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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年代 理想之光

点击: 4250 作者: 编辑: 雷立 来源: 2009-01-23 23:33

 

理 想 之 光

 

我们是共产党人

——回忆五十年代初期我党干部的优良作风

王润民

 

 

我是天津蓟县人,从十三岁读书时,就当上了儿童团长,参加抗日。1944年正式“脱产”,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3月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10月到达隆回,先后任中共隆回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区委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还任县长和县委书记,1956年调离隆回县。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前夕,我专程回到了五十年代工作过的隆回县,旧地重游,耳闻目睹隆回县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与同志们共享喜悦。在隆回的日子里,我多次与几十位当年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叙旧谈新;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回忆五十年代我党干部的优良作风;深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现代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些优良仍然保持和发扬。为此,将我们的亲身经历,作一番回顾,以供借鉴。

 

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解放初期隆回县干部队伍是以南下干部为骨干组成的。1949年春,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临近尾声,平津战役也胜券在握,毛泽东主席在新年献词中庄严向中外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广大干部群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党中央正式决定:从北方老解放区抽调53000名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去管理新开辟的解放区。春节一过,冀东区党委决定,从区党委到地、县、区,干部原则上一分为二,一半留原地,一半下江南,如无特殊情况,南下的应是正职,应是年轻力壮、文化程度较高的。原则上,由原来两个区的南下人员组成一个南下区的工作班子,一个县的南下人员搭配齐一个南下县党、政、群、公安、财政的成套班子。我工作所在地青平县,1949年元月下旬即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传达上级精神,动员报名申请南下。这里是老解放区,大多数干部都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和土地改革斗争的考验,特别是县区领导骨干通过整风运动,联系实际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懂得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这三座在人民头上的大山,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才能永远过上好日子的道理。懂得共产党员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和意志。经过动员,迅速出现了报名申请南下的热潮。我第一个写了南下申情书,并在大会上登台表态。不久,光荣获准南下,全县获准南下的同志经冀东区党委批准,组成南下县委班子,县委书记程文为南下县委书记(后因病留在唐山),组织部长徐然为县长,民运部长李国香为组织部长,我当时是县委宣传干事,被任命为宣传部长,公安局长张野林仍为公安局长,还有农会主席杨国栋(中途留在河南),以上六人均为县委委员。这个县委班子在南下途中几经调整,最后进入隆回。

19495269点我们告别了出生成长和战斗过多年的冀东,毅然踏上遥远、陌生而又艰苦的南下征途。由于战争尚在进行,铁路、公路很多地段不能通车,给我们行军南下造成极大困难,坐车总是绕道、弯弯转转、走走停停。526日九点由开平上火车出发,29日才到达郑州,开始由开平至天津比较顺利,坐的是客车,人人有座位。但是从天津开始,就换上了闷罐车厢,四面都是钢板,只有一个几十个像人头大小的小窗户,车门也是一块钢板,几十个人拥挤在一个车厢里,没有座位,只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躺也躺不下,坐累了就站起来,站累了就坐下来,吃的是饼干、大蒜加开水,每到车站大家就急于找厕所和洗手、洗脸的地方。在县委领导干部中我是最年轻的,分工给我的任务也最多。一路上在学习方面我经常给大家上辅导课,在行军中即使坐在闷罐车里,还组织大家唱革命乐观主义。529日到达河南新郑县的小苏庄,在这里用两天时间休息和换洗衣服。31日由财政科长宁玉明和黄勇带部分同志去二郎殿赶集采购米面、肉等食品,为大家改善生活。在这里,学习、休整的时间比较长,除继续认真学习中央有关精神外,还学习了邓子恢同志的《论群众运动》,陈毅同志关于新区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以及接管新区政策。通过25天的学习,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对新老区工作的特点和重点,有了更深的理解,提高了执行新区政策的自觉性。

待命期间,我们向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参加劳动,注意搞好与群众的关系。6月中旬,华中局决定冀东南下干部进湖南。湖南省委副书记金明、组织部长郭森等同志来总队与南下区党委商定了干部调配方案。628日,冀东大队地委书记石唐同志宣布我们四中队81名成员全部去邵阳,另外从五、六大队出360人,加上建国学院、革命大学的学员共441人到邵阳。630日在郑州与山东、河南同志会师,番号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05部队江南支队”,还宣布了地委领导班子成员:书记夏如爱,副书记赵荫华,专员魏国元,组织部长白连城,宣传部长王宝善,副专员张天和。我们的县委书记王文同志因肺病严重发作,与部分女同志共21人暂住郑州留守处,其余全部与山东由豫西南下干部合并。县委书记由山东的尹子明同志担任,另外有李先明同志任组织部长,孙良仁任副县长。75日,在郑州召开了进入邵阳地区南下干部大会,纪念党的生日,地委书记夏如爱同志作报告,强调要加强团结、努力学习、提高认识、放下包袱、改进工作和作风等内容。自此,我们南下干部可说是来自五湖四海,虽然过去都是在中央领导下,主要领导干部也是都是共产党员,但是,在战争年代分隔在各个解放区,互不相识,无论是在思想作风上,生活习惯上,语言感情上,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与风度上都各有不同。但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建议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了,都成为邵阳地区新的革命大家庭成员,倍感亲切,都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唱不完的革命歌曲、关系非常融洽。

714日,由郑州乘火车继续南下到湖北聂口,再也不能前进了,步行到长江边,乘大帆上岸。武汉刚刚解放,路过部队多、南下干部多,住处十分困难,我们就在火车站台吃点干粮就地宿营。第二天到纸坊镇住下,这是刚刚解放的小镇,买米买菜都很困难,鱼米之乡没有大米,还是由北方运来的陈小米。时值7月中旬,实是炎热难耐,北方人乍到南方感到透不过气来,夜晚还有蚊虫叮咬。我住在一间牛棚里,就在楼上草堆里铺上自己带来的棉被,躺下去浑身是汗,整夜不好觉。洗澡也不方便,每当夜晚热得受不住时,只得到塘里或小河里去洗澡。这里水质不好,致使不少同志闹肚子,拉痢疾,皮肤发痒生疙瘩,还有的打摆子(疟疾),又缺医少药,夜晚还要轮流站岗放哨,以防敌特偷袭。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同志们互相照顾,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挺过来了。

