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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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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履痕

点击: 5753 作者: 编辑: 雷 立 来源: 2009-03-26 20:30

从松坡中学到省重点中学隆回一中

 

蔡民政

 

1953年来隆回一中工作直至1989年退休,退休后又住在学校里。四十余年目睹了隆回一中的发展变化,由此深刻认识到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实在令人鼓舞!

隆回一中的前身是松坡中学,建立于1942年。当时有识之士蔡志青为纪念蔡松坡,由他承首在桃花坪创办了一年中学。1951年更名为隆回县第一中学。

1953年我从湖南大学毕业分配到隆回一中时,学校只办事员了四个初中班,每班学生20人。领导加教师只24人。两栋教室,分别为能容纳三个班的土砖平房和容纳一个班的旧木式结构房。另有一座两层土砖木式结构楼,下面为办公室,上面为会议室。在楼下开会踩着楼板喳喳地响,令人胆战心惊。学校里还留下两座庵堂——老庵堂和新庵堂,住有几个尼姑,这增添了学校的清净之感。

学校前面有小田陇,中有一条小溪流入资江。田陇边住有几户人家。过田陇的对面是一座荒山,长满灌木荆棘。学校背后有一个不到一亩半的操场,即学校唯一的运动场。1953年下期由4个班扩大到7个班,在操场的右侧斜荒坡上新建三栋土砖平房,每栋两间教室。在两间教室中间隔有两间小房,每间面积约10㎡,为班主任办公室兼住房。

1955年将老庵堂改建为礼堂兼食堂。学校于1956年下期开始办高中班——高一班和高二班。1957年把传达室楼房改建为两间办公楼兼图书馆,并将对面荒山开辟为外操坪。

1960年下期,将所有高中班搬到洪塘大队部所在地,设立高中部。学校原址为初中部。洪塘大队部有两座两层的土砖楼房,作为教师的办公室。10多名教师以洪塘大队办公室为集体宿舍,摊地铺挤睡在一起。另建二栋二层的教学楼,每栋有教室6间。教室的东后侧建有一栋学生宿舍。一年后,高中部又搬回学校本部,与初中部合在一处。

1979年至1980年间修建一座教学楼,三层15间教室,又把外操坪改建为东区两栋教师宿舍楼,每栋四层,每套三室一厅,面积70㎡,解决了32户教师的住房困难。70年代政府将学校前田陇购买开辟为外操坪。

以上是隆回一中在九十年代以前的发展概况。进入九十年代后,学校则加快了前进步伐。

在这期间,学校先后建起两座分别为四层、五层的钢筋水泥教学大楼——求索楼和闻达楼,共有37间教室。加上原有15间,隆回一中现有宽敞的教室52间。现在高中班已办到第244班,初中班办到第144班。在校学生高中有23个班,初中有10个班,共33个班,学生人数将近2000人,教师180人,分别为1953年的20倍和10倍。

1994年建起一座高五层的松坡科技馆,内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各三间。每室可同时进行28个组的分组实验(50年代初只有教师演示实验,后建了物理、化学各一个实验室,只能进行8个组的分组试验)。此外,还有2个生物实验室,供学生实验。馆内还有计算机室两间,设有电子计算机80台,供学生轮流上台实习。有电视台播发至各各班教室和教工宿舍,每班教室备有电视机。另外还有两个劳技室——电工室和缝纫室。这样全面培养和发展了学生的爱好与特长,为培养跨世纪的科技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馆的左侧还建有一间有309个座位的阶梯教室,供有关科学讲座和召开教师大会之用。

为了便于学校各个部门办公,在现校门的右侧修建了一座四层的办公大楼。原有的两层办公楼则全部改作图书馆和校幼儿园。

为满足2000多师生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需要,隆回一中将原体育场扩大三分之一,修建了400米长的跑道,内有足、篮球场及各种运动场所。还在运动场的左侧修起长30多丈,共27扇的田径棚,设有各种体育器材。运动场的周围则植有花木,使其成为花园式的运动场所。走在跑道上,令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得。

由于学校教室规模、建设、设备的大发展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1996年隆回一中正式挂牌为湖南省重点中学,为隆回人民争得了莫大的荣誉,一朵绚丽的教育之花绽放在资江河畔。

“峥嵘岁月堪回首,艰苦奋斗忆当年。”隆回一中随着学校面貌的巨变,教师生活待遇也在发生巨变。五、六十年代教师和生活是很清苦的,和现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教师的工资,一般每月只48元,而现在教师的平均工资达500元左右,还有各种补助和奖金。尤其是住的方面,过去教工一家4-6口人挤在面积仅10㎡的土砖房里,而现在参加工作不久就住上面积120㎡三室一厅和三室二厅的新式而漂亮的楼房。

1958年教育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教师每年要下乡劳动支援双抢、早插,历时一个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支援一次双抢回来,非掉几斤肉不可。班主任还要带学生下乡修马路,修水库。这年先后到离校几十里的周旺镇铁炉冲和滩头镇白若开山辟岭修马路。师生卷起铺盖,行军式的下乡,几十人摊地铺挤住在一起。这年还带学生到二百里外的涟源支援抢收晚稻,在冰冷的冬水田里割禾打禾。到涟源帮助抢收晚稻的还有二中、九中等学校,各校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夺红旗,互不示弱。一天晚上,趁着月色,我带着高三班的学生到离驻地二里外的荣华去割晚稻,提出“夜袭荣华”的战斗口号。有的学生割着割着就倒在田里。在这样的艰苦劳动锻炼的情况下,师生们不但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精神乐观。不少学生还在劳动之余,挤时间写新民歌,鼓舞士气。有的写出“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今斗酒诗万篇”、“八卦炉中炼大圣,艰苦环境铸英雄”的豪言壮语。其实有什么斗酒呢,只不过是吃红薯饭,喝白菜汤罢了。学校还先后在离校510里的地方——北山、廖阿桥、石背、荷叶塘、白竹桥等处办农场,老师带学生轮流到农场劳动,每期不少于一周。

最苦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师生们吃不饱,就到山上采摘救兵粮(一种红色球形不过就豌豆大的簇生小果)充饥。有位老师因饥不可耐摘了蔬菜场几片白菜叶子吃,被作为批判对象。有位老师拣蒸笼里残余的馒头渣吃,被厨房工友看到了,么二天恶作剧地做了个大馒头,这位老师挑来就吃,只觉苦涩难耐,原来里面裹着一大把食盐,弄得他啼笑皆非。过去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天。老师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要呆在房子里备课阅卷。到了署假,参加双抢后,才能够回家休息几天,而且大多数寒暑假还要参加政治学习。

通过这些艰苦的劳动锻炼,收获不少,主要是和劳动人民打成了一片,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一些劳动技能。那时的同学们,高中毕业后升到大学再到工作岗位,大都能吃苦耐劳,经得起艰难的考验。培养出来的学生数量多,质量高,不少成了建设或保卫祖国的中坚力量,有些成了高、特级工程师、大学教授、科学家,有些飘洋过海,出国深造;有些成了各级党政领导……总之是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过去说:“教师是一只蜡烛,照亮了别人,也辉映了自己。”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崇高而伟大!

 

大跃进中隆回一中二三事

 

张嘉兴

 

1958年,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大跃进的滚滚热潮。当时,我党制订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快好省”的精髓是“快”,要“快”,就要跃进,要“大跃进”。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大干农业,大炼钢铁,摆起赶英超美的架势,同时巴着眼,伸着手,仰接共产主义的到来。而且有人更形象地说共产主义已到长沙,到了邵阳。一时新事物、新人物不断涌现。有亩产13000斤的典型;有以“吃不要钱”为首的“二十个不要钱”的豪言壮语;有用牛犁红薯代人挖和把鸭群放到资江里送往邵阳的生产和运输经验。学校是社会组成的一部分,大跃进的浪潮冲激着师生们的每一颗心,大家志气昂昂,热气腾腾,大显身手,并敢于标新立异,以适应“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好形势。这里我回忆在隆回一中身体力行的几件事,不是笑话,而是事实。学校大跃进,首先是大搞劳动。劳动,在社会主义国度里是神圣的,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历史。这点大家早有认识。更何况教育方针里明文规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学校也就无条件地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课表上,劳动是一门主课,每周排两个下午,雷打不动;在特殊情况下还得停课搞,时间不受限制,视劳动任务大小而定,三五天或十天半月不等。劳动分校内和校外两类。校内劳动,一是办工厂,二是办农场。办工厂,要跃进,少了,思想保守,要“火烧中游”。记得有次全校师生排着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去向上级报喜:一夜办起100个工厂。上级喜形于色,当即表扬政治挂了帅,力争上游。什么工厂呢?红砖厂、流水石灰窑厂、墨水厂、粉笔厂、理发厂、铁工厂、木工厂、补衣厂、补鞋厂、草鞋厂等等。其实这100个工厂是个浮夸数,怎么也凑不出一百来。但在当时,谁的口夸得大,谁就是思想解放。实际上,真正办得像样的也没几个,只有流水石灰窑厂办得稍好一点。在大操坪边竖起高高的窑,上面不断地添加石料,下面不断出石灰,而且石灰的质量也好,群众愿买,收到一定效益。另外,木工厂整修了一些课桌凳,铁工厂打出了一些柴刀、火钳,其余呢?大多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罢了。学校办农场是下了大力的,在廖阿桥划了几十亩土地,修了一座平房,还有鸡舍、牛棚、养蜂房、工具室及鱼塘等,设备齐全。生物教师和农场工人专门住在那里,师生们按课表规定的时间轮流下场劳动。场景确实喜人,麦苗一片葱绿,油菜一片金黄,西红柿一片橘红,鸡鸭成群,蜜蜂满箱。还种了一亩试验田,确办出了一些成绩。以后一中农场场址又几经变迁,在北山办过,在白竹桥办过,在紫溪也办过,特别在紫溪办得很出色。农场修的房子已不是一座,而是教室、寝室、食堂厨房、浴室厕所等一应俱全;还装了电灯,打了井,修了马路。有人称为一中分校。师生劳动已不是以前的早去晚归,而是一上场就扎下来搞一个星期,一面上课,一面劳动,期满轮换。在这里开了不少现场会,得到了不少锦旗。

校外劳动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早插双抢,教师都分配下乡。群众很喜欢教师支农,扎扎实实干,不指手画脚,不串东走西,更不发号施令,一个顶一个劳动力用。记得有次在雨山早插,天气特别冷,几乎是零度,队长安排我们早上扯秧,上身穿着棉衣,戴着帽子,一双赤脚扎在秧田里直发抖。干了一大早上来,饭可以不吃,忙把一双脚裹在棉被里,好久好久还是麻木的。还有几次是搞突击劳动,派大队人马去涟源支援“双抢”,师生们打着旗,挑着行李,一去就是十多天。又如到滩头白若、三溪一带去修马路,全县各中学都调集力量,搞大兵团作战,副县长马珍贵任指挥长,叩石垦壤,披荆斩棘。你挑战,我应战,搞得热火朝天。虽吃的是萝卜白菜,住的是破庙草楼,但谁也不以为苦。确乎劳动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劳动虽然是主课,作为学校文化课还是要上的,那么文化课教学又如何体现“大跃进”呢?天才的发明创造总是有的,那就是盛极一时的“双高课”。所谓“双高”,就是教学要高速,高质量。顾名思义,是完全合乎总路线精神的。当然也是根据当时实际需要,因大搞劳动耽搁了很多教学时间,而教学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就只有开快车。由此看来,首先提出搞“双高课”的人不能不叹服为天才。只可惜这样的天才不是出在隆回一中,一中也是根据人家传的经送的宝才在校内普遍推广的。在新生事物面前,只能促进,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所谓“高速度”,就是一节课(高中50分钟,初中45分钟)要教几节课的内容。以前学凯洛夫,仿苏联一套,搞“五环节教学(一节课要具备五个环节:起始课,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等),强调精雕细刻,讲深讲透。现在被认为是少慢差费,嚼烂馍喂人,与多快好省精神大相径庭,不行了。那么一节“双高课”到底要教多少东西呢?拿语文来讲,以往一篇中等篇幅的课文要教三至四节课,而双高课呢?一节课就应该把它教完。这速度还失之保守,要力争上游,那就是一节课应教两篇,甚至一个单元,这才叫“放卫星”。如《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灌园叟晚逢仙女》这四篇课文是一个单元,总篇幅在课本中30个单页。照往常精雕细刻,环环相扣,要教十二至十四节课,双高课呢?一节课就把它们扫完了。怎么个教法?毫无疑问,只能是蜻蜓点水,不能下马观花。什么作品出处呀,人物形象呀,表现手法呀,主题思想呀等等,罗列几条就完了事。至于如何分析典型情节,形象感染,语言风格,对不住,没时间了。学生也就记住几条苍白的条文,书本翻到这页翻到那页,半天理不出头绪来。事后检查效果,竟闹出不少笑话,有的互相争执,说这课教了,有的又说还没教;若再细问“秋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王熙凤是怎样出场的,更是堂目结舌,茫无所答。教师也搞得啼笑皆非。

