九二七年春,罗卓云受中共湖南区委保送去武昌中央农民讲习所学习期间,担任讲习所临时特支委员,也没有放松发展党员的工作。学员中有个夏光,十六、七岁,武冈人,穷苦家庭出身,积极上进,原已加入国民党,罗卓云以小同乡的关系,主动与夏光交朋友,了解夏的思想和身世,帮助夏光学习革命理论,介绍夏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夏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铭记罗卓云同志的亲切关怀,成长为一位优秀的革命干部。

罗卓云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指导教育,耐心教导党员如何发动群众做好革命工作。一次,他领着欧阳洪瑞到瑶族聚居的小沙江去搞宣传,一路上告诉洪瑞:小沙江有个大财主,名叫王文斋。此人独霸一方,为富不仁,实在缺德,竟然利用少数民族种豆不会打豆腐的弱点欺骗瑶民说:“给我豆子,我给你们打豆腐。”可是他交给瑶民的全是豆腐渣。豆腐自己吃了不算,还要收高昂的加工费。罗卓云说:“我们要以平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同胞,发动他们起来斗争,打倒王文斋这样的吸血鬼。”罗卓云常以亲身体会现身说话,鼓励同志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他独自经过一个小镇,一群恶狗猛扑过来,他先是胆怯地将步子放快,谁知群犬追扑更凶。突然,他腾身蹬上街房屠桌上,挥动手中小木棍大声呵叱起来。群犬闻声,争先恐后夹尾逃窜。他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同那些恶狗一样,你越是怕它,它越凶;你不怕它,它反而害怕你。”罗卓云抬头望望飞来一只乌鸦,在他们头顶上空“哇哇”地乱叫。罗卓云抬头望望乌鸦,说:“洪瑞,警惕些,别让坏人发现目标。”洪瑞说:“罗先生、您还信迷信啊?”罗说:“小心走天下嘛。”

罗卓云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人。他爱音乐,曾买一部风琴,作教音乐用,兼以自娱;他爱美术,曾在楼上两壁各画猛虎一只,栩栩如生;他爱读我国古代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将《离骚》等诗篇工工整整抄录在题为,也好楼文抄》的本子上。后来,严酷的现实使他清醒地看到,即使象屈原那样的爱国主义者,寝为“三门大夫”,也只能以长歌当哭的悲吟抒发内心的忧忿,为后人留下深沉的记念,被压迫的人民要想求得解放,只有唤醒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变革腐朽的社会制度。自从找到马列主义,找到中国共产党,罗卓云的这一观念更加鲜明和坚定起来。因此,了总是自觉地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真心实意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屈。”为了党的工作,他常是睡在人后,起在人前,不为名迷,不为利诱,少年时代的爱好一律服从革命需要,家庭和个人利益毫不放在心上。因此,有同志说他“是个天生和苦行者。”“除了嗜好革命以外,没有任何嗜好。”“钱对于他仿佛没有作用。”省里的同志也夸他是“无产阶级化了。”他放弃了待遇较高而风险较小的教书生涯,选择了艰苦的革命职业,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终于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在武昌农民讲习所时就因病情加剧而提前毕业。一到长沙,就遇上“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跟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陈光中匪军袭取宝庆,放肆蹂躏,许多革命组织遭受破坏,农会被迫解散,罗卓云的战友向暄等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家乡哀呜遍野,疮痍满目。罗卓云怀着满腔义愤,回到司门前,在刘楚愚同志家,看到官方报纸上有“全民”字样,罗愤慨难奈,一拍桌子怒吼起来:“妈的!表子充正派!杀人如麻,还侈谈什么‘全民’,真不要脸!”随后奋笔疾书:“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杉青,任被风浪险,万折不灰心!”他又作了一付对联:作革命战争先驱当不惜头颅鲜血;起农民运动要打倒土豪劣绅。