713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汉口召开了入湘干部大会,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了会议,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同志作报告。介绍了湖南的基本情况和当前形势,部署了入湘后首先要抓好的几顶工作,即:抓好筹粮支援前线;剿匪安民;发动群众打开工作局面。

其时,解放军逼近长沙,和平起义谈判进展顺利。86日我们到了长沙县的黄花、朗梨,根据省委指示,协助区乡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以及接管旧政权的工作。通过这些实践,既锻炼了干部,也摸索了一些新区的工作经验,对以后工作的开展很有好处。97日我们进长沙,等待邵阳解放。在长沙期间,我们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入湘干部大会,听取了金明同志的重要报告,参加和观看了国庆大典庆祝活动,深入学习省委关于开展新区工作和接管旧城的指示精神,研究进入新区的工作方法等问题。在长沙,上级对隆回的干部又作了新的调整。尹子明同志调任武冈县长,冀然由县长调任武冈县副县长,与王占恕等共25位同志调武冈;王治安、陈好友等11位同志并入新宁县;蔡美瑞同志调邵阳县,马云同志留地直机关,调去城步两名。其余46人进入隆回,加山东的23人、建国学院、革大的同志26人,部队转地方的3人,这样全部去隆回的南下干部共98名。县领导班子中,方明同志任县委书记、李先明任组织部长、李国香任县长、孙良仁任副县长。张野林任公安局长、我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副部长兼三区委书记。关于区、乡的划分,是按照地图把原来9个乡分为3个区,桃洪镇周围包括荷香桥、周旺铺、滩头为一区,以山东同志为主配备干部,郭喜为区委书记、刘增民为副书记、初学然为区长。北面两个区以河北同志为主配备干部;即:六都寨、鸟树下、桐木桥、苏家洞为二区,高俊峰为书记,杨助国为副书记、王甫生为区长;司门前、金石桥、小沙江为三区,由我兼任区委书记张修林为区长,裴海文为副为副区长。一路上领导班子多次调整变动,队伍有合有分,干部有上有下,但是大家都是无条件服从分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也有要求再变动的,那就是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河北唐山有一位南下来的青年干部,经组织按排去地委机关工作,他不愿意,要求去隆回;到了隆回,县委安排他在县机关工作,他还是不愿意,要求到基层去,最后县委安排他去一区当青年干事,他高兴极了!

在长沙,我接洽了由邵阳赶来的彭振东、龙起翼、魏华封三同志,他们思想进步,对隆回情况比较了解,积极要求参加工作。我们在他们那里学了很多的知识,从社情到敌情,到风土人情,方言土语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很快打成了一片。到邵阳后,我们又听了地下党员吴步程同志系统的介绍,对隆回的情况了解更多了。衡宝战役后,白崇禧部队溃败,向西南逃窜,1010日邵阳解放。11日我们从长沙乘火车经株洲到湘潭,路上倾盆大雨,这对行军南下的北方人来讲,十分艰难,由于战争的破坏,交通常中断、走走停停。担是,我们是共产党人,任何困难也难不住我们。14日下午我们终于胜利进入邵阳市,15日下午,由县长李国香、组织部长李先明、公安局长张野林和吴步程等30多人随军先行到达隆回桃花坪,其余同志于1016日下午1时全部到达。至此,我们南下隆回的干部从冀东算起共行军223天,行程2500余公里,到达了我们工作的地方——隆回县。大家把自己的命运与隆回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决心为革命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奋力拼搏

   

在南下途中,我们对隆回县的情况早有所闻,身临其境后,深感要复杂得多。当时这里虽已解放,可只是南面沿公路附近驻有人民解放军,六都寨及以北的大片土地,依然被伪反共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隆回县长陈光中盘踞着,隆回南部解放十多天了,他还在这里以县长的名义张贴布告,强征滥派,修筑工事,与我为敌。他和国民党交警总队长袁庆光、湖南六区反共救国军司令、六区专员刘建章、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邵阳县长胡惕等20余股土匪相勾结,纠集近5000人,在全县各地逞凶做恶。我们进县的1516日两天,国民党的飞机还在桃洪镇上空投弹扫射,引起群众恐慌。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疏,言语不通,包括地下党的刚刚参加工作的干部,才102个人,加上老百姓一时为敌人的反动宣传所欺骗,不敢和我们接近,而当时地委交给县里900万公斤支援西进大军的征粮任务,又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形势之严峻,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但这些都难不住我们。先遣队进县当天,即在桃洪镇贴出了隆回县人民政府第一张安告示,阐明有关政策,约法八章,号召各行各业人员立即返回复工复业,县委书记方明同志第二天到达,立即主持召开县委第一次工作会议,经请示上级同意,宣布桃洪镇为县治,中共隆回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即日挂牌办公,全县设一、二、三区,区委、区政府正式成立。第三天即17日,方明主持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布置下乡开展剿匪安民、征粮支前工作,留下几个人在机关办公,其余全部武装起来开赴第一线,从一区开始再向二、三区挺进,一连两个多月,大家爬山越岭,走村串户,甚至单枪匹马,出汉在危险地区,夜以继日地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后,进步青年和有识之士纷纷向我们靠拢,积极协助工作,要求参军参干,投身革命事业。县里陆续举办了两期地方干部培训班,培训了100多位同志,都分配了工作,既缓解了我们力量之不足,又有效地促进了征粮支前工作。至19501月,全县即超额完成了31万多公斤征粮任务。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来自河北丰南县的一区干部崔保成同志于1949116日在滩头塘冲遭土匪杀害,牺牲时年仅17岁。19491125日,我工作队在北面山区罗洪,突然被2000多名土匪包围,副区长由文杰同志在掩护同志们突围中壮烈牺牲。

解放初期,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党和政府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消灭土匪,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二是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以达到安居乐业的目的。因此当时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剿匪反霸、征粮支前、减租减息,通过发动群众,逐级建立人民政权和党的组织。