所以“双高课”其实是单高课。高速度是真,高质量是假。实践的检验竟这样无情。事实上,“双高课”从一开始出现,明眼人就心中犯疑,只求“快”不求“好”,不是真正的“快”。教学有教学的规律,违背了规律,欲速则不达。所以一个时期以后,风靡一时的“双高课”也就销声匿迹了。

还有就是新民歌运动,这也是大跃进中的新生事物。民歌本是一种最原始的文学形式,历史上《击壤歌》、《卿云歌》都是民歌,《诗经》中十五国风也是民歌,历代都有传世的民歌。大跃进中,人们意气风发,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新民歌的产生也自有其社会基础。当时社会上成了民歌的海洋民农商学兵,人人是歌手。其作品之多,题材之广,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鼎盛时期,280多年,传世诗歌作品五万多首,作家二千二百多人。但较之大跃进时期不无逊色。

一中学生自然出沉浸在新民歌的海洋里。他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走向自然,处处是新奇,处处有宝藏可尽情抒发,尽情讴歌。有时还开展竞赛,放“卫星”,看谁多谁好。记得在滩头白若修马路,同学们白天本够累了,晚上一收工,回到破庙里,饭可以缓吃,澡可以迟洗,拿起笔来就写民歌。哼哼唧唧,热热闹闹,写了就念:“早上打开门,雾气满山村。只听脚步响,对面不见人。”好诗,好诗!大家一阵鼓掌。接着又有人念:“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昔日在你脚下踩,今天要你头上过。”又是一阵掌声。笑语喧哗,此起彼伏,气氛热烈驱散了一天的疲劳,也鼓起了下一天的干劲。这样的生活实践,当时确实出锻炼出了不少人才,有文学素质的人脱颖而出,象胡光曙、李华盛、魏洪华等便是代表。胡光曙当时就已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成了一名青年作家。李华盛毕业后就考上北大中文系,魏洪华现已成为怀化师专中文系主任。

物极必反,新民歌热了一阵之后也就随着大跃进的降温而降温了。回想起来,新民歌数量虽多,也确实涌现出一些好作品,编选出版过专集,有的还选作过教材。但水份也不少,有的还渲染甚至助长了浮夸风。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喝令五岳三山开道,我来了。”什么“禾苗黄橙橙,亩产超万斤,麻雀钻不进,鸡蛋滚不沉。”不一而足。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东西怎能有生命力呢?

总之,大跃进中新人新事,美谈趣事特多特多,我仅从一小块天地里撷取出一枝一叶以作为历史见证,也留下个人生活脚印罢了。

 

 

 

从新隆回中学到隆回二中

 

张喜兴

 

隆回二中的前身是新隆中学。其校址经历过三变:解放初在金石桥,1953年迁六都寨,1986年迁桃花坪。新隆中学是1945年创办的,名曰“私立”,实乃三乡(解放前的隆回、隆中、隆治三乡)联办。当时抗日烽火已蔓延到邵阳,本地学生外出求学困难,在龚述畴、孙泽英等一班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接收原已停办的十六区女校的校舍田产,开办了新隆中学。194910月隆回解放,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教育厅发出中教(52)第399号通知,改新隆中学为“湖南省隆回县第二初级中学”,二中从此诞生。县人民政府派彭德新为校长,负责接收事宜。当时我县南有一中,北有三中,而中部地区没有中学,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县内中学布局合理的需要,于是决定隆回二中迁六都寨,同时拨款10万元在六都寨洪江村划地54.3亩修建新校舍。1953515新校舍落成,开始搬迁。当时金石桥至六都寨60华里还没有通车,只好步行。师生300多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各人挑着自己的行李,公家的东西如课桌、凳、床、柜等就雇请民夫搬运,朝发夕至。面对新环境,新气象,全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从此弦歌不辍,桃李芬芳,一晃就是33年。1986年学校几座楼房的墙垛发生裂缝,引起省、市、县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亲临视察,仔细查询,并调集技术力量进行勘测鉴定。有的说是校内打了口深井,抽水超限所造成;有的说是校外辰河淘金挖坑太深太滥所造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原因怎样,反正校区已成为危险之地,不宜居住。上级体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搬迁。并不惜花重金80余万元买下澄水068子校校址(即邵阳师专原校址)。暑期,开始大搬迁,车流人流,往来如织,计日成功。

我在二中前后共工作16年,分两个阶段,前段为1949年下期至1957年上期,八年;后段为1978年下期至1986年上期,也恰好是八年。二中的三处校址都留下我工作和生活的脚印;两次大搬迁曾洒下我的汗水和苦水。有关隆回二中的全部历史,《县志》、《县教育志》均有详细记载,我这里只就解放初在金石桥的一些情况作片断回忆,因当事人健在者已廖若晨星了。

新隆中学曾是传播革命种子的摇篮。解放前夕,风云变幻。新中这块文化教育阵地,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两股势力斗争异常尖锐。代表进步力量,大力传播革命种子的主要人物是陈伯容。陈乃鸭田乡人,个子高挑,爽快精干,行动果决。1947年进入新隆中学教国文。他大胆地积极地宣传革命形势,宣讲革命理论。每一上课,就开门见山地说:“同学们,给你们讲20分钟的时事!“于是话匣子打开了,淮海战役怎样,中原形势又怎样,讲得眉飞色舞,有根有据。同学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印发《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油印件给学生读。并常常布置学生如刘焕保、邹必卿、尹鑑仁等为他送信,因他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多有联系。学校校长在那紧张而又复杂的社会形势面前,两面玲珑,左右逢源。当反动头目进入学校,要大家“效忠党国”时,校长带头举手宣誓;当陈伯容进行进步活动时,他网开一面,暗予支持。我以前本不认识陈伯容,1949年上期我在新化复初中学教书,暑假应李冠文之敦邀回金石桥闹革命,由于志趣相投,很快就认识了陈伯容。是年9月,我又由陈伯容介绍进入新隆中学任教。后来我们又逐步联系上了革命老同志如谢希蕴、欧阳洪端等,团结了谢泉等一班进步青年。后由李冠文、陈伯容二人潜行密访,在新化找到了省工委有关负责同志,同意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迎接隆回解放。我们常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开会,研究出墙报、贴标语、送情报、策反等一系列工作。10月,隆回正式解放,迎解任务胜利完成,各自走上革命工作岗位。陈伯容更是意气风发,度不暇暖,穿上军装,参加征粮,发动并率领新中一大批学生去上资江公学,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新生力量。接着陈伯容又参加土改,以后又调隆回一中任教导主任,接着调新化一中任校长,不久又调长沙《湖南农民报》工作,后又调长沙艺术科学校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在受到不应当的折腾后抱病逝世。

历史改元,天翻地覆,革故鼎新。新隆中学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首先是对领导班子及教师队伍进行整顿清理。校长龚述畴有进步表现,继续留任。新增加谢希蕴为副校长。教导主任蔡荫湘是开明绅士,留用。姓田的训育主任带走劳改。教师绝大多数原职留用。极个别有民愤的,被农会揪返老家。

学校除正常教学外,突出的大量的工作是搞社会宣传。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减租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写标语,出墙报,喊广播,参加各种斗争会、公审会。还有就是大规模演戏,如《白毛女》、《赤叶河》等,都是幕剧。由于剧中人物多,因此教师个个要上阵,不管年老年轻,会演不会演,都要粉墨登场,表演一番。在学校演,到附近村子去演,到更远一些的集镇去演。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校内活动也搞得热火朝天,师生喜气洋溢陶醉在新的天地里。晚上,教师还要到附近村里去教夜学,每人固定一个点,风雨无阻,提一盏马灯,拿一本《农民识字课本》,两支粉笔,在堂屋里就讲起来。男女老少都来学,渐渐地认识了一些字,有的不但能写自己的名字,还会写别人的名字了。这样也很有好处,以后村子里搞什么选举,可以不再用“豆选”而能用票选了。

当时,物质待遇是没有谁去考虑的。新中的经济来源解放前要靠几百石田租。解放后,土地回了老家,学校已无一所有,一粒谷子也收不上了。又因学校是“私立”性质,政府没有拨款,学生学费也微乎其微,甚至没收。所以有段时间学校是极其艰苦的,教师没有工资固不消说,就连正常生活也很难保证,每天只能喝两顿粥。但谁也不以为苦。相反,大家以苦为乐,干得很欢。以后逐渐享受一点供给。直到52年才开始评定工资。

在解放后的第一年里,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工作蒸蒸日上。要说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领导间的不团结。校长与副校长也许是各有资本,各吹各号,互不服气,甚至明争暗斗,这无疑对工作带来影响。上级领导及时发觉了这个问题,将副校长谢希蕴调六都寨中心小学任校长,将教导主任蔡荫湘解职任教师去了。19513月,县人民政府张杰来任校长。张,邵阳人,大学文化,作风泼辣。教导主任由吴力云担任。又派来一位生活辅导员王民初,共青团员,算学校唯一有政治身份的人。教师也陆续有所增加,调进了李中魁、刘文虎,后又有刘隆礼、袁征凯、谢超义、杨世彬等人。

学生数是不足额的,因参干参军去了很久,有的班二三十人,多的三四十人,所以亟待补充。考虑到土改后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应该翻身,上级指示开展劝学运动。教师分片包干,纷纷下乡下村,挨家挨户摸底调查,特别是贫下中农子弟,文化底子差一点不要紧,年龄大一点也不紧,都动员来上学。这样人数大大增加。同时还扩大招生范围,以前只招老三乡青年,现在扩大到全县,而且邻县溆浦龙潭一带的学生也来了。

支农是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年插秧收割自不待说,有临时任务也得下去,比如禾苗受虫灾、冰雹灾,或抗旱,或修水利修马路等。有一次学校附近一个村子的禾苗起了虫子,上级布置停课捉虫。师生每人拿一个脸盆奔赴田里,捉了一下午,到吃晚饭时才返校。分人登记成绩,以便评比。开餐了,师生涌进大食堂,按往常席次进餐。我和张杰校长及刘文虎老师等共席。张杰问:“刘老师,今下午捉虫,你为什么没去?”刘文虎答:“我有病。”张:“有病也要请个假呗。”刘:“我向王民初老师请了的。”张杰虎起脸,筷子一拍,扬起身,“妈的!”手掌直往刘文虎背上猛击。学生看在眼里,大吼:“不要打人!”“校长不准打人!”食堂一片喧哗。张杰看形势不对,饭没吃了,往自己房子走去,关上门。学生们蜂涌到房门边,大喊大吼:“校长打人是恶霸作风!”“打倒恶霸作风!”声浪此起彼伏,越来越高。后在老师们的劝导下学生才渐渐散开。区政府领导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忙来学校了解情况。后来集合师生讲话,说刘老师一点伤风感冒就逃避劳动,是不对的,校长处理的方式方法也有欠缺。事情就此结束。