为了给死难的战友复仇,更为了使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在与组织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罗卓云不顾白色恐怖的威胁,拖着病身,寻找同志,与党取得联系。当他获悉党中央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决定以工农武装暴动对付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加紧活动。这时,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他与欧阳秋曝、蒋昨非、唐竹溪、赵锦等同志组织民运委员会,罗卓云负责指导和协助王璇,赵锦、欧阳民英等同志组织隆回暴动团,决定夺取团防局枪枝,然后以桐树坪山上岩屋坑养病。他特意训练了一只家犬,唤名“黄虎”常派“黄虎”与欧阳民英送信联络,互通消息,研究工作,指导斗争,以求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罗的病情,因有学生捐钱请医生治疗,几个月后逐渐好转。这时,他以李爱川名义发函给隆回地下党的各个支部,命令大家作好准备统一暴动。结果消息走漏,国民党团防局的人事先遁逃了。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宝庆成立了“改组委员会”,进行所谓“清党”,恢复挨户团,举办“五家联保”。隆回反动豪绅陈和春等,对罗卓云的革命活动早就恨之入骨。便乘机上书邵阳县长刘熹飏,请求将“邵阳共产党的开山祖——罗卓云”逮捕法办。于是反动鹰犬齐出,到处长贴悬尝二百大洋缉拿“共产党要犯罗卓云”的布告。罗卓云“青天白日遭通辑”,义愤填膺。为了暂避敌人凶焰,只得外出逃难。但他对家乡局势不放心,便毅然“将生死抛却”,返回桐树坪,在附近的看牛洞地下党同志楼上组织同志们开会学习,研究暴动计划。为防敌人侦探,白天不能下楼,饭菜用绳子从后窗吊上去吃。夜晚分工去各地发动群众。布置工人在桐树坪秘密打造梭标、火铳、大刀等武器。这期间,罗卓云多次接到组织上令他火速转移的通知,他因工作忙,没来得及远去。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四日(农历八月初一),鸡叫头遍时分,努力场四周阴森森,静悄悄,罗卓云为险恶的时局焦虑不安,辗转反侧,忽听得狗吠之声。深山之中常有野兽出没,狗吠诚不足怪。罗卓云忽地想起三天以前,有个检粪的领着个卖布的人来到努力场,说是卖布,却又鬼鬼崇崇,东张西望,委实可疑。此时狗叫,惴知情总有异,急披衣起床,在楼上火盆中生火焚烧文件。未及烧尽,聚响起两声凄厉的枪声。他急忙下楼,刚走到木草花篱下,即被邵阳县隆一团防局主任欧阳昶带领的三十名枪兵包围而被捕。欧阳昶奸笑道:“你的问题到宝庆就松了。”罗卓云谈然一笑:“我罗英怕死不闹革命,松紧由你们吧!”罗母李氏没命地上前拖儿子,被兵丁用枪托顿翻在地。罗卓云家中的粮食、衣物、书籍等,都被抄掠殆尽。只有罗妻欧阳玉英带着七岁的孩子罗从正躲在楼上未被搜到,但受株连不敢在家安身,连夜爬山外逃,在新化一个荒凉的山洞里过野人生活。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月农历十月初二日),罗卓云在邵阳打枪坪(今邵阳市体育场)英勇牺牲。享年三十六岁。

 

孙俍工生平述略
孙长祝

孙良工,原名孙光策、孙僚光,一八九四年一月十七日(农历癸己十二月十三)生于湖南宝庆县隆中镇(今隆回县司门前区)孙家垅村。他一生从事教育,研究学问,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位有一定影响的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和语言家。
   
孙良工幼年丧母(张氏),一家人靠父亲孙家顺行医生活。虽有祖传的几亩薄田,因无力耕种,出租与同姓农户,收入也不宽裕,家境较为清贫。但父亲毕竟“望子成龙”,省吃俭用也要让他上学读书。他少时从乡儒先生读私塾,课本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以及《左传》的一部分。十三岁后,他又读了《史鉴节要》、《舆地三字经》、《资治通鉴》、《纲鉴》、《历史名将事略》、《草庐经略》等书。他初读古文苦于背诵,在老师的教鞭督促下,渐渐黯熟以至于喜爱,并且学着写《汉高祖论》、《子房论》、《秦皇汉语论》、《李朔雪夜入蔡州论》等议论文。

一九一一年,孙良工十七岁,由一位本家资助去长沙求学,先入省邵阳中学,翌年转入武昌旅鄂湖南中学。在校除了完成各科学业以外,他利用假期,广泛涉猎了《国语》、《战国策》、《文心雕龙》、《四史三十六》、《宋元学案》、《明清学安》等古书,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学基础。
   