为尽快打开局面,把征粮支前工作推向全县,19491023日清晨,地委和军分区要求时驻桃花坪的野战部队一个团向六都寨进剿,我们二、三区干部随军配合。隆回籍的彭振东、欧阳昭、李绍生、刘清江、欧阳景贤、龙起翼等都积极地为剿匪部队当向导。陈光中、袁庆光等土匪头目始料不及,向北面的大山深处落荒逃去。六都寨获得解放,建立了县人民政府驻六都寨办事处,部队当晚折回原驻地,二、三区干部则留下,发动群众开展工作。部队撤走不久的一天晚上,袁庆光率匪部100多人又窜犯六都寨镇,抓走我工作人员两名,反动头目、县自卫总队副队长刘科恕还在司门前拼凑流亡县政府,滩头等地也传来了遭大股土匪袭击的消息。解放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土匪和反动势力在全县制造了200多起凶杀抢劫案件,使老百姓提心吊胆。因此剿匪安民,不仅是我们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是事关全县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地委和军分及时派来一个连的正规武装部队,11月底,帮助建立了县大队和区中队,县、区干部当时也都配备有武器,既是工作队、宣传队,又是战斗队。一有情况,就组织和带领群众进行战斗。当时进入六都寨一带的二、三区30多名干部就是这样的队伍,由公安局长张野林和我带领,坚持在周围农村同盘踞在六都寨一带的土匪打游击。白天在镇上开会,发动群众,傍晚时转移到附近农村,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几次,经常风餐露宿,枕戈待旦。在一次转移时,一位北方老同志产生了抵触情绪,说:“在北方,我已经打了几年的游击了,现在全国解放了,来到南方又要打游击,我不走了!跟土匪崽子拼了算了!”经过批评教育,他认识到自己是怕苦、轻敌思想作怪,懂得了要“按照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方针”,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注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绝不能作无谓牺牲的道理。11月下旬,我们侦察到土匪头目刘科恕在三区司门前拼凑反动县政府的消息。这时县公安局张野林和县大队政委苗文善同志率部队来支援我们,共同去攻打这股顽匪。1125日,夜幕降临,刘科恕正在大摆宴席,庆祝“新政府”成立。县大队机关枪打响后,他们认为解放军大部队来了,立即率部逃窜。因天已黑,;苗政委当即率部队返回六都寨。我觉得刘科恕部只是小股土匪,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他的士兵没有什么战斗力。三区的同志们觉得望眼欲穿的三区司门前已在眼前,可以打进去。我当即率领30余名干部进到司门前街上,果不其然,没遇到任何抵抗,刘科恕闻到枪声早已夹着尾巴向西跑了,当地进步人士欧阳洪瑞等热情接待了我们,并介绍了敌情。但绝大多数人家都关门闭户,在这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下起了毛毛细雨的夜里,我们在街上贴了几张布告,便返回六都寨,途中饥渴难耐,就喝几口山上溪水,很多同志都摔了跤,脚上打起了血泡,拄着拐杖走路。

通过宣传发动,在全县干部的带动和影响下,各地老百姓也纷纷起来投入剿匪斗争,有的站岗放哨,有的报告匪情,有的给我们带路。马家桥乡有一对作恶多端的土匪兄弟,潜伏于深山野庙,剿匪军同四处搜捕,也不见影踪。有一天,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在地里扯猪草,发现这对土匪在偷瓜吃。碰巧,前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搜索来了,老太婆连忙上前报告了这个敌情,战士们按照她指引的路径追去,终于抓住了这对土匪,为当地老百姓除了大害。

19491128日,驻邵人民解放军158师,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在各县大队的配合下,奉命盘踞在隆回、新化、武冈和邵阳边沿的、以陈光中为首的顽匪发起围歼,经过持续10天奔袭和6次较大的战斗,取得了辉煌胜利,活捉了陈光中,全歼其2600余名匪众。盘踞在我三区的刘科恕匪部150人。除匪首刘科恕、王赞逃跑外,其余基本被消灭。大股土匪被歼灭,小股土匪失去了靠山,有的向政府投诚,有的自动解散。司门前终于得到解放。至此,全县全境解放。

在剿匪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即开始考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却成了地主阶级盘剥压迫农民的工具。从解放前的隆回来讲,占农村人口9.2%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县耕地的60%;而占农村人口63%的贫雇农,却只占全县耕地的17%。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椎之地”,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千百年来,农民一直有着“耕者有其田”的强烈愿望。我们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开始,就坚持在夺取政权的基础上,发动和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在我们南下之前,北方广大老解放区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在匪患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基本走向正常后,县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湖南实施办法》的规定,于19509月抽调175名干部先在一区的紫阳和荫山两个乡进行土改试点,由于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干部包办代替,走了过场,试点工作被否定。十一月底,县委召开县区干部大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部署在全县范围内,分批进行土地改革工作。邵阳资江公学先后两次共输送来158名学员,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又一次得到充实,全县集中了533名干部和110余名农民代表,组成工作队,分别下到全县94个乡,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队员们深入院落田头,访贫问苦,物色苦大仇深、为人正派、敢干斗争,办事公道的农民作为骨干。工作队员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交心谈心,交穷朋友,引导他们控诉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致使农民受穷受苦的罪恶,使农民懂得“谁养活谁”的道理,提高了当家作主的觉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宣传发动中,发现和培养骨干,再由骨干分工,发动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斗地主,分田地。工作队住在农民家里坚持“三同”没有床,就地开铺或者睡在草堆上、柴窝里;吃的是红薯、荞粑、包谷,甚至野菜,一吃就是几个月,有的队员连续几个月顾不上洗衣澡,身上长了虱子。南下干部三区秘书阎延和谭必平、唐铁中、宁林森等早期参加工作的同志住在贫农家里,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连牙都不刷了,每天到小河里去嗽口洗脸。刘国权(女)时任县妇联副主任,已有身孕,吃点东西就呕吐,也坚持下乡蹲点搞土改,一住就是几个月,她也不肯回机关。刘国隆、周之才两同志在一区五马桥搞土改,住在当地恶霸地主陈献迁的佃户范喜生家里,范喜生夫妇由于深受地主的盘剥,生活很苦。他们住进去后没地方开铺,就在贫农阮开连家那间烧火煮饭的破屋里,借用灶边的柴窝堂,晚上,铺上稻草,打开被盖睡觉;早晨,稻草被盖一卷,毫不影响作饭干活。扮禾、挖红薯、收稻、扫地、挑水,两人样样都干,但吃起饭来,两人是抢着吃红薯,不吃老百姓的好菜。住了一段后,两同志被小范、小阮夫妇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什么话、什么事都愿跟他们讲。陈献廷不老实,夜里扮成老虎,在路边山坡上爬上爬下,又吼又叫,吓得路过的人不敢来开会。范喜生留心察看,发现是陈献廷搞鬼,遂向刘、周两同志作了揭发,工作队派民兵协同政法部门及时依法惩处了犯罪分子,推动了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他们还主动去发动贫农及其他劳苦农民。在斗争中成立起来的农会组织,逐步壮大,很有战斗力,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浪潮迅即席卷全县。1951年底止,全县土地改革胜利结束。依法没收征收了地主、官僚、富农等多占的土地4044万亩,分给了94533户无地少地的农民,还没收了6500多间房屋,6600多头耕牛,957315吨粮食和30多万件家具,分给了特困户,不久又发给土地所有权证书,从而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建立起“耕者有其田”的新型生产关系。