俗话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52年上期,学校又出了一件影响重大的事。有个晚上,事务员张潜斋房里掉了一口皮箱,里面装有几百元抗美援朝公债券,一些伙食团现钞,还有一些账本和单据。经四处寻找,皮箱丢在校侧门外的井台上,钱券不见了,单据账本弃掷一地。校长主任们分析,一定是学生干的。不然怎么知道事务员皮箱里有钱,又为什么皮箱不拿走呢?这样确定后,一面忙去邮局打电话向邵阳市有关银行挂失;一面集合全体师生开大会,动员检举揭发,坦白交代;又开展全校大搜查,但无着落。后又布置各班进行小组讨论。校长主任巡回查看,察言观色。有个溆浦学生平日在领导心目中被认为是调皮的,就有意识地注视着他。那学生一接触到校长的目光就忙避开,显得有点不自然;校长再盯着他,他显得更局促,低下头来。教导主任进门也照样把眼光投过去,那学生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于是就确定是该生所偷,并立即进行个别谈话,那个学生坚决不承认。于是便召开全师生大会,把那学生揪上台,大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死贼!”那个学生很镇定:“硬是没有。”“杀了脑袋也没有。”这样大斗争,小谈话,全无办法攻破。看看暑假快到了,学生们要回家了,全体教师也要到邵阳市学习去了,(当进规定中学教师寒暑假集中到专暑所在学习,小学教师集中在县城学习。)经请示领导,将该生暂寄管在区里,要他反省交代,每天安排人送饭。他一直坚持没偷。

暑假到了,教师们都在邵阳市学习。有一天,银行通知我校负责人,说有个青年拿着新中号码的公债券来兑钱,银行没发,要他次日来取。学校领导喜出望外。次日,学校派两个教师去银行守候。不一会,果然一青年来了,在柜台边出示债券兑钱。教师一眼认出是新中学生,桃花坪一带的人。当即叫住他,与他细谈,晓之以义,动之以情。他终于如实招供,一桩疑案,终于告破。猛然想起留在区里的反省学生是搞错了,忙派人回来禀报释放。该生是贫下中农子弟,一回到溆浦龙潭,事情就闹开了,他一五一十向家长诉说,向村里诉说,向乡区诉说,向县里诉说,并向省里打报告,向中央打报告,掀起轩然大波。很多上级领导非常重视,报告纷纷批复下来,县里组织专门班子驻校调查了解,研究善后处理。派我和李立人老师去溆浦做解释安慰工作。我俩步行经小沙江至龙潭,先向镇人民政府解释并赔礼道歉,又翻山越岭找到学生家,向家长和村农会干部及周围群众赔礼道歉,任他们批评指责,任他们发泄怨气,我们代表校长一一接受,情势渐渐有所缓和。此后那边来的学生日见少了。后不久,上级对事件作出了严肃处理:撤销张杰的校长职务,判刑三年,劳动改造。撤销吴力云的教导主任职务,调其他学校任教师,事情才算了结。

195211月,县人民政府派彭德新为校长,陈涛元为教导主任,胡昆为总务主任,接管新隆中学,改名为隆回二中。改原新隆中学第十班为隆回二中第一班,原新隆中学第十一班为隆回二中第二班,余类推。学校从此走上新的阶段,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空气更为浓厚,校风学风更为优良,教师积极性更为高涨,师生关系更为融洽,校群关系更为密切。

19535月,隆回二中由金石桥迁六都寨,校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自解放之日起到53年迁校止,由新中到二中,为时四年。时间虽短,但为国家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陈早春便是杰出代表。陈,现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鲁迅研究专家。著有《绠短集》等多种作品。其他在县市级有不少行政领导干部,在部队有将校级军官,在科技教育界有高级职称的工程师教师等。至于整个学校从成立至今所培育出的人才更是星光灿灿,硕果累累。

 

 

 

隆回县教育行政机构的变更

刘桐柏  黄福庭

 

19491011,隆回解放,建立新的政权,教育行政机构也随着建立。19491015县人民政府设教育科,定编8有,其中正副科长各一人,科员2人,督学3人,办事员1人。1953年教育科改为文教科,既管教育科和文化科。教育科定编9人。19569月,教育科设置教研室。195856,教育科、文化科、体委又合并为文教科,定编10人。

1950年起到1958年止,各区设文教助理一人,负责管理本区教育工作。1958年以后,建立人民公社,区的建制撤销,文教助理相应撤销。各公社相继建立中共文教支部,具体领导小学教育工作。1961年,又恢复区的建制,各公社文教支部撤销,建立区文教支部。县文教科定编7人,实际到位工作的只有5人。

1966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教科陷于瘫痪状态。

19681024撤销文教科,教育由隆回县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统管。125,在政工组下面设教卫组,全组6人,领导全县教育、卫生工作。1973214撤销教卫组,改为“隆回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1974220,建立“隆回县文教局教学辅导站”。197585,县人民政府决定:文教局下设办公室、人事股、教育股和文化股。1972年,各区建立文教办公室,各公社配备文教干事。

1981220,县人民政府设立“文教办公室“,同年3月文教局为教育局和文化局。教育局下设:办公室、人事股、教育股、计财股,定编17人。各区“文教办公室”相应改为“教育办公室”,各公社成立“教育组”,文教干事改为教育组长,并配备业教干部1名,兼职财会1名。“教学辅导站”改为“教材教学研究室”,定编10人。为做好待业青年安置管理工作,121,成立“隆回县教育局劳动服务站”。1984年,局下增设纪律检查组织和电教育仪器管理站。1985年公社教育组改为乡(镇)学区,乡(镇)设学区主任,专管小学。

1986819,撤销教育局,建立隆回县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人事组、教育组、计划财务组、工会,定编25人。机关二级机构设:成人教育办、教育科学研究室、教学仪器站、勤工俭学管理站、招生办公室等。

1994年隆回县教委改为“隆回县教育局”,定编36人,加上事业编3人,共计39人。局下设办公室、政工股、纪检组、保卫股、普教股、计划财务股、审计股、工会。定编25人。机关二级机构设:成人教育办、教育科学研究室、教学仪器站、招生办公室、勤工俭学管理站、教育电视台等。

1996927,“隆回县教育局”又改为“隆回县教育委员会”,内设机构组相应更名为办公室、普教组、政工组、计划财务组、审计组、成人教育组、纪检组(监察室、保卫组)、督导室(对外使用县人民政府督导室印章)、工会。编制不变,行政编仍为36人,事业编仍为3人,共计39人。机关二级机构有:教育科学研究室、教学设备管理站、基建管理站、勤工俭学管理站、教育电视台等。

19957月,撤区并乡,全县由原来的11个区(镇)和68个乡(镇),合并为26个新的乡(镇),原各区公所撤销。区教育办公室也相应撤销,26个乡镇新学区相继建立。学区内设主任、副主任、人事纪检专干、教学专干、成教专干、财会、工会主席、教学设备专干、勤工俭学专干等。由于乡镇大小不一,学区行政人员多少就不一样,大的乡镇定编8人,小的乡镇定编4人,专管乡镇中、小学的教育工作。

 

 

我县解放初期的小学教育

刘清江

 

隆回1947年设县。那时节,地霸横行乡里,党团磨擦剧烈,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小学教育也风雨飘摇。194910月隆回解放了。15日,中共隆回县工委、县人民政府一开始办公,就设立教育科,命李廷忠任科长接管教育,贯彻“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精神,要求原有教职员动员学生回校复课。全县200多所学校有15000多名学生回到课堂。教师们为隆回解放而欢欣鼓舞,他们听从人民政府安排,在没有工资可领的情况下,认真工作,不单给学生上课,还积极参加征粮支前和剿匪反霸的宣传发动。学校教育与社会中心工作紧密配合,使小学教育获得了新生,学校景象焕然一新。

19501月,吴步程接任教育科副科长。春节过后,集中170余名小学教师到县城开会,学习社会发展史。当时交通极不方便,来开会的教师都是自带行李,顶风冒雪,步行到县城,就在城区学校的教室里搭地铺。听了报告后,就围坐在地铺里讨论。起初,少数教师惶恐不安,有的甚至夜做恶梦失声叫喊。通过11天的学习,大家情绪逐渐安定,阶级觉悟逐渐提高。回去后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方针,依照安定革命秩序的实际需要来开展学术工作,认真教学,紧密结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增产节约等政治运动,开展社会宣传。

为了团结、教育、改造和利用小学教师,县委书记方明,县长李国香、孙良仁,区教导员王润民、高俊峰,区长初学然、王甫生、毕兰序等同志,下乡时经常要到学校走走,找教师交谈,指出“教书也是为人民服务”,并了解学校情况,关心教师生活,帮助解决困难,有时还与教师一同进餐。

旧社会流传“千莫奈何讨米,万莫奈何教书”的说法,小学教师更被视为三教九流中的“小老九”。解放后小学教育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爱护,感激之情由然而生,特别是贫苦家庭出身的教师,腰板挺得更直。他们热情高涨,积极工作,春节也顾不上回家。配合中心工作,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用石灰浆在山崖写的“农民翻身万岁”的巨幅标语,几里外都能看到;“谁养活谁呀?大家想一想……”的歌声响彻田野村庄。其中有个别教师因工作马虎出了差错而受处分。如金石桥有个贺老师,把“贫下中农是一家”写成“贫富农是一家”,被当作政治事故关了一年。为了加强政治时事教育,教师们在各地组建读报组,并认真辅导。横板桥中心完小配合优秀乡邮员李本达,组织几十个读报组,并为《资江农民报》、《大众报》写搞,宣传当地的新人新事。同福村读报组的廖复贤还成了当时省级农民报纸《大众报》的通讯员。抗美援朝开始了,教师们不顾工作繁忙,生活清苦,坚持喊广播、出黑板报,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消除崇美恐英思想。荷香桥、六都寨、金石桥等地区的小学教师,以中心完小为排练基地,收缴祠堂、宗族会社的绵旗缝制成大幕布,到各地演出《白毛女》、《赤叶河》、《血泪仇》等现代话剧,经费自己凑,服饰自己做,布景自己搬,器具自己管,忙得不亦乐乎。丁文峰饰演的高老头,罗伯隆饰演的杨白劳,演出逼真,情感动人,演员和观众都进入了角色,甚至出现了小沙江一农民举着锄头,罗公庙一民兵操起梭标,冲上戏台要打杀“黄世仁”的激愤场面。直至现在,老人们还记忆犹新,谈论起来眉飞色舞。

资江公学第一期毕业生部分分配来我县。其中,宁松华、肖辅元、李少白、李之楚等一二十人被分配到小学工作,并安排行政干部黄镇南等担任区文教助理,加强了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7月,县里转发省委《关于对学校工作的指示》,遵照“维持现状,逐步改进”的方针,先是发动各校教师清算原有校产,以解决学校办公经费,维持教师基本生活(其时,有不少教师吃米靠自家拿,吃菜靠轮流流供);继而决定教师的工薪由地方粮开支,从10月份起,每人每月发给几十斤大米。随后,党和政府号召开展劝学运动,组织全县小学教师,深入动员工农子弟入学,又大办冬学、夜校,帮助劳苦群众文化大翻身。农忙过后,每到傍晚,男女青年三三两两,挟着课本、算盘,说说笑笑,走向学校。中老年人也在忙完家务后,提着灯笼,带着松明火把,拖儿带女,向学校走去,校门口宛如元宵灯会。学员入学踊跃,教师干劲十足。六都寨明德小学教师欧阳仁舟,每晚走好几里山路,到荷田雷祖殿夜校上课。现在那儿的老母亲、老倌子还能琅琅上口地背诵当年学过的课文:“天苍苍,地茫茫,……”。这时全县小学增加到490所,在校学生达25000余名。

这一年,学校加强了以“五爱”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教学计划,同时学习苏联经验,改进课堂教学,教学质量大有提高。

19511月,肖坤龙接任教育科副科长。隆回所有小学全由人民政府接收,采取乡校乡办,由乡政府负责筹措经费。教师的薪俸,上期每月发大米130-190斤,下期增加到160-240斤。教师生活有了保障,工作劲头更高了。