中学毕业后,一九一六年,孙良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高师国文部,在朱逖先、马彝初、马佑渔、钱玄同、章厥生等著名老师指导下,学习文件,并与同学熊仁安、匡互生以及北大学生周邦式、陈介石等组织一个小文学团体、相约每星期日聚集于中央公园、陶然亭等名胜地,各出所作,互相观摩切磋。
   
一九一八年冬,北高师的斋舍为祝融氏所光顾,孙良工平日所作文稿亦遭回禄。痛心之余,他加入了同学组织的“同言社”,开始写白话文稿。同时,他与同学张石樵、范予遂等组织“工学会”,促使他的思想和文风转向革新。在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他当选为高师学生代表,散发传单,编辑《五七日刊》,并亲身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战斗。以后,他又与同学徐名鸿,张石樵、周予同、董鲁庵等创办了《平民教育》和《工学杂志》,以孙良工为笔名,用白话文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诗。
   
一九二○年,孙良工由戴季陶介绍,和张石樵一道到福建漳州第二师范当教员。途经上海时,他拜会了沈阳九、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诸人,受邵委托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撰稿。这年大学毕业后,他回长沙在第一师范任教,开始与毛泽东、夏丐尊交往,并与陈望道、刘大白,沈雁冰等通信。
   
他的小说处女作《疯人》,于一九二一年春在《觉悟》上发表,接着在《小说月报》发表《看禾》,《看出殡》、《医院里的故事》、《隔绝的世界》第二十几篇小说,后来编为两个集子《海的渴慕者》(1924年上海民智)和《生命的伤痕》(1925年)。
   
一九二二年,孙良工离长沙赴上海、南京任教,曾任中国公学中学部及东大附中中国文教员,并着手编著国文教科书和作文讲义多种,(由民智、商务出版)。一九二四年冬,他用积攒的稿费自费赴日本留学,进东京上智大学研究德国文学。在日本求学期间,他继续从事编著,并开始翻译,先后成有《世界文学家列传》(1926年,中华)、《文艺辞典》正、续两编(19261929、民智),《东方美术史》(1928神州国光社)、《中国古代文艺论史》(译著上下册,1928、北新)、《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译著,1928、开明)等书。一九二八年,孙良工毕业归国,住在杭州西湖广化寺,认识了西湖艺术院女生王梅痕,一九三一年结婚。
   
一九二九年春,孙良工应陈望道邀请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任江湾劳动大学文学教授,主授《中国小说史》、《劳动文艺》等课程。一九三○年八月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暨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吴松中国公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出版了《文艺鉴尝论》(译著、1930、中华),《唐代的劳动文艺》91931、亚东)等书,还写了一些诗和诗剧,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
   
一九三一年秋,孙良工与夫人王梅痕赴日本深造,住西京法然寺,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便于十月回国,住长沙翕园,写成长篇小说《时代到了》上卷,计八万余字,寄到上海,还来不及发表即遭淞沪之战焚之烬尽。一九三二年三月经辛树帜邀请入南京国立编译馆,任人文组专职编辑。任职两年余,后辞职专事著述。出版了《文学概论》(1933、广益),《诗的原理》(译著、1933、中华),《中华词选》,《中华诗选》,《中华学术思想文选》,《中华戏曲选》(以上均与孙怒潮合编、19331934、中华),《中国经学史》(译著,1934、中华),《中国文学通论》(译注、1935、商务),以及多种国文课本(商务)。在创作方面,“一二八”事变后,孙良工接连写了三个剧本:《续一个青年的梦》,《世界的污点》和《血弹》。他还在《文艺月刊》,《前途》,《慧星》等杂志上发表了《索夫团》、《火花》、《复仇》、《审判》等剧本和散文《告丁国小朋友》等。这些作品表达了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慨和对抗日将士的歌颂。
   
一九三六年一月,孙良工携家离宁入川,任成都华西大学文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聘为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政治主任教官。一九四○年辞职,迁居重庆,受聘为中央监察院参事,兼任湘辉学院及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同时编著《抗战史料丛书》。一九四四年被监察院解职,依旧做一个笃实的学者、教授。
   
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五若飞亲至郊区小龙坎大石坝一号访晤孙良工,孙赠毛长诗一首以叙别情,后毛复孙信曰:

“良工兄:惠我诗篇,感且不尽,约吃家乡饭,更领盛情。你的好意,永远记在心里。事冗不克再晤领教,维有俟之异日。敬颂
道安
                           
毛泽东    十月七日‘

此信现存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五○年,孙良工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翌年五月,被聘为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委员。这年冬,五十六岁的孙良工热情投入湖南的土改运动,在零陵柘圹乡工作了八十五天,使他受到了深刻教育,回校后写了《我的热血在不断地流》(散文),倾诉了他对封建制度的愤恨和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之情。
   
一九五三年,孙良工任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一九五六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主编《毛泽东语言辞典》(因逝世未成)。这年以后病居家中,赋《岳麓诗草》百余首。一九五八年写成“五四”运动叙事长诗《黎明前凑曲》,未出版。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孙良工因患心脏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死后惟余书籍数千册,家属悉以奉献师院图书馆。
   
孙良工生性忠厚笃实。“五四”运动时期,他激于爱国义愤,挺身而出,敢言敢写,一时人称“孙大炮”。他提倡“平民教育”,对学生“有教无类”,门生遍于军政学商各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文艺创作方面,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文艺理论及文学史方面,在国文教科书和辞典方面,在翻译方面,均有大量编著。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三七年以前,他出版的主要著作即已达五百一十七万字之多。还有未曾出版的著作,现存夏门大学图书馆等地。

孙良工对自然科学没有专长,好静不好动,但他擅长书法艺术,在重庆时曾与画家许太谷等多次举办书画展览。在文学活动中,他与夏丐尊,舒新城,郁达夫,郑振铎,赵景琛,李青崖,傅东华等相交甚密。作为一个学者,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民主思想,流溢在他浩繁的著述中,自将历久不氓。他勇敢而坚定地步入了新文化运动的行列,曾得到鲁迅的称赞。
   
他的夫人王梅痕,又史王荠,结婚后协助他的编著工作,堪称伉俪。王荠也著有诗集《遗赠》等。她长期任中学国文教员。孙良工有五子二女,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四化建设作贡献。他对子女极其痛爱,从不干涉子女自由,但经常鼓励子女努力学习,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三男孙长祝撰写
                                            
表侄李传补整理

蔡锷与隆回
李传补

一、蔡氏渊源

蔡锷远祖叫元七公,是元末明初从河南迁邵阳的蔡氏开基鼻祖。以元七公为第一代,到第十代有个学济公,从邵城郊徙居邵阳北路隆回三都蔡家垅。后来,一部份回迁邵阳城郊。蔡锷即回城一支的后裔。在封建社会,邵阳蔡氏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庶民地位,生活极为困苦,人口发展缓慢,从元七公到学济公时,邵阳蔡氏总男丁只有三十四人,有的迁徙到麻阳县或四川等省去了。
   
从学济公往下数五代(中经三代),有个开元公。开元公生子登禄。登禄公生子国珍。国珍生子三:俊阳,俊陵、俊阶。俊陵公生子三:德锷、德鹤、德庚。德锷即蔡锷。从元七公数起至蔡锷为第十八代。

二、蔡锷与隆回

为纪念杰出的民主革命家蔡锷,李剑农等人在桃花坪办了个“松坡中学”,即今隆回一中。当时隆回属邵阳县。

从蔡锷上溯九代的学济公,在隆回蔡家垅繁衍了一支后裔。传说蔡锷小时候,曾随先人到蔡家垅为祖先扫墓挂青。《蔡氏三修族谱》载,蔡锷在宝庆城应童子试时,认识蔡家垅的蔡陔南,二人同入郡庠(中秀才)。蔡锷称蔡陔南为堂兄,并随同到蔡家垅蔡氏宗祠祭祖。修族谱时,蔡家垅的蔡宪文等人前往蔡锷出生地蒋桥河联络,追溯渊源。蔡锷的堂弟蔡松江等家属“慨然认可”,马上拟定谱稿合谱。并按蔡锷之父俊陵公遗言确定班次。据蔡家垅的蔡民焕同志(现在隆回县百货公司工作)称:他家原藏有蔡锷逝世的讣告,后来在文化革命中烧毁了,蔡锷与隆回蔡氏的关系,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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