土地改革运动,为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政权培养造就了大批先进分子和骨干人才。19519月,我们从中推选了250人去地方干部班接受系统培训,毕业后分到区乡工作,进一步充实了干部队伍。各个乡都通过农会选举成立了乡人民政府,数百名从土改斗争中锻炼成长的农民骨干当上了乡干部,代表劳动人民先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全县有612名干部和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459名先进青年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县农村先后成立了81个党支部,组建起了2万余人的民兵队伍,将保卫胜利成果的工作落到了实处。

土地改革建立起来的新型生产关系,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纷纷制订爱国生产规划,购买生产资料,积储肥料,备种选种,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塘筑坝办水利,青龙村90户农民自发组合,一个冬天就修起了3口山塘和6座水坝。土地改革后的第一年即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土改前的1950年增长了35%,比1949年增长了40%。农民收入剧增,购买力显著提高,1952年全县社会商品销售总额,比1950年增长305%,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也掀起了高潮,1952年全县兴办的常年民校比1950年增长了近3倍,达到了1015所,扫盲识字班几乎村村都有,业余剧团、演唱组到处可见,“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等歌声、赞语,传遍全县南北。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北方,初来乍到这个刚刚组建而又“一穷二白”的隆回县,隆回原来没有党的组织,地下党员也只有吴步程1名,没有个落脚点,我们仅100余名干部,即使全副武装,也仅及反动武装的五十分之一。可我们很快就打开局面,站稳了脚根,而且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超额完成了征粮900万公斤,支援我野战大军挺进大西南的光荣任务。这乡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解放军以及全县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学好和掌握好党和政策和策略,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南下之前和南下途中,我们就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新区的减租反霸、土改、改造区、乡旧政权,保护工商业等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听过有关领导这些方面的经验介绍,加深了认识,增强了信心。我们入县后的第三天就下乡征粮支前,没有人来做具体事怎么办?就利用尚存的旧保甲机制,召开保甲长会,阐明大义,动员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为人民共和国出力,为老百姓办好事,将功补过,并把任务分解到各保各甲。在这同时,又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宣传征粮支前的重大意义,宣传“粮多多征,粮少少征,无粮不征”的合理负担政策。动员他们多向乡亲作宣传解释,并积极督促和帮助保、甲长办好征粮的有关具体事宜。代表们特别是农民代表的积极性很高。一区西胜乡有个地主借口任务重了不肯交粮,农民代表就上门去质问他:“你家有田2000石,每年还要收那么多高利贷息谷,只征你69石,重了吗?”“你对抗人民政府征粮,比过去强迫我们还你的高利贷还厉害!”“三天不交,就抓你去游街示众!”这个地主被质问得张口结舌,只好求饶具结,三天之内如数交粮。二区的隆治乡有30多位佃户,自动组织起来,在保内埃户催粮。就这样,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征粮任务胜利完成,我们终于向党和人民交了入县后的第一份答卷。

19503月,按上级部署,隆回县由点到面展开了反霸和减租减息工作。我在三区兴隆乡第四保蹲点,经过宣传发动,农民积极行动,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农会,由农会负责办理“双减”事宜。地主欧阳国湘有田390石,抗拒减租,公然说:“我没有谷子了,如果在我屋里搜出一点谷子来,就杀我的头!”会员们质问:“真的吗?”他不敢作答,只是耍赖又喊天,农会主席龚月江严肃批驳他:“我们和你讲理,你无理可答,就喊天,今天你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了,只有老老实实,依照政府规定减租,才是唯一出路。”地主再也无法抵赖,只好低头认罪,认交减租谷70石。欧阳国湘认减后,马上又有8个地主来到农会当场认了减租任务。“双减”随之热火朝天,全乡共收到770石减租谷子,农民们从中进一步看到了农会的威力和作用,一些还没有入会的农民纷纷要求入会,全乡会员人数一下子由90名猛增到270名。

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涉及到广大农村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是一场政策性极强的群众运动。我们在南下途中就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研讨。隆回县部署开展全面土改时,县委组织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了《土地改革法》和毛主席关于《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根据新的形势,认真贯彻中央新区的土改政策,对照分析研究并吸取了北方土改的一些经验教训,遵照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对富农,由过去征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对地主,限制了没收财产的范围;对小地主出租者,提高最保留其土地数量的标准。19512月,鉴于一些地方在执行政策中“左”的倾向和不正之风,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正式行文通报批评了一些地方在“斗争地主走狗”的口号下,错斗中农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以及大吃大喝的错误行为,要求迅速坚决纠正。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中农的利益,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抑制了歪风,推动土地改革的顺利发展。