2月,全县推行学区辅导制,由各区重点不心学校负责全区辅导工作,一般中心完小负责辅导乡校教师。小学教师的教学活动,逐渐有了规范。乡、村农会对学校非常重视,全力支持,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有的乡农会为乡校解决操场和小型实验园地,有的村农会为村校划出柴山和菜地。学校工作紧密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教唱“雄赴赴,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歌曲。

5月下旬,县里举办师资训练班。通过村农会和乡人民政府介绍,从社会上招收了200多名学员。学习个把月,有174名分配到小学教书。

10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小学修业期限为五年,实行五年一贯制,入学年龄以七足岁为标准”。小学阶段减少一学年,质量要求却比原来还高。各小学校抓紧遴选教师,准备“担纲”(当五年一贯制班主任),教师们则跃跃欲试。五年一贯制于1952年上期试点,下期在全县铺开。终因效果不佳,奉令停止。现在全县小学都是六年制。

为满足工农子弟入学要求,这年又增办了一批村校、分班和教学点,并采取教师送字上门、巡回教学,“小先生”包教保学等方式。全县小学增至559所,学生达36129名。12月,几百名小学教师集中到县里,学习《革命人生观》、《史瑞芬的先进事迹》以及新学制,进行思想作风整顿。广大教师相信党和政府,诚恳作出自我评鉴。但也有个别人猜疑顾虑,产生恐慌心理。如九牛坳的陈宪成就是因猜疑恐惧而轻生自尽。

19522月,隆回县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教师有了自己的组织。县里组织145名小学教师,集中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发展史》,历时10天。

5月,教育部颁布《试行小学规程〈草案〉》,进一步明确指出:小学“实行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学方法,教师应根据科学系统、正确结合儿童实际,以及社会自然实际,并适当运用实际事物进行教学”,“启发儿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应以身作则,并根据儿童心理,注意提高儿童学习的兴趣,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儿童在自觉自愿基础上遵守纪律,不得实行体罚和变相体罚”。于是各学区、学校的领导,加强了对班主任工作的检查和总结。注意全面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督促班主任开好任课教师会,交流改进教学方法的经验,共同做好“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培养爱生如子:免费提供茶水,学生饭菜凉了给加热,雨雪天接着送学生,护学生过桥,背学生淌水,为学生烘干湿衣服;学生缺了课或有什么特殊情况,马上做家访;给经济困难的学生垫付书籍费,添置笔墨纸张,为伤病学生寻医送药。他们教学上一丝不苟,认真备课,逐生逐题批改作业;起早贪黑忙工作,节假日也不休息。《规程》还要求:小学实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并把春季招生全部改为秋季招生,使小学纳入了统一管理的轨道。教师更加热爱本职工作,并掀起钻研业务理论的高潮。六都寨中心小学校长李启兴原想从事儿童文学工作,毅然服从需要,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横板桥中心完小的教师,为上海《文汇报》撰写了《论全面发展教育》的论文。

8月,为推行速成识字法,举办小学教师暑假训练班,近千名教师参加学习,历时35天。为在小学教师中发展共青团组织,县委举办小学教师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条件,发展了马文正等71名团员。

9月,全县所有私立小学改为公办。10月,工资改发货币。教师们甚为振奋。

19531月,教育部颁布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5月,为贯彻执行省教育厅《关于小学教师政治业务理论学习计划》,县里组织教师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凯洛夫的《教育学》、普希金的《教学法十讲》,试行“五环节教学法”,推广“红领巾教学法”。回校后,各学区组织报告会、公开课,进行专题探讨;加强学区内同年级、同科目教师集体备课,组织示范课观摹,相互听课,取长补短;建立各科教研组,发挥“先锋”(预为准备)、“后卫”(勤作总结)作用。在推行新教学法的过程中,大家都很认真,坚持按程序教学,但也不免生搬硬套,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范顺昌老师下课后又叫住学生:“快莫走开,我还漏了个爱国主义教育没讲啰!”一个青年女教师在讲课中突然失声喊道:“哎呀!忘了复习提问这个环节了,我们从头再来过。”

 这一年,县教育工会成立。教师算工人阶级一员,并被尊为“育人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福利待遇上,对教师实行公费医疗,发放多子女困难补助费。这一年又是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适应各项建设的需要,在厂矿、企业和农村兴办职工夜校、农民业余扫盲班和半工半读等多种教育形式,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对需要维修和扩建的校舍,采取“民办公助”方式,县财政适当拨点款,发动群众在自愿基础上献工献料。9月,对全县小学进行整顿,共合并学校380所,班级208个,辞退了一些不适应工作的教师。学校布局趋向合理,教师队伍趋向精干,教学设施趋向完备。全县小学生增加到46548人,是刚解放时的3倍多。全县小学教育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人们从心底唱出赞歌:

共产党,爱人民,

干部群众一家亲。

人民政府重教育,

小学校园四季春。

 

 

 

县城小学布局的调整

文责身

 

    1944年至1947年在群贤小学读书,十年后的1958年又来到群贤小学执教,且一干就是十个春秋,此后又在东方红小学和县教委工作近二十个年头。因此,对解放前后县城小学布局与调整的情况较为了解。

 

一、解放前小学布局状况

 

民国时期,桃洪镇就是一个建制镇,约五千非农业人口,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县城所辖地区(资江南岸原属武冈县,不包括在内)有三所完全小学和一所初级小学。它们是:

桃洪镇中心小学,是国民政府开办的一所公办小学,校舍建在三二○国道以北的“三府衙门”旧址,即今县委机关所在地。学校规模为10个班左右。

明德小学。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湘乡会馆创办的一所私立完全小学。办学经费由会产支付。校址座落在今魏源图书馆处,学校规模一般为8个班。

群贤小学。其前身是邵阳县偕进学校第一分校,开办于民国元年(1912年),校址在桃洪镇清真寺内,仅一间教室,是一所回民学校。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到四十年代,发展成一所10个班的完全小学。新建一栋6个教室的教学楼,开辟两个操场。

新义小学,由“牛厂会”主办,只有一到四年级,是所初级不学,校址在今三合街原桃洪镇卫生院处。

群贤小学、明德小学和桃洪镇中心小学,就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分别座落在城区的南边、中心和北边,成一条直线,布局合理,方便城镇居民子女就近入学。这三所小学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规模也差异不大,客观上促使其奋发图强,努力办好学校。当时,群贤小学管理有方,治学严谨,校风优良,教学质量高,赢得社会各界的赞誉。方圆三、四十里的学生都来这里就读。武冈、邵阳,甚至新宁,也有部分学子慕名而来。

 

二、解放后的几次布局调整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三所小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和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桃洪镇小学的布局进行了合、分、建三次大的调整。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的并校。人民政府接管桃洪镇中心小学、明德小学和群贤小学后,将桃洪镇中心小学易名为桃花坪第一小学合并了新义小学,明德小学易名为第二小学。1954年,桃花坪第一小学确定为县重点小学,第二小学合并到第一小学。桃花坪第一小学又改名为桃花坪小学。这时县城只有两所小学。

1958年下期,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桃花坪小学合并到群贤小学。群贤小学由原来的12个班增至24个班,学生增至1600余人。校舍不够,租用民房。整个县城只有一所小学。桃花坪小学校址由县委安排给隆回机械厂。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的分校。桃花坪小学合并到群贤小学以后,校舍不够,学生拥挤,加之城市人口逐年增加,这么大一个县城,一所小学显然不能满足学龄儿童的入学要求。1961年,县人民政府决定,群贤小学和桃花坪小学分开。桃小搬至停办的隆回师范校址内。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桃花坪小学易名为东方红小学。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的建校。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改革开放的深化,国民经济飞跃发展,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城市人口急增,入学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再新建一所小学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梨子园小学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87年建成开学了。三所小学分别座落在县城的东、南、北三面,如同四十年代那样,三足鼎立。时至今日,三所小学都是大型小学,东方红小学28个班,教职工71人,学生1787人;梨子园小学28个班,教职工68人,学生2057人;三所小学合计80个班,6042名学生。每班平均75.5人,已是“超级大班”的水平。

 

 

 

从“黄堡第九”看大水田乡的教育发展

廖棣华

 

一、“黄堡第九”的由来

 

“黄堡”是大水田的别称。大水田自古就有“黄堡大水田”之称。绵延数十峰的白马山脉落脉大水田时生出五峰,居左临河第一峰地域宽广,其余四峰犹如在其环抱之中。此峰峰顶平坦宽敞,且很古以前就建有寺观庵院,远远望去,活象一处黄色军事堡垒。这就是“黄堡”的由来。廖姓是大水田的望族,所以人们又常把黄堡大水田看成是廖姓人的聚居地。“黄堡第九”即黄堡第九初级小学。它是黄堡大水田廖姓创办的第九所小学,位于西山杨家湾。该校只有一个复式班,学生30多人,于1942年创建,校长廖秉垣,教师由本地几个能教书的读书人轮流担任。该校创办时就办在我家楼上,设备十分简陋,只有二十套双人课桌及一块黑板,再加上一个铜铃子。学校每年从族会会产中抽出租谷四十担做为办公费及教师薪俸。我19496月从长沙私立广雅中学(即现长沙市七中)毕业,同年九月被“黄堡第九”聘为教员。我在黄堡第九初级小学任教时正是隆回解放之际。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图画、体育和手工劳动。我教音乐课时教学生唱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及《反对大西洋公约》等革命歌曲。学期终了我得到俸谷10担。

 

二、“黄堡第九”的变迁

 

黄堡大水田素以崇尚文化重视教育著称。早在民国二年(1913年)就办起了“邵阳县第十五区萃英学校”,校址在乘山庵,招收初小高小各一个班,解放前夕扩大到五个班。这所学校几易其名。1929年改名为“邵阳县第十五区黄堡小学”,1931年改名为“邵阳私立黄堡小学”,1947年改名为“隆回县私立黄堡小学校”,一直到解放。这所完全小学是大水田廖姓全族创办的第一所族校。经费是从廖姓各会产中募捐田租480担为校产。学生除本地以外,还有来自周边几十里以外的西山、桐木溪(即现在的青山)、上架溪、司门前、六都寨、杨柳田、沅江湾、苏家洞等地的学生。该校治学严谨,三、四十年代曾与当时公立中和乡中心学校并驾齐驱,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在其影响下,“送书”办学之风盛行,而凡以廖姓筹资兴办的学校统称“黄堡第×”,这样的小学到1942年就已办起了九所。这些学校的教学工作一般比较正规,师资质量也随着廖姓人口中师范毕业生的不断增多而逐年提高。校舍则一般利用分祠、庵堂、茶亭和民屋,专门校舍不多。当时的邵阳私立黄堡小学即“黄堡第一”,族人称为“黄堡母校”。黄堡第四校址在龙源清穆堂,黄堡第三校址在沅江湾振全公祠,黄堡第二改名为“中和乡第十二保代用国民学校”,黄堡第三改名为“中和乡第十四保代用国民学校”,黄堡第九改名“中和乡第十保国民学校分校”。学校的名称虽然改了,但其经费来源、各种制度及校舍规模等,一直到人民政府接管后才有所变化。

接管期间,大水田的学校和其他各地一样,贯彻中央“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精神,仍按原定开学时间,由原有教职员工通知原有学生到校上课(私立黄堡第一小学未做到)。依靠清理原来校产来维持学校办公经费及教师最低生活费。1950年下期政府拨给教师每人每月大米80-120斤。

1951年实行“乡学乡办”、“村校村办”,学校全部由人民政府统一管理。1950年下期起各学校就陆续以地名为校名了。如黄堡第二叫龙源小学,黄堡第三叫沅江湾小学,黄堡第四叫上架溪小学,黄堡第九叫盐箩石小学。

1950年上期部分学校规模有所扩大,如龙源小学新招五年级一个班,学校由三个班扩大到四个班,由区文教助理指派师范毕业生廖东成为校长。沅江湾小学由乡下干部推荐师范毕业生廖维新为教师。以上两所学校加上上架溪小学到1951年都称乡校,其余为村小。原来的黄堡第九的校址由杨家湾迁到了更为适中的盐箩石,学生由一个班扩大到两个班。现在这个学校已是一所从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六个班的完小了。学生150多人,教师7人,校舍全新。

现在大水田的教育比起解放前夕来,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黄堡第二,由初小变成了完小,变成了乡中心小学,校址从清穆堂迁到了太经山,校舍变成了全新的红砖楼房。学生由解放前的三个班扩大到11个班,学生人数由不足100人增加到556人,教师由4人增加到22人,1987年市验收为全市第一批合格中心小学。原来的私立黄堡小学(即黄堡母校)由私立完小变成了公立中心小学,1969年又由乡中心小学变成了乡中学,现在是验收合格的乡中学了。原来做为一所小学只有五个班,学生不过100多人,教职员工8人;现在做为一所中学却有11个班,学生495人,教职员工32人。校舍由原来的一层旧木板四合院变成了用洁白瓷砖镶嵌的高大而雄伟的三层教学大楼。教室、礼堂宽敞明亮,图书阅览室、仪器实验室、办公室、教师住房、学生宿舍、生活用房配套齐全。陈旧落后的旧面貌已彻底改观。“黄堡”还是那个“黄堡”,学校面貌却变得焕然一新了。

 

三、“黄堡小学”的接管

 

维持现状,立即开学

 

1949年下期结束后,大水田私立小黄堡小学面临全面接管。当时中央的精神是“维持现状,立即开学”。

19502月下旬经隆回县第二区文教助理阳光宗的介绍,由区长王甫生在苏家洞找我和胡前堂谈话,王区长的谈话内容大概是:“黄堡小学还没有开学,群众有反映。打算要你们两人去接管这个学校。廖棣华任校长,胡前堂任经理。你们先和原任校长打个交道,征求一下原有教师的意见,把愿意留下来的教师留下来,少了的由你们去找,报区里审批。教职员工总数为能超过8人,经费问题从清理原来校产中解决,现在暂不拨款。”

三月初的一天,我和胡前堂两人拿着区政府的介绍信,来到大水田,首先找到了前任校长廖述堂,说明来意后,廖述堂立即带领我们到学校去,我们打开校门走进办公室,就发现那张满是灰尘和纸屑的大办公桌上有一封来自外地介绍龙达祥老师来黄堡小学教书的信。看了以后,胡前堂立即说:“这个人我认识,很好。他是六师附小的教导主任,我们请他来吧!”我们在征求原有教师意见时,没有哪个要求再干的,只有邵阳简师毕业家在黄湾现在新邵酿溪小学教书的廖伯和老师要求来黄堡小学教书,我们认为这个教师可以吸收。还加上我们原来物色的西山李卓群,教师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不久,李卓群、廖伯和、龙达祥三人报区里审批,同意了。几天后,我和经理胡前堂加李卓群、廖伯和,还有原来的两个工友邹代月和廖身小成,六个人做好了招生开学工作,不久龙达祥老师也来了,他任教导主任。过了几天县又派来了资江公学毕业的宁松华老师来当政治指导员。大部分学生被家长知道我们来接管的这套教师班子在学历和教学经验方面比原来的略高一筹(李卓群长沙长郡中学高中毕业,是一个好语文教师,龙达祥省立六师毕业,在六师附小当过教导主任,廖伯和邵阳简师毕业生),都很乐意送子女来校读书。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家长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怀有疑虑,对送子女入学采取观望态度。而更多的学生家长是由于对形势认识不足,要把子女留在家里搞生产图个稳当。也有重男轻女的,也有因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书钱的。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就大力进行劝学。很快,原来的学生全部动员了回来,还发动了一些新的适龄儿童的男女少年来校读书,劝学运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生踊跃入学,特别是西山、桐森木溪、上架溪、沅江湾等远地学生来的多,这一期寄宿生达五、六十人,全校学生近200人,是历年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我们把一、二、五、六年级各编一个班,三、四年级编为复式班。我们明白,学校接管后,第一个要紧的是教学工作。当时上面规定要开的课程如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常识、音乐、图画、体育、劳作等我们全部开齐。我们全体教师为敢有半点松懈怠慢,备课、上课、阅卷兢兢业业。开始,有个别原来在黄堡小学教书的老教师,对我们新来的教师的教学工作有点不放心,也存在不服气的思想。有一位附近的老教师就曾几次暗地在学校窗户外面旁听我们新教师的上课情况,结果发现我们不论在教学态度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不错,就放心了,服气了。后来这位老教师对他正在学校读六年级的妹妹说:“你们的老师还不错呀!”我们早晚认真指导督促学生读好书,把学校读书风气搞得浓浓的。晚餐后发动师生搞好校园生产,把生活办好。同时大力开展文体活动,师生情绪安定,接管工作进行顺利。当时,有些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后来升了学,成了才,如在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来担任马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的聂鲤庭;在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现在是邮电部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的廖恒河以及在地质学院毕业后担任省地质局418队工程师的蔡其端等,他们后来一遇见原来黄堡小学的老师就谈起当年黄堡小学被接管后师生融洽的情景,对学校倍感亲切,对老师深表敬意。

 

巩固成果,逐步改进

 

学校接管后,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党对学校工作的要求,我们在抓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还突出抓了如下三方面的工作,以巩固接管成果,改进学校工作。

1、全面清账

 

费是当时学校面临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当时人民政府的指示就是要通过清理校产来解决学校经费困难的问题,政府的意见是要把学校清账与社会减租反霸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这样,清账既是学校解决经费问题的需要,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因为过去校产是掌握在校董们的账,要他们把欠交的校产田租谷交出来。同时学校收到租谷以后还有一个由学校向佃农按比例退租的任务。政府对学校清账工作抓得非常之紧,足足花了半年多时间,清出了稻谷200多担,实际收回了100多担,除去退给佃农减租谷,学校得到的仅能勉强维持学校办公费用和教师的最低生活费用,这一期教师未发什么工资。

2、社会宣传

 

解放了,要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搞好社会宣传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改进学校工作所必需的。我们是围绕教学工作来完成这一政治任务的。我们大力进行文字宣传,利用业余时间写大字报、出黑板报、绘漫画、出校刊、写石灰标语。同时广泛进行文艺宣传,学校排演了很多小节目,如歌剧《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及当时《资江报》上刊登的小品、短剧,还教唱革命歌曲《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义勇军进行曲》、《金凤子开红花》、《南泥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绣金匾》及《新中国青年进行曲》等,大大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情,鼓舞了群众,振奋了革命精神,也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由学区教师及黄堡小学、龙源小学师生四十余人组织起来的学校文艺宣传队,打着红旗,挑着箱担乐器,背着行李,冒着寒风,踩着冰雪,下到离学校四十里以外的桐木溪、二十里以外的西山、上架溪、沅江湾及附近大水田、龙源等地进行文艺宣传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我们每到一地,群众都要燃放鞭炮、扎好台子来欢迎我们,做好饭菜来招待我们。

为了扫除文盲,我们大力办夜校,每个教师有一个夜校点,晚上定期去夜校上课,有时连夜进行。解放初期,农民要求在文化上翻身,学习积极性很高,男女老少都来学习,他们打着火把,点着油灯,冬天提着火箱到夜校来读书、写字、唱歌,劲头很大。除此之外,我们还积极支援农业生产,帮助农民积肥、捉虫。有时连种牛痘,教师也要参加。我记得李卓群老师在外面给群众种了半个多月的牛痘,回校后还要给学生补课。

这些社会宣传活动,既密切了校群关系,也锻炼了师生,从而也巩固了接管学校的成果。

 

3、学区辅导

 

学区辅导工作是接管学校后人民政府赋予中心小学的一项光荣任务,这一工作既是学校行政领导的职责,也与中心小学的教师息息相关。

解放前夕,中和乡分为中和乡和复胜乡。中和乡管辖原隆回六都属地,复胜乡管辖原隆回五都属地。这样,大水田黄堡小学自然而然地成了复胜乡的中心小学(后正式改名为隆回县第二区大水田中心小学)。当时,人民政府对农村小学的管理已经采取学区辅导制。即一个乡为一个学区,中心小学辅导全学区的其他各小学。复胜乡的范围有多大呢?东起西山的马蹄印,南至骡子团的荷叶圹,西至桐木溪(即青山),北至上架溪、英公岭。东西宽90余里,南北长130余里。全乡所辖小学有:龙源小学(校长廖东成)沅江湾小学(校长廖新民)、上架溪小学、杨柳田小学、香溪小学、桐木溪松竹小学(教师欧阳武)、五星斜岭小学(教师刘目卿)、湖桥小学(校长宁耀彩)、干莊上小学(校长宁峥嵘)、龙王井小学(校长段培南)、马坪小学(校长周禄寿)、桐木桥小学(校长刘桐伯)、车口小学(校长刘桃江)野猪冲小学(教师刘壁峰)。学区辅导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传达上级精神、检查教学。此外,还要协助处理办学经费和校群关系问题。有时为了贯彻上级精神还要发动中心小学全体教师分别到各个学校去跑。而当时在学区辅导工作中感到最为烦恼的莫过于填报各种调查表格。由于刚解放,政府要摸清各方面的情况,发下的调查统计表格,名目繁多。要完成这些表报任务,非实地调查了解不可。所以每报一次材料都要发动全体中心小学教师分片包干到各个学校摸底调查,通过学区辅导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各学校之间的相到联系和了解,交流了工作经验,这对于改进学校工作也是不无好处的。

总之,私立黄堡小学被接管以后,我们正确地贯彻了中央19503月颁布的“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学校工作有了明显地改进和提高。学校由原来的关门教学,变成了开门办学,由单纯的课堂教学变成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学生学习更全面了,学校生活更活跃了。学校显示出来勃勃生机,为教育的发展打下基础。

 

 

 

党校——培训干部的摇篮

刘兴太

 

中共隆回县委党校的前身是隆回县委党训班。19491011,隆回解放时,只在南下工作队员和县、区两级新干部中个别发展党员,到1951年底,全县只发展新党员52名。1952年开始从农村发展党员,67月间,县委举办两期非党积极分子训练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确定发展对象并派人培训,到年底全县又发展新党员360名。1953年,根据“积极慎重、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建党方针,在农村及县直财贸、交通、邮电部门中又发展一批党员,这一年共发展党员380名,使党在城乡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同年8月,全县农村共有党员954人。为了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81520日在县城举办了全县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参训党员176人(正式党员136名,候补党员40名)。当时训练班没有固定的校址,临时租借地方。以后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到1956年底,全县党员总数达到5032人。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对新党员的教育任务加重,于是在这年正式成立中共隆回县委党训班。

党训班的校址在县城紫阳村老东北中学(现桃洪镇政府),教学设备极其简陋,搭一个临时草棚子作教室,专职工作人员每人只有一张办公桌。党训班共举办党员训练班18期,培训党员5575人,举办建党积极分子培训班6期,培训人数2073人。1958年,党训班专职干部全部抽调出炼钢、挖煤,停止了培训。同年916日,桃花坪、天福、紫阳、山界、三阁司、光明、南松、桃洪镇等七乡一镇成立红旗人民公社,县委决定将东北中学校址拨给红旗公社作社址,将桃洪镇镇政府(现镇人民政府家属宿舍)及桃花坪乡人民政府(现桃洪镇卫卫院)与镇政府对面的一栋三层木房楼划给党训班作校舍。1959325日,撤销“中共隆回县委党训班”,建立“中共隆回县委党校”。建立党校时,讲课无教室,吃饭无食堂,解手无厕所。学习班学员稍多一点就要到工商上街和机关借房子。学员学习讨论蜷在被窝里,听课要借用桃洪镇人民会场或县文化宫。党校领导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积极举办党员训练班和建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到19625月止,共办训练班22期,训练党员3723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999人。当时,国民经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隆回县农业机械厂,这里房子比较宽,是原来桃花坪完全小学的校舍,满以为好办学习班了,但却是南柯一梦,一期学习班都没办成。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提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党校干部全部抽出搞社教运动,停止了办训练班。1965年县农业机械厂恢复,党校无校舍,四个专职干部只好搬进县委机关大院住宿。1966年,中南局做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县委领导到广东农村参观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回来后在党校干部全部外出社教的情况下,组建了阵容强的党校临时班子,由在家主持工作的县委主要领导组成校党委会,并兼任正、副校长,下设办公室、政治处、总务处和14个大队。连续办了三期大的学习班:第一期共到训学员5006人,历时26天;第二期到训学员2483人,历时15天;第三期到训学员1405人,历时15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校无法举办训练班。19688月,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宣布撤销旧机构,建立新机构,党校已在无形中解散。