在肃清匪特当中,我们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抓住要矛盾,擒贼先擒王,尽量化敌为友,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在打击大土匪头子陈光中时,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在协助我县剿匪的解放军158师来到之前,县公安局长张野林偕同驻军的一位侦察科长,就徒手去陈匪部找过陈光中,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回头是岸。他却妄叫:“决不向共军投降,与你们打三年再说。”虽然如此,省军区又请陈昔日的同僚李觉、戴文两位起义将军去向陈晓明大义,谕以明路,陈竟嗤之以鼻。在这种情况下,才派大军压境,一举将其歼灭,使其得到了应有和惩处。首恶一除,大股就歼,为我们剿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鼓舞了干部群众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确保了民主建设等项工作的胜利开展。《资江日报》当时这样报道:“隆回县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用政治手段争取过来的不少。如蒋匪高哉就是先通过他的鼻子和一个朋友动员其家属找回来缴械,表示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匪首陈正升也是用政治手段使其放下武器投降的。”有一次我亲自带领两个干部,三名区中队战士,组成小分队,由司门前去六都寨,路过十里山时,在大山沟里与一个中队的敌军遭遇。我一声令下,小分队冲上前去,这个中队的匪军一枪未放,全部跪下檄械投降。缴获了一挺机枪,还有二十多条冲锋枪、步枪和一部分子弹。押至六都寨经教育后,伪军遣返回家,中队长刘胜长由民兵监督回家劳动。

明德乡农民谭树哉。当地驻军和乡干部发觉后,数次上门向谭树哉追问,谭矢口否认说,杀了头也无此事。有位乡干部从关心他的疾苦入手,同他谈家常,发现他正无米下锅,就送两斗多米给他,他感动了,终于向这位乡干部详细说了埋枪之事,并带领民兵在他屋边一棵大树边和瓜滕下挖出各种枪枝10余枝和子弹2000多发。当然,也有执迷不悟越来越高,我们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敌人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950年春,三区区委驻地司门前出现了“一费一枪一弹,平息一场暴乱”的奇迹。事情是这样的,司门前一带有这么几位进步人士,他们叫陈伯蓉、赵苏民、欧阳洪瑞、谢希韫、张五美,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或农运骨干,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隐藏在家乡从事教学或种田为生。他们生活清苦,一有机会就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我们进入隆回后他们主动向我们反映社情和敌情,积极协助我们工作,我们与之建立了较好的联系。

194911月底,大股土匪被歼,全县匪患基本肃清后,北面山区特别是司门前一带,漏网的前国民党军团魏仁、伪交警大队的头子魏湘、伪县自卫队长王赞等贼心不死,从1950年元月开始就分头在司门前、魏家塅、鸟树下一带秘密串联藏有枪枝的在国民党军政人员,至四月中旬就已纠集匪徒50多人枪和100多名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以及不法创分子,成立了所谓“救国同志会”,策划于426日晚12点暴乱,攻打三区政府,企图杀害区干部,夺取区中队枪枝弹药,然后杀向隆治乡,把村长、农会主席和积极分子斩尽杀绝,而后拉上大东山、白马山,妄图组建一个师,再去湘西与匪首张玉林会合,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他们的这一切阴谋活动免不了会露出蛛丝马迹,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警觉。一天晚上,欧阳洪瑞正向我汇报近来一部分恶霸地主和土匪们的动向时,我住的楼下有脚步声,当我们下楼察看时发现有黑影突然消失。这越发使我们觉得不对头,当即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分别召开各种会议,向农民、保甲人员和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大造“提高警惕、严防敌特破坏,保卫翻身果实”的强大声势;二是部署各地民兵在各交叉路口加强对各种形迹可疑人员的盘查;三是区政府立即搬迁,由原来住在一座木板房、围墙又矮,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税亩地”,搬迁到了青砖房、高围墙、易守难攻的邹家祠堂。并将此事及时报告了县公安局。负责盘查的民兵很快从形迹可疑的匪特刘长胜家中搜出两大担腊肉、猪血丸子和衣物等,还有冲锋枪、枪牌橹子各一支这些都是为匪特暴乱做准备,刘匪对此供认不讳。十里山村民兵,见一批路过的“生意人”形迹可疑,进行盘查,搜出几支锯掉了木柄的冲锋枪,两个“老板”供认是准备暴乱用的,并交代了一批头目名单。于是在暴乱前的424日晚上,准备暴乱的土匪头子正睡在床上做美梦时,响起了敲门声,开门时,枪口和手铐展现在他们面前,是公安人员、区中队战士和民兵们撒下天罗地网,逮捕他们来了。所有土匪骨干全部就擒。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就将这场即将暴发的反革命暴乱平息了。

二区果胜乡当时爆出了一条大新闻:大股土匪被歼后,这个乡的惯匪肖跛子潜回家中,民兵发现后就将他家团团围住,叫他缴械投降,他怕民兵不放过他,自杀未遂。农会主席就前去做他的工作,交代党的政策,告诉他,只要交出枪支,改过自新,老老实实在家生产劳动,不再做坏事,政府一定会宽大处理。农会还派人请来医生给他治伤,他受到感动,第二天,便去村武装委员会交代说:“我们5个人在外为匪,有4支短枪和138发子弹,现在那4个人躲在卧龙岗的一座大山里。”他随即领着区中队前往卧龙岗把那4个土匪连人带枪抓了回来。

 

 

四、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加深自身的革命化建设

 

 

我们在北方开始组建南下干部队伍时,就坚持寓思想建设于组织建设之中。争先恐后,报名热潮的出现,就是大量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是通过革命理论和先进思想的深入学习和坦诚有效的思想动员,进一步坚定了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和意志的结果。我们地区南下人员名单早已确定,但在人员到地委集中即将启程南下时,竟跟来了几位没有获准南下的同志,他们坚决要求南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因已无名额,地委和青平县委书记李清昌同志只好耐心说服,动员他们服从组织安排,返回工作岗位。

南下行军的过程,也是队伍整顿提高的过程。走一段,停下休整学习一段。学习的文件有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将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昂捷夫的《社会发展史》、毛主席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边学习文件边联系自己当时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展开讨论,有表扬有批评。安排文娱活动也选择与当时实际相结合最有教育意义的节目,如看《李自成进京》、《霸王别姬》、《白毛女》等戏剧。同志们情绪都很高,心情愉快,决心以解放军为榜样,吃苦耐劳,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宿营时,为老百姓挑水、打扫卫生甚至下地帮助干农活,供用的东西坚持走时归还,损坏了照价赔偿。一路上“大军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歌声和口号,不时在空中回荡。