1969年中共“九大”后,特别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因此于1971年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办学习班7期,训练了学员2845人。其中有两期放在邵东野鸡坪大队办,其他学习班一般放在县文化宫举办,也有的放在下面区里办。是年916日,隆回县革命委员会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创办“隆回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县革委决定:县革委五·七干校校址设县园艺场内。为了办好“五·七”干校,作为干部劳动锻炼的基地,工区的两栋平房(一栋青砖、一栋土砖)和一座小工具房,两间猪栏也划给了干校,由“五·七”干校补偿县园艺场一定费用。“五·七”干校成立时,各种用具一无所有,县领导动员各单位送木床、凳子、桌子。几天内,就送来两卡车。为了办好干校,从1972年起至1976年止,县财政部门先后拨基建款5万元,修建了大小房屋6栋和猪栏一栋。这五年“五·七”干校共办各种类型训练班51期,训练学员4000余人。

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拨乱反正,经县委常委研究决定,撤销县革委“五·七”干校,恢复隆回县委党校。原“五·七”干校的校舍全部转归党校。党校恢复后,有计划地轮训和培训了大量干部。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共湖南省委下发了《关于实现全国党校教育正规化有关问题的通知》,党校建设、干部教育从此走向了正规。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文件精神,县委、县政府加强了对党校工作的领导,配备了校领导班子,确定了编制22人,调齐了师资队伍,开始举办了干部中专文化学历班,对45岁以下,初中文化以下的干部进行文化补课。从此,党校进入了干部学历教育的新阶段。

为适应党校正规化学历教育,县委、县政府加大了对党校的投入忻县财政拨款1.5万元,修建长1250米、高2.5米的校区围墙,1984年县财政拨款10万元,修建了一栋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的学员宿舍楼和两间教室。从1982年到1992年共举办干部中专文化班五届,共毕业学员300多人。文化班由省委组织部、省教委下达招生计划,统一组织招生考试,学制两年,学完全部课程,发给中专毕业证书,享受国民教育同等学历待遇,较好地完成了干部文化补课任务。在搞好干部学历教育的同时,每年还轮训了一到两期建党对象培训班。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改革开放向深层次发展,党校逐步转向轮训党政领导干部,学习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一个新的课题。199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意见》,提出:“各级党校要努力办成轮训和培训党员领导干部,培训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成为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中共湖南省委又下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党校建设,三年内消灭危房。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湖南省委的文件精神,加大对党校的投入力度。19959月,县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党校工作,号召全县各单位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献爱心,广泛开展党员爱党校、捐资建党校的活动。县委常委、县政府领导带头捐款,仅两个月共捐资18万元。党校领导发动全校教职员工,自己动手,烧红砖30万块。在此基础上,省、市财政资助20多万元,党校自筹资金10余万元,改建了1000平方米的教学办公楼,500平方米的学员厨房、餐厅,100平方米的热水淋浴澡堂,购置了能供500人饮食的生活锅炉,蒸饭柜等全套炊具,教学条件大大改善。同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中共湖南省委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党校系统开展评估达标创先争优活动的通知》。县委为了落实党校工作暂行条例,争创合格党校,进一步加强了对党校的领导,确定一名县委副书记为党校第一校长,选调配齐了正副校长,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并加大对党校建设的投入力度,采取县财政拨一点,学员捐一点,学校自筹一点,省、市争取一点的筹资办法,投入   资金近50万元,装修、改建了带公共卫生间的学员宿舍和150平方米校传达室,新建教工宿舍450平方米,添置了150套被帐,30张席梦思床。改革开放以来,共投入资金280多万元,修建改建房屋5800多平方米,占地42亩,目前学校拥有固定资产1100多万元,能同时容纳300人食宿。共有标准化教室8间,电教室一间,电脑机房2间,486586型电脑50台,课桌300套,图书室藏书21000册,阅览室报刊杂志69种,卡拉OK歌舞厅、水泥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等体育娱乐设施齐全。

党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的师资队伍。学校现有教职工20人,教学人员14人,都是大专或本科毕业。教员中,经济管理类4人,哲学、历史、社科、法律各1人,政教4人,计算机2人,具有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4人,助教5人,职员2人。为提高教学质量,组织教师集体备课,专题攻关,摆擂比武。1995年派出青年教师彭民安参加省、市教学比武,荣获一等奖,被长沙市委党校选调。1996年选派刘科棉、阳天寿参加市教学比武均获二等奖。

在办学方向上,学校突出了党员干部进修班,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班和理论辅导骨干班及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等主体班次,并保持了学制的相对稳定,成为全县干部的培训中心。1991年办班13期,培训学员1391人,1992年办班16期,培训学员1600人,1993年办班16期,培训学员1185人,1994年办班18期,培训学员1503人,1995年办班12期,培训学员1175人,1996年办班17期,培训学员1300人,1997年办班15期培训学员1272人。

学校始终坚持科研为教学服务。1994年以来,全校有6位教师先后在市级以上学样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28篇,其中国家级两篇,省级10篇,市级16篇,出版教材8本,邓秀华的《我对领导干部观念转变问题的思考》一文获中国领导科学协会(国家级)三等奖,刘兴太的《魏源与民营经济》一文获新华社出版的《全国城镇最新社科成果文献汇编》二等奖。

学校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1989年起与省委党校联办大专班,1996年起怀中央学样联办本科班,参与社会力量办学,与邵阳电大、湘潭机电专科学校开办经管文秘、计算机应用、财会等专业,每年有大专函授学历班近10个,学员近400人,既为隆回发展培养了人才,又为学校自身发展打下了基础。经党校中青班、大专函授班培训出去的学员中,担任县委书记的有两人,担任县级领导干部的有10人,担任乡镇主要领导的有15人,担任县直局以上单位主要领导的有30多人。

1991年以来,县委党校一直被评为湖南省文明卫生单位;1995年起连续三年被评为邵阳市干部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市、县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综合治理模范单位。199612月经省检查验收合格达标,1997418由省委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授牌:合格县级党校。我县党校为全省首批合格达标党校之一。

1997418,中共湖南省委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的意见》明文规定:“地(市、州)、县(市、区)委党校分别是大中专体制的学校,是特殊的事业单位,其办学规模及办学条件达标后,分别由地(市、州)、县(市、区)编委明确其大、中专体制的等级规格,由组织部按大、中专的规格配备干部,落实待遇”。1998413,经市编委研究并报市委常委会批准,同意中共隆回县委党校为副处级事业单位。校长刘兴太为升格后的隆回县委党校首任副县级校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今,县委党校院内绿树成荫,桔香朴鼻,环境幽雅,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摇篮。

 

 

 

我记忆中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钱雄飞

 

建国初期,为了满足广大干部的要求,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隆回县直属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于1954年暑假成立了。

学校于1954年下学期开学,我第一个调来任专职教员。随着干部队伍的不断扩大,学校规模也不断扩大,到1958年上学期,班级最高达12个,专职教员最多达6人。

这是一所与普通小学完全不同的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它没有专职领导人,校长由县委组织部长兼任。学校具体工作则由县直机关党校兼管,教学业务则在教育科的领导下进行。

办学经费,除专职教员工资外,其余各费根据实际需要按学员人数向各单位收取。教师除语文、数学两科由专职教师任教外,其余各科则在县中(今一中)聘请兼课教师。

学校每期开学时,都要在文化宫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有关领导出席并作动员报告,这给学员和教师们以很大鼓舞。

教学实行单科独进或双科并进,分科结业。每学期结束时,举行一次学科结业考试,及格者发给该学科结业证书。

学习对象千差万别,有县直机关干部,还有县城企事业单位职工中未达初、高中文化水平者。他们的年龄、职业、职位、文化程度,学习要求各不相同,教学上必须区别对待,因材施教。为了满足不同学员的不同要求,学校开设初中、高中语文,小学、初中、高中数学以及俄语、历史、地理、生物等课程。

学员们学习积极性很高,他们按时到校,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非因公务不缺课。有些学员,虽然年纪比教师大,职伴比教师高,见闻比教师广,仍然虚心听课,不耻下问。平时见面,也总是以礼相待。县委副书记谢国樑,副县长范青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干校校长魏先来等,有时也来校听课,有时还带着书本专程找老师质疑问难。

学员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学习,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取得了一科或几科结业证书。他们很重视这个结业证书,把它作为学历证明。有的遗失了,还专门到我这里来索取证明。当时我县法院干部,现在是冷水江市高级律师的肖景泰同志,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经过在干校几年的努力学习,文化水平在有提高,取得高中学科结业证书,正是凭着这个学历,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才评上高级职称的。

1958年下期大跃进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学校进办时停,规模日益缩小,专职教师也陆续调走,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长期停办。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才最后一个调出这个学校。

 

 

 

社会办学的尝试

——我与东方职来学校

 

 

我为什么办东方职业学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只要理解人生价值,洞悉世道底细,就不难找出这份明显的答卷。

 

心灵的追求

 

一个长期操劳在工作岗位上的老人,几十年来养成了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顽固旧习,一下子卸职回家,总有一种“失落”、“徬徨”无以言状的感觉。

我,同样没有逃脱这种人生的必然规律。19939月当我年过花甲,就曾向组织上递交“一颗红心而来,两袖清风而去;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的四句短言后,就辞别了朝夕相处的工作岗位。回到家里的开初几天,还真有一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清清闲闲打发日子的良好愿望,兴奋之余,还赋诗吟道:“远山近水映菊黄,当年峥嵘少思量。相约三杯夕阳酒,留待后人论短长。”但这种超自然的隐居生活并没有延续多久,很快在心灵深处就微波荡漾,很平静了。自惴:一个六十岁身体尚健的人,在农村还是个手提八十,肩挑百斤响当当的甲等劳动力,而我现在就闭门闲居,坐享清福岂不壮志早衰、枉度人生嘛!随之“莫道离退万事休,须知晚霞更风流。装点青山千般景,夕照绿水好嘻游。”的一种不甘寂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壮志又在脑海里浮来游去。自此,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三十南粤,两闯云贵,上京都、走川渝,进行多方考察,精细筛选。在广泛的接触中,深刻体念到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较量,人才激争的时代,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要有相应的高科技水准,才能在那里闪光。我们已是时代的淘汰品,只有把余热撒在培育下一代的事业上,才不虚度此生。

事有凑巧,1995910间,应邵阳市区几位朋友之邀,经市教委批准,组织成立邵阳市东方科技进修学校,由我出任校长。这个消息不胫而飞,被老同事、老朋友,原县人民政府办副主任主管教育多年的老行家肖海清同志捕捉,相继又由他牵线搭桥,邀集原县人大副主任、原一中校长、特级教师宋鹤鸣,原一中校长、高级教师聂先日和原一中高级教师刘顺和等相聚商议,力举我在隆回设立分校,全称为“邵阳市东方职业学校(199657日市教委正式批准)的前身,我亦以就近在家方便生活起见,移居分校,并兼任分校董事长,宋鹤鸣、肖海清、聂先日分别但任副校长,还聘请原县委书记简运河同志当我们的顾问。至此,才真正找到了“老有所为,情有所托”的理想归宿,于是以校为家,全身心地扑在职业教育的事业上。

我晚年能在这里出把力,流淌汗,留下人生最后一个脚印,该是多么美好啊。因此,1995年冬末,我与宋鹤鸣、肖海清、聂先日、刘顺和等五位都已年过花甲(最大的已度古稀)的老人,以一种英雄不减当年勇的拼搏精神,当议定办学之后,仅用三天时间,就各自把几十年来仅存的一点家当,翻箱倒柜拿出来,凑足十万元资金。奋战21个日日夜夜,改建和整修了五个教室,七间宿舍和全套生活设施。在施工过程中,肖海清同志尽管患有严重的内关节风湿疾病,左腿萎缩变形,依然日夜守在工地上,和施工人员滚爬在一起。因此,当1996年新春喜炮刚刚响过五天,正月初六,我们就敞开校门,迎接来自县内外190余名同学的欣喜入校。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条件又有了许多新的改善,如今学校更是红红火火,在校学生由初创期间的一百余人,两个班,发展到450余名,六个班。既有为大专院校输送优秀生员的高考复读班;又有为社会的广泛就业、培养适用人才的英语、家电维修和电算会计专业班,形成一个“招得进,教得好,送得出”的教学、就业一条龙的新结构,成为一所深受广大家长和青年学生喜爱的综合性中等职业学校。1997年评为全市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授予特制铜质奖牌一块。

 

社会的驱使

 

“小发财靠养猪,大发财靠读书”,这虽是儒家经典,孔孟之道,但也不无道理。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真正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每当一个划时代的新科技产业的出现,必然把社会往新的更加先进的阶段推进一步。那么,科学技术又必需千千万万有文化高素质的人去创造发展,掌握使用。人才的产生,又要由诸多传授知识的场所和导师精心培育出来。不难设想,一个有千万文盲的统治集团,决不可能建设出一个先进发达、高度文明的社会来。就我们这个列入国家级的贫困县份的现状来看,严格说来,其贫困的根本原因,还是知识不开发,科技很落后。每年一万多名初中毕业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进不了高中继续深造。这一代人的这点文化水准,与飞速发展的国内外先进水平就很难相适应了。那么,靠这一代人来建设隆回,振兴隆回,又谈何容易啊!我们针对这一薄弱环节,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我们本身经济条件的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租用县农修厂两个车间改建为八个教室,能容纳六百余名学生的中等职业学校,为立志成才、继续深造的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园地。

对于那些竭诚求学的青年,我们都满腔热情地去欢迎他、支持他、帮助他,给他们一个尽可能好的方便条件。常常觉得自己由于生长在那衣不遮体、饭不饱肚,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再怎么渴求升学读书,也无法了却这种心愿。直至延误到9岁半才开始入学启蒙,同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又只能断断续续、时停时读,时年已届17周岁才算念完高小,随即走向工作岗位。由于文化析障碍,工作中吃了不少苦头,许多想办的事,因文化的局限而被搁浅。虽然迫使自己一边努工作,一边刻苦自学,进修于中南政法学院,函授于北京鲁迅文学院,才算有了今天这一点滴很不够用的文化知识。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才咬紧牙关,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几个小孩一个个培养到大学毕业,有的还留学国外。但这毕竟是因为自己今天是个拿工薪的国家干部,才为后代创造了这个条件。

我们今天的社会虽然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已大踏步前进了。但扪心自问,今天广大的乡村不知还有多少渴求升学读书的热血青年,受着多种条件的限制而中断这种机会。在我有生之年为什么不尽点社会责任,办所学校,为他们提供一个读书求学的良好机遇。当然,这种愿望的真正实现,就还有一段艰辛的历程,诸如校址择定,师资选聘,报审关节、资金筹集……还是路险壁垒,步履艰难的。不过每当遇到象“鸭蛋砌死路”似的困境时,就被传颂千古的武训那种讨米叫化的办学精神所激励,更被众多求学青年的迫切心境所鞭策,才以顽强的毅力,披荆斩棘,换来峰回路转的新胜利。

办学的目的,我以为不在于办学者个人的经济得失,特别注重的应该是社会效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千方百计为多出人才,尤其在素质教育上狠下功夫。1996年度的第一个学期招收190余名复读生,参加当年全国高校统考,就有48名上线录取,并有刘期乐同学一举夺取全国文科高考状元。由于我们很注意思想品行的素质教育,马陟政同学在取得全县高考政治总分第一名被武汉大学录取后,当年就成为该校新闻系的学生骨干,擢升为学生会主席,获优等生奖学金一万元。1997年度全校298名同学参加高考,就有108名(占36.2%)上线录取,也有615分的总成绩排列全市第八名的张兴同学为东方职校赢得了荣光。1997年年终英语专业班的同学参加全省职高文化统考,及格率数学100%,语文98%,成绩名列全市前茅,赢得社会各界赞誉。

在办学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同学的成长。一是那些家境特别困难的同学,不管学校经费何等困难,每期总得对那些特困生的学费减免部分或全部,两年来共减免金额在1.8万元。1996年下学期本来收不付出,最后从银行借贷款3万元才算平衡了收支,在这种情况下,当期还为21位特困同学减免了4800余元。1997年下学期文科班的肖碧兰同学,因父亲在外打工,被人骗入深山老林活活杀害,导致家业破败,无法继续升学,但本人学业成绩颇佳,升学求知心切,原校班主任特意来校陈述该生情况后,我们欣然承诺减免其全部学费。由于她勤奋好学,在校复习一年时间考分就增长101分,夺取98年度全县高考文科第二名,被中南政法学院录取,羊古坳乡干群自觉捐资解决学费,我们又打发她200元路费,她感动得放声痛哭。二是对那些成绩优异的同学,不仅在精神上经常关心和鼓励,在物资上也给予一定的优惠,每年也极力挤出两三千元做为奖学金,以激励他们更加发奋学习。奉正平同学成绩优异家境也很困难,我们除发给他的生活给予资助,使其解除了后顾之忧,更加刻苦学习,从而夺取了97年度高考的好成绩,入读湖南师大后,参加当年全省56所大专院校有1868名同学参赛的作文比赛,一举夺取第三名,荣获奖金2100元。寒假他回到母校探望师长,深有感触地说:“我有今天的这点进步,全是母校对我的关怀,老师对我的培育。”

 

晚年的乐趣

 

有人问我:“你是少吃,还是少穿?这么一把年纪了,何苦还在劳碌奔波啊?!”是的,我既不缺吃,也不缺穿,更不是图名图利。由于组织的关怀,我的晚年安排还是够美满幸福的。儿女个个成才,他们虽不是屁股冒烟的高官,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大款,但都是在旱涝保收的单位里当差。有的是大学教授,科室处长;有的是研究院里的博士生、高级工程师;有的是基层单位的小萝卜头;还有的仍在国外深造;就是最小的老满也有十三个年头的工龄了。而且一个个都已成家立业,又有跳跳蹦蹦的第三代跟在他们的后面了。他们比我有文化、有知识、有出息,确有点一代胜过一代的势头,无须老夫再操心了。老伴尚健,退休闲居精心料理家务,二老每月一千四、五百元的退休金已经完全够花了。一句话,对我来说确实具备颐养天年,坐享清福的条件了。可是,我却不去领受教育一套,而是偏偏还在操劳,曾开玩笑地说:“我比过去当经委主任还忙累些。”是的,每天8小时上下班制度,必须坚持;份内的工作任务,必须完成;为了保证学生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夜班、天光班,节假日值勤,还得龙骨车页子打水轮流转。既要做好董事长的份内工作,还得兼任财务出纳和食堂的现金管理。尽管工作这么多,这么重,但干得痛快,干得起劲,办学的第一年,我就写了这样的一幅春联:“宦海沉浮付一笑;杏擅骋驰再风流。”第二年春节,又新写了“三杯浊酒对天歌;一片丹心哺幼苗。”的对子贴在自家门上,这道出了我的一片疾情,可能也正是退休前后生活规律的自然接轨,更是人生晚年的一种最好情趣。

不知出自哪位名家:“胸有宏愿春常在;心无忧烦寿自长”两句颇具哲理的名言,我用它来自勉,张贴在客厅里,铭记在心坎上。近代医理科学家研究认为:“人的脑子合理多用,不仅会推迟神经系统的衰老,而且还可通过神经系统对周身的调节与控制作用,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这就造诉我们:应该是人退休了,但脑子绝不能随之而退休。可以设想,一个退休老人,如果长年累月闲居自家,呆守空房,每日三餐,无所事事,那么就势必加速老化的进程。还有的退休以后,闲居无聊,就邀人日夜迷砌方城,苦数81张,这对自己的身心无疑也是一种最大的摧残。我以为退休老人适当搞点文娱活动,调剂一下心绪并无不可,问题是一味沉醉,彻夜难休,就有百害而无一益了。因此,本着“老有所为,力所能及”参加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业,这对充实老年人的生活,调剂老年人的心态情绪,都是很有补益的。

我每天随着学校钟声按时作息,有时还到课堂听听老师讲课,传授知识,就觉得很新鲜,真有点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冒学到的体念。同时深入到课堂听课,对老师是种激励,对同学是种促进,对自己确实也是一种新知识的补充。有时就和同学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家境身世,发现他在想什么?关心什么?以便有的放矢地关心、培育、引导,帮助他们成长。曾黎明、秦后荣同学的自满情绪后,我就坐下来帮助他分析自满情绪的危害性,并专门搞了英语、数学两套比较难的试卷要他单独答测,使之自觉认识差距很大,没有自满的资本,从而埋头读书、刻苦学习,处于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

对后进的同学,我们采取多种方式把他拉回到正道上来。一是普遍教育与严格的校规校纪约束结合起来,校长肖海清同志亲自起草制订的14228条的规章制度,成为全校师生共同遵守的言行准则。二是把学校教育与家庭管教结合起来,每期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及时通报家长,并经常进行家访。1997年春节期间,学校派出三个班主任深入到16个乡镇78个学生家庭专门进行了家访。一个叫罗焕峰的同学由于不集中精力学习,尽到早退做鬼脸耍小动作常有发生,班主任刘佑德同志家访达20余次,我亲自与该生家长也直接研讨过五次以上,硬是把他留住继续学习。有一个叫陈波的同学,曾三次违反校规,外出打工的父母闻讯,专程从怀化赶到学校配合班主任文正章同志苦口婆心的教育,陈波同学良心受到责备后,当场咬破手指涮涮写下“保证不再重犯,请父母和老师放心”的血书,出现了一个儿子流血,父母流泪,老师伤心,“改过自新”的动人场面。

我们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很有意义的课余活动。参加1996年全县第一届职业学校文艺会演,我校就夺得团体第三名和两个节目的二、三等奖,98年全县第二届职校文艺会演,我校上演的四个节目就夺取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二个三等奖,又获1997年全县第一届职校排球比赛第四名。1997年下学期校内开展的作文比赛,书画比赛,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既活跃了学生的文娱生活,扩民扩展了文化知识,自己通过亲自组织,直接参评,也把自己带到了40年前的青少年时代,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有时甚至几乎忘记了自己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也跳跳蹦蹦起来了。我与文科班的班主任王友元同志利用两个多星期的业余时间,搜集、编辑了210多条谜语、摊挂在校园里,近500师生参猜,揭榜射中120余条,大家喜笑兴奋,雀跃一堂,在这种欢腾的氛围中,自己就得到一种真正的欣慰。

如果要问我们这种辛劳所换取的回报是什么?我可以毫不隐讳地公开:第一个年头,每个董事月薪250元。当时我就对各位同仁戏谑道:“这250很好嘛,我们可以用250精神办学,可以用250精神,培养和造就一代忠于祖国建设事业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如今我们依然如故,坚持用我们的辛劳回报社会,让一代又一代新人,在东方职校茁壮成长。

 

 

 

小小学堂出名人

刘桐柏

 

隆回素有兴办私学的传统。抗日战争时期,私立小学发展特别快。据1948年统计:全国共有私立小学236所,教师687人,班级849个,在校小学生10018人,相当于当时公立小学在校学生5131人的两倍,私塾尚未统计在内。