进入隆回后,同志们放下背包就开始工作,边工作边学习。每开展一项工作,都事先有动员,事后有总结。隔一段时间就开一次生活会,向组织汇报这一段的思想工作,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年终总结鉴定,更是严肃认真,领导群众一个样。表扬、批评实打实,对就对,错就错,不打马虎眼。剿匪期间的一天,我和区委的另外两位同志下乡回来,一位同志觉得很久未见荤了,提议请大师傅将食堂喂的鸡宰一只来改善一下生活,我没做声,食堂就依照办了。后来全区干部聚集在一起过民主生活会,会议进行不久,食堂邹太全师傅发言,他面对着我严肃地说:“王部长你来我们这里做了不少好事,大家感谢你,但是你不应该搞特殊。我问你,前不久,你们几个为什么要杀食堂的鸡给你们几个人吃?我给食堂喂鸡,是为了给区里全体干部改善生活的呀!”听了他的发言,我很受感动。邹师傅是当地一位勤劳善良的老实农民,来区里当炊事员,我们交给他的任务是四条:煮饭、作菜、烧水、打扫卫生。但他闲不住,见干部们待遇低,生活苦,开荒种菜种饲料,养猪喂鸡,等同志们回来开会时给大家吃,既不增加开销,又改善了生活,滋补了身体。我们3个人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当即在会上表扬了邹师傅关心集体、爱护同时志、工作不分份内份外的好思想、好作风。对他向我提出的批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会议开得温暖如春。邓松山同志家里贫穷,买不起胶鞋,参加革命后,不论天睛下雨,总是穿着旧布鞋。雨天下村时,他便把布鞋脱下提着,打着赤脚走路,等到将要进屋再穿上布鞋。农民见了很受感动,在分胜利果实时,农会负责人发现有双半旧的胶鞋正合邓同志的脚,就和大家商量,留下来等老邓开会回来后送给他,后来老邓盛情难却,只得收下了。但不久发觉这样不对,是一种侵占农民胜利果实的行为,便立即将胶鞋退还给农会,并就此作了检讨。

那时候,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同志们没人休节假日的念头,区、干部也包括一部分县里干部还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床位,没有办公桌,一人一个背包,里面装着被子、床单、衣物、书籍、洗刷日用品等。人走到哪里,全部家当就背到那里。当时全县基本上没通公路,没有汽车,下乡、去县里开会办事,都得靠两条腿走路,我在三区兼区委书记时,一天县里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去,当时正下雪封山,冰天雪地,不穿草鞋就走不得路,只好穿上草鞋马上起程,离县城一百二十华里,走了两天一晚才走到。开了一天会因会议急需传达贯彻,又连夜踏上了回区路程。像我这种情况,对广大区乡干部来说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那时我们党政机关干部实行包干制分大、中、小三种灶别,即每人每月按70公斤、85公斤、115公斤三个标准供给大米。开支范围,包括粮食、菜金、津贴、过节费衣服鞋袜、伙食费用、病号补助。折成贷币,平均每人年平270元左右。每月发给225元左右。每人一年发一套灰色布制服,除了吃饭,就没有多少零钱。在机关用餐不记帐不掏钱,下乡去农民家里用餐,吃一餐给一张由区里用土纸印制加盖区政府公章的餐票,由农民拿着这张去乡政府兑大米,一张票兑大米一斤。1953年实行系统工资制以后,在农民家里用餐改为会钱,一餐付人民币01202元。那时干部在农民家里用餐,完全和农民一样,干部不搞特殊。县以下没有招待所,也没有宾馆,更谈不上宴请,去机关食堂买票开餐。生活条件的好坏,谁也没有去计较。县邮电局解放前后一直实行薪金制,1953年,魏嵩岳同志被调去任该局局长,上班一个月后,局财会人员发给他数十元的月薪。他不理解,带着薪水金来县委找我说:“我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捞钱的,这钱我不能要。”我动员他,说这是国家制度规定的,邮电局一直执行薪水金制,职工拿的是薪金,你当局长的不要薪金,叫职工怎么办,他弄通了才拿薪金走了。

1952715日起,县委依照省地委的部署,举办第一期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为主要内容的干部思想作风整训班,参训干部642人,历时一个月。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所犯罪行处理的通报。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先帮助县领导班子整风,再自我检查交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对每个干部做出鉴定,对问题严重者进行了组织处理,对优秀干部进行了表扬和提拔。8月,又举办了第二期整训班。这次整训,惊心动魄,触及灵魂,令人刻骨铭心,干部素质显著提高,一种勤政廉洁、克己奉公、严于律已的新的优良作风在我们党和干部队伍中蔚然兴起。

大家视贪污和浪费为最大犯罪,见钱心不动,见物手不痒,“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不仅如此,还处处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为国家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在1952年,从隆回三个具体工程项目来看,就是很好的例证。一是隆回文化宫,这是根据全县人民的要求兴建的一座开大会、放电影、演戏两用的文化宫,在县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决定拨款5万元,指定县政府副秘书陆文起为施工组长,财政科李长春、秘书室李早衡分别任会计和出纳组成三人小组。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他们请来了久负盛名的邵阳地区建筑工程公司承建;为了使每一文钱,每一寸料,每一颗钉都用在工程上,他们3人轮流在工地上值班,吃饭也在工地。由于切实加强了管理,因此,高速、优质、安全、圆满地完成了文化宫的修建任务,且节省资金17000元。将近半个世纪了,巍然屹立的县文化宫依然完好无损,现在还在使用,给知情的人们留下了许多的思念。

二是修县委办公楼。当时县委办公没有个固定的地方,经过同志们的再三要求,在报请地委批准后,县委才决定修建一座办公楼。施工小组负责人陆文起起遍了邵阳全城,最后相中了地委党校办公楼式样,经多方求情,借用限该楼全部图纸,为县里节省了设计费1500元,大干了100天,于1953年春,一座两层八角形办公楼全部建成。快50年了,此楼还完好无损,县委仍然在此长驻办公。

三是修桃洪镇澄水至六都寨镇的桃六公路。全长305公里,沿线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工程相当艰巨,投资175万元,其中部分是省里解决的。19551210日动工,翌年元月30日基本竣工。指挥部由陆文起、欧阳纲具体负责,施工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由我亲自过问。在全线施工即将展开的时候,我去工地检查,发现了路面放样有问题。原来上级派来的一程师认为桃六公路修在这样的大山区,只要修成简易公路就行了,路面宽4米,每隔2公里修一会车道;为了加快进度,不必清基和夯压,填上土石让其自然沉固即可。我和指挥部负责人经过反复分析研究,觉得修公路是千秋大业,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桃六公路以后加宽不如现在就加宽,决定由4米加宽到8米,路基一定要清好,质量一定要保证。干部、民工和沿线群众听了十分高兴,来了积极性,各级干部和政工、后勤等部门管理人员,主动下工地,边干边指挥。广大民工“抓睛天,抢阴天,毛风细雨当好天”,晚上还自动加班加点。沿线不少群众,在征购土地、按规定出义务工方面都起了带头作用。有很多地段的老百姓还自动组织起来参加突击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桃六公路顺利建成,再创了投资少、进度快、质量好、无伤亡的范例。通车典礼的那一天,副省长张梦旭亲临桃六公路视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好的党风、政风带来了好的民风和好的社会风尚。经过土地改革暴风骤雨的洗涤,广大群众涌现出来的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的热情不断高涨。人们不信神,不信鬼,信科学的觉悟空前提高,土地祠、山补庙之类的封建迷信建筑几乎绝迹,人们彼此之间坦诚相待,和睦相处,基本蔚然成风,勾心斗角,打架斗殴现象,也已少见了。特别是凶杀、偷扒抢劫、聚众赌博、卖淫嫖媪、贩毒吸毒等丑恶现象和犯罪行径,可说已基本禁绝。曾经从传闻和书本中见到的政通人和,歌舞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竟然在那个时候出现,不能不令世人惊奇叫绝。

五十年代,我国还处于贫穷落后,国力低下,备受国内外敌人骚扰和包围的困难时期,竟然创建出了这种崭新的气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的表现,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县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奋力拼搏的结果。他们为之奉献出了青春年华,倾注了巨大的精力,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庆祝今天的光辉灿烂和巨大成就时,不要忘记他们当年为今天打下的基础;我们今天享受发展的成果时,不要忘记当中有着他们当年劳动的积累。我们欢庆党的80周年生日,应该继承和发扬我们党80年来创造和培养起来的优秀思想和优良作风,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落到实处,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把我们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龙会吟、文正章、曾江汉协助整理)

 

     

 

王润民,生于1927年,天津市蓟县人,中师毕业。读小学时就参加抗日活动,13岁担任区乡儿童团长,1944年正式参加革命,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冀东区中共青平县委宣传部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先后担任隆回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52年担任隆回县人民政府县长,1953年至1956年担任中共隆回县委书记,1959年至1979年,先后在邵阳地委、郴州地委任地委副书记、书记,1980年调任省政府秘书长、建设委员会主任多年,曾任过省委委员、省人大常委委员,在担任郴州地委书记期间兼任郴州军分区第一政委。1995年离休。

 

 

县长当农民日记选

 

申季龙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二日

 

今天上午县委(中共隆回县委)开会研究抽调干部下乡参加劳动锻炼。我从十七岁由家门进入校门,十九岁由校门进到“衙门”。现在虽然参加革命工作已有八、九年了,人民选我当县长也有两三年了,但我自己明白:我还是属于“三门”干部。故首先自动报名下乡当农民,接受劳动锻炼。经县委常委集体讨论,最后批准我同县委办公宣室副主任曾江汉同志一道,短期下放到县城附近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二月十八日

 

我明天要下乡当农民了,我下去的打算:一是积极参加劳动,学会犁耙工夫;二是加深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交几户农民朋友;三是坚持天天写日记、记心得。机会难得,应该珍惜。

 

二月十九日

 

清早起来看到瓦上一层白雪。上午,我给各公社财贸部长作了一个整顿财贸基层组织的报告,报告结束时,看看手表,已经十一点多钟了,我赶紧回到自己寝室,作下乡的准备。

下午,北风劲吹,雨里夹着雪粒。我同江汉同志一道,将自己的印花蓝被、装衣木箱、锄头、扁担、畚箕、蓑衣、斗笠等行李,装在一辆板车上,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很快就来到了土桥铺。到达队里的时候,正遇上公共食堂开下午饭,我们到食堂报名就餐。在呷饭的时候,社员们热情地为我们寻碗端菜,搬凳让座,向我们围拢来表示欢迎。但也有人对我们的到来感到惊奇——当了县长了,为什么还要下来当农民。我们一边呷饭,一边宣传党的政策并说明我们的来意。

队里的公共食堂,每天只开两餐饭,上午饭一般在九、十点钟,下午饭一般在三、四点钟。呷饭的标准:每人每餐三两米钵子饭,红薯凭各人的食量呷。今天的下午饭,菜是一个萝卜丝水菜,一个萝卜片咸菜,饭菜虽然清淡,但呷起来倒还味道蛮好。饭后在社员们的帮助下,很快就在陈清庞会计那间屋里,用几块旧板子搭起一个床铺,并用一块门板放在床头挡住风,一根竹竿挂着洗脸巾,锄头扁担等工具就挨床放着,“家”总算安下了。

下午饭后,社员们的生产任务是收获萝卜。我们安排好住宿后,立即跟在社员们后面出了工,这是我们在队里第一次出工。拔萝卜,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也有经验值得学习。开初我拔出来的萝卜总是沾满泥巴,妇女队长告诉我:“拔萝卜在出土之前,要就土将萝卜扭半个圈,这样拔出的萝卜沾泥就少了。”我按照她讲的做,效果果然不错。

晚上,我们到大队部正式报了到,交了党的组织关系,并表明了我们的来意和决心。队长说,明天的工夫是运肥和犁田。

 

二月二十日

 

清早起来,看到瓦上又有粗雪,但雨雪已经停了。我们同社员一道,到县牲猪仓库挑运猪粪,仓库离我们队里有三华里左右,我挑了一担六、七十斤的猪粪,从仓库起肩一直挑到生产队田里。这时我喘气冒汗,肩膊有些痛,特别是左肩痛得比较厉害。平时自己挑担子太少了,即使挑点东西,也只交给右肩,所以左肩娇养坏了。

上午,我们送了一板力稻草到县公安局机关去换猪粪,共换了六担,一板车装五担,肩挑一担,由于我们两人都不会装车,靠前装轻了,靠后装重了,还得用手按着拉,白花了很多力气。接着同社员一道到县化工厂拉化肥,拉了三车才呷下午饭,由于劳动了一整上午,故呷起饭来,即使是红薯也特别感到甜和香。

下午饭后,我们继续拉肥料,县委昨晚开广播会,要求各公社集中劳力积肥,今天队里男女老少都集中积肥了。县化工厂这堆肥料,堆了大半年,过去没有引起人注意,今天我们队来挑,附近其他队也来了,大家只顾抢运肥料,而肥料堆上放着瓦片,谁也不愿意去搬。我建议大家共同搬运瓦片才运肥,可是有些人很自私,为了个人争工分,怕搬瓦耽误自己的时间而不愿意干。我只好找个几个骨干,先搬瓦,边搬边号召,这样才影响一部分人参加工搬瓦,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瓦片搬开。下午运了四车肥,天黑才归“家”。这时坐下来,腿感到有些酸痛,身上冒汗,湿透了三层衣服。晚上,我们与队长、会计座谈,进一步了解队里情况。

 

二月二十一日

 

早晨,地上虽有冰雪,但天气已经转睛。我们两人到化工厂拉了一车肥料回来才呷上午饭。

上午,太阳出来了,队里安排男劳动力犁田,我们俩人也包括在内。社员们准备犁耙和耕牛,我们先脱下鞋袜下田撒粪。初下田时,脚冻得确实难受,只有咬紧牙顶住,时间久了,不知是习惯了,还是麻木了,反而不觉得怎么样。我学习耙田,在开始学的时候,思想有些顾虑,怕耙不平。但通过社员指教:“高处按耙、低处松耙”,果然耙平了,但遗憾的是有时还清不到耙路。我学习犁田、除田角提犁和打左犁还不会外,其他基本会了。我们犁好两丘田后,又同队干部一起选择好几块试验田,其中有早稻、中稻、辣、棉花、红薯等作物实验田。

下午,我们大家继续到化工厂运肥,化工厂两大堆肥料,是桃花坪机关和居民几个月积起来的,现在被我们五、六、七队社员两天就运完了。

晚上,在食堂召开全队社员会,为了取暖,在食堂中间堆起一堆柴火,但柴是湿的,我们大家围着烧了很久才燃起来。火燃了,人也来齐了。在开会前,男女社员还合唱了几首歌,有些我不会唱,就在中间拍手掌,当拉拉队员。按队里规定,在开会前还得学习一个小时文化。我们不是正式学员,只有当旁听生。社员们学习劲头很大,特别是女社员更加表现认真,几户人共着一本课本,你教我生字,我教你发音。队里的文化教员就是队里的保管员蒋西聪同志,他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老农民,在旧社会,他读了几年老书。解放后,他当社干,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他一个个字教,一句句话解,并领着大家朗读:“总路线,像明灯……”。很认真。学习结束后,紧接着开会。会开得比较简单:一是劳力安排,明确我们两人今后参加第一小队生产,但二小队对队长的安排有意见:这什么两个劳力放在一个队。二是安排明天的具体工夫。

 

二月二十二日

 

早晨,同社员们一道送萝卜上街,我尽力气挑了一担,可是挑到中途,自己感到有些吃不力,江汉同志给我拿出两个,继续挑着往前走,直挑到街上蔬菜店,这时已是大汗如洗,气喘嘘嘘。过秤结果,我挑的那一担整整一百斤。吃上午饭的时候,许多社员议论:今天是元宵节,要求队里放假一天,更迫切的要求是食堂打一次“牙祭”,加上天下毛雨。更有很多人不愿出工。因大队没有布置,放假的事队长不敢作主,大家只有互相观望。我们两人在大雨停后还是出了工,我们预计,只要我们在前面走,社员们一定会跟着来的,等我们两人到街上拉回一车肥时,绝多数社员都出了工。但是,今天队里也发生了件不好的事,即少数几个社员偷偷杀了一头小猪用来过节。我认为过元宵节,在条件允许下杀猪过节也是合情合理的。但队里没有大猪,不经批准杀一头四十斤的小猪,也是不妥当的。

晚上,队里开会,大队副书记蒋顺廷针对社员过节没放假有意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他讲得很行动,大家听得也有趣。如他说:“……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就不住现在这种房子了,那时三四万人住在一个高楼大厦的院子里……。”蒋老贵一听急了,他说:“那还了得,住那样的高楼大厦,犁耙就太难背了!……”

这几天的体力劳动,自己的手掌上开始起了变化:由白变黄,由软变硬,由嫩变粗……

 

二月二十三日

 

早晨和上午,社员都是送萝卜上街,挑肥料回队。这几天上街积肥的人多了,肥源少了,积质量好的肥料更困难了。但是,我们在县商业局院子角落里又找到了一堆好肥料。这几天从街上拉肥料回队,我们两人都是用板车,拉板车的技术,通过这几天使用,基本学会了。今天同我们一道上街拉肥料的还有一群小朋友,他们几个人拉了两辆大板车,他们拉得很起劲,在途中他们要同我们比赛,我们有意让他们跑在前面,上陡坡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助。小朋友们人多力大,但终久比不上我们力气大,有时我们故意跑到他们前面,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傍晚收工以后,一群小朋友围着我们唱歌:“……桐子打花把把长,大路旁边修学堂,修起学堂好读书,修起亭子好乘凉,过了好多满姑娘,气死好多少年郎……”。我向他们学了几首,如“金郎子,开红花,清早起来打恶霸,打倒恶霸好当家,打倒地主有饭呷……”。我问老细:“谁教你唱的?”她唱着回答我说:“阉鸡尾巴拖又拖,三岁妹妹会唱歌,不是爹娘告诉的,自己聪时捡到的。”

 

 

 

二月二十五日

 

早晨,跟社员们去修水圳。上午到河边挑浮泥,从开始到收工,一直挑了五个多小时,虽然中间休息了两次,但到将要吃下午饭的时候,大家都感到筋疲力尽了,都盼望吃饭的哨声早叫。