这些私立小学,有的是利用祠堂公田或会产兴办的族学,以供本族子弟上学;有的是当时官僚、地主、社会名流、富商、豪绅捐款兴办的;有的是社会有识之士向社会各界募捐兴办的。在这些学校中,最有影响和最具特色的要算伏龙山学堂。

伏龙山学堂,校址在树竹伏龙山。民国元年(1912年),废庵兴学。当时有识之士阳庆夫、阳松溪、阳成凤等,利用族产、会产、庵产,兴办伏龙山学堂。每年可收租谷300余石,竹料纸钱300多块银元。阳庆夫任校长,阳成凤任经理。学生免交学费都在学堂里寄宿;老师伙食由学生轮流供应。学校环境优美,前临山涧溪水,后倚高山竹林,林木葱笼。古树参天,四季鲜花盛开,泉水清沏见底,池塘游鱼浮沉。校门两旁有名士阳松溪书撰的对联:

拾级以上;读书更佳。

巍然的石碑上刻着隆中乡名士欧阳潮的题诗:

矗矗龙山高入云,

怀中风景欲全吞。

仰观千里低嵩岳,

俯视百流小洞庭;

兴到名山下觉倦,

吟逢胜慨自惊人。

登临更喜逢睛日,

直上层霄计远程。

 

伏龙山学堂,分高等、初等两班。高等班有教师一人。每年春季招生一班,每班最少10人,最多14人。学制一年或二年不等。前后毕业生共有五十余人。学习课程有:读经讲经(《诗经》、《易经》、《书经》、《礼记》、《春秋》)、中国文学(选读古文)、历史(廿二史)、地理、算术、英语等。每一天除上课外,每周写一次文章、做一次诗对。老师面批面改。

初等班有有教师两人,学生三十余人。学习课程有:国文(《论语》、《猛子》、《大学》、《中庸》、《幼学琼林》)、算术。国文以点读为主,注重读、写、认、适当讲解。

当时,我个学堂名儒荟萃。举人卿丙离曾在这里教过书。他学识渊博,精通经史。光绪元年(1875年)十七岁时,就开始教私塾。1902年中举人,后任云南江那县知县。两年后,因父病逝,请假回家料理丧事。以后就在家乡教书。他平生乐育人才,在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病逝于石门老银铺,终年83岁。

另有名儒陈士凡、阳松溪、阳德寿等人,也都在这里教过书。

师高弟子强。地理学家欧阳缨,字梅林,年少时在这里从师读书。他天资聪颖,勤学好问,精通史地,善于诗文。17岁在伏龙山学堂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一年,第二年赴武汉亚新地学社工作。工作期间,博览群书,表现超群,领导常识,破格重用,由绘图员提拔为该社总编辑,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地理学专家。后任武汉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疆域战争合图》、《世界析类分国图》等。抗日战争爆发,武汉快沦陷时,他因病辞职,回家休养。病稍愈,即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中和乡中心国民学校(我当时在该校读书,他教我们的地理)、国立十一中学教书。他教学认真,和谒可亲,深受学生推崇和爱戴。1951年赴北京地舆社工作。周总理赴印度谈判边界时,指名要欧阳缨做地理顾问,周谷城做历史顾问,结果,谈判圆满成功,得胜回朝。19847月,欧阳缨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

学者卿汝揖,六岁时跟随父亲卿丙离在伏龙山学堂读《四书》、《春秋》等,后来,他曾留学美国,著有《美帝侵华史》、《美帝侵略台湾史》等,揭露美帝侵略罪行,是一个爱国反美的坚强战士。19764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这个小小的山村学堂,由于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后来成为学者、专家、教授、政界上的知名人士的不乏其人。因此,人民群众对伏龙山学堂有着难忘的印象。

 

 

 

抗战时期的中学概况

刘桐柏

 

隆回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历史上人文蔚起。但所有学生在家乡读私塾后,都要去邵阳、长沙等地读中学,因隆回在抗日战争以前,尚没有一所中学。

抗日战争时期,隆回有识之士,为了培养抗战人才,解决青年的求学困难,先后兴办的中学共有8所。这一期间外地迁入隆回的中学则有12所。现分记如后。

 

本地兴办的中学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上期,驻守桃花坪保安团政治干事蔡志清等人,在桃花坪创办了一所私立青年初级中学,后改名育青中学。这所学校,因无经费来源,又无教学设备,教师质量差,学生不愿来,加之未经办理备案手续,不久就停办了。

民国三十一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曾任湖南教育司长及武汉大学教授的李剑龙和在武汉中山大学毕业,曾任县长、书记长的刘卓孚以及邵阳各中学的语文教师共15人,为了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创办了湖南私立松坡中学,校址在桃花坪。招收第一、第二两班学生,共120人,教职员10人。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龚述畴、孙泽英等人,创办湖南私立新隆初级中学,校址在金石桥。招收新生两班,计120人。

同年,曾晙、袁镇中等人,创办湖南私立高坪初级中学,校址在高坪大桥边。

湖南私立东北初级中学,由丁文彬、陈鹏南等人,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创办,校址在紫阳市。其办学的目的是:“阐扬三民主义,培植初中人才,增强抗战力量。”1952年合并于隆回县第一初级中学。

湖南私立求是中学,创办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冬,校址在桃花坪。由胡清漪、刘承等人集资兴办,招初中两个班,学生60人,高中一个班,学生30人,教职员8人,均无薪俸,学校只供应伙食住宿。解放后与松坡中学合并。

湖南私立文正初级中学,开办于民国三十七年秋,校址在铜盆江,招收一个班,因经费不足,学生来源稀少,仅半年时间便解散了。

隆回县立初级中学,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召开筹备委员会,九月开学,约20名学生,校址在六都寨。10月隆回解放,这所学校也就停办了。

隆回中学教育兴办的时间不长,先后毕业41个班,毕业学生998人,为解放后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

 

外地迁入的中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邵阳县城的中学,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教师、学生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相继迁入隆回。

民国二十七年春,邵阳县立中学首先迁来桃花坪。校长范金,教导主任范振球,训育主任罗景华。校址设在第八区区立小学楼上,还借用了区公所的几间平房,辟为教室和教师住房,学生宿舍租用公路对面的一家旅馆。起初只有四个班,学生不满二百人,后发展到六个班级,学生三百人左右,民国二十九年夏,范金离职,叶琨接任校长,又将学校由隆回迁至邵阳县南乡。

民国二十七年秋,宝郡联中迁来桃花坪。学校租用新街南端一所范姓民房,另在范姓民房后,租用五间店房,辟为教室和学生膳堂。学生三百人左右,六个班,是一所初级中学。招生对象,仅限于宝庆府的邵阳、武冈、新化、新宁、城步五县人。当时,以邵阳、武冈的学生多。校长邓启东,后孙泽英任校长。抗日胜利以后,由桃花坪迁回邵阳县城原址。

民国二十七年秋,从河南省迁来国立东北中学,教师和学生大都是从东北流亡到内地来的。校址设在桃花坪对岸的紫阳市,有高、初中学生五百名左右。这所学校在桃花坪不到半年,奉令西迁四川。

民国二十八年春,湖南私立循程中学迁来桃花坪,校址设在桃花坪对岸约四华里的钱姓宗祠。同时,还租用桃花坪坳街后的一所小学,作为该校的分部,内设两个班。全校共有六个班,学生三百余人,是一所初级中学。校长仇同,教导主任李信民,训育主任贺伯鲤。这所学校教学水平、学生素质和毕业生升学率,都是较高的。民国三十二年夏,迁回邵阳县城原址。次年秋,邵阳县城一度沦陷,循程中学又一次来隆回二都洞下陈姓宗祠。民国三十四年秋,再次返回邵阳县城。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湖南私立枫林初级中学,从长沙迁来高坪大桥边,两个班,学生一百人,校长周方,教导主任周洛清,于民国三十一年春迁走。

民国三十三年夏,邵阳是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迁入隆回,校址设在司门前石桥铺阳姓宗祠,校长王钧,六个班级,共有学生240人,第二年夏迁走。

三民中学于民国三十三年夏,由邵东廉桥迁入隆回魏家段石山湾,校长熊冲。该校有高、初中各三个班,学生共240余人。第二年夏迁走。

成达女中,民国三十三夏,迁入金石桥黄金井,校长贺稚晨。有高、初中各三个班,学生二百余人。第二年夏迁走。

湖南私立导群初级中学,于民国三十三折夏,迁入司门前孙家垅,校长夏时,有初中三个班级,学生一百余人。第二年秋迁走。

湖南私立邵陵初级中学,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迁入金石桥月山村李景江的家里,校长黄甲,教导主任游雅,六个班,学生一百七十余人。第二年十月迁走。

湖南私立清华职业初级中学,民国三十三年秋,从攸县迁来金石桥高洲,校长郑光显,三个初中班,学生一百二十余人。办了三年,于民国三十六年夏迁走。

湖南私立偕进初级中学,于民国三十四年上期迁至桃花坪对岸的钱姓宗祠,即循程中学的旧址。只办了一个学期,日寇投降后,于第二年春,迁回邵阳县城原址。

 

 

 

向是书院记略

陈扬桂

 

向阳书院是我县著名的旧书院之一,创建于清代嘉庆年间,故址在司门前镇对面的贺家不平(又名学堂山)上。

书院最初是由司门前欧阳氏富户集资兴办的族学,楼房一所一正两横呈“︻”形,有大小房间十数间,房正中大门额曰“向阳书院”。书院建成后,由地方有名望的父老出面,聘请学问渊博之士来学院主持教务,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兼习《袁了凡纲鑑》、《东莱博议》、《老子》、《庄子》、《荀子》、《杨子》及历代名家文选等等。当时,方圆数十里或百里以外负笈而来者甚众,弟子常年不等。当时,或廿余人,或三四十人,办学规模,在彼此蔚为大观。

办学之初,书院所需经费由地方摊派募集,生徒入院就学实行免费,成绩优异者还可以领到书院发的奖金,并被推荐参加科举考试。书院创办以后,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由向阳书院出身的秀才无以统计,中举人的有道光时朝廷命官、三都(中团)萧光南,有光绪时中湖南乡试第十三名举人、后留学日本的二都(黄金井)贺学海等人,有邻县车家桥的车万育翰林。国民党少将旅长魏龙驰亦是向阳弟子。

民国初年,废科举,兴学校,向阳书院易名向阳学校,每年仍然聘请有真才实学的秀才、举人讲授经史。据当时在向阳学校读书的魏树芬老人回忆,学生称讲学者为“师傅”,师傅每年的薪俸是光洋12元,由学生负担,于每年端午前交清,基他如师傅的膳食、灯油、炭火等也由学生轮流供应。民国年间,前后在此主教者有欧阳政谋、陈世藩、欧阳湘舫等。

欧阳湘舫主教向阳学校时,很重视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学校文风盛极一时。并常与其他各地学校联合举办写作竞赛,优胜者分超、特、壹三等,参加阅卷的都是些饱学之士,如欧阳湘舫、雪舫兄弟,二都的贺学源,担任过宝庆县议员的王鹤皋,羊古坳的肖乐山等人。

民国十八年,向阳学校增修楼房一栋,一度开办中学,由司门前地方绅士欧阳嵩山主持并任校长,教师中有后为湖南大学数学教授的石应球等人。三年后由于经费入不敷出,又停办中学,改办小学直至解放前夕。书院遗址犹存,现为农民建房安居。

向阳书院座落在贺家不不平半山腰,后有青山拱卫,前对田垅村庄,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是读书习文的好场所。特别是书院的一株石榴树,更给书院平添几分神秘。据当地老年人讲述,这棵树每年只开花不结果,偶尔结果,此年必定有人中科举。民国以来,石榴树一直到二十四年(1935年)才结果,当时虽然已经废了科举,但那年向阳学校与各地学校联办作文竞赛,冠军(即超等第一名)由向阳学校学生魏树芬夺得,众人更是以为灵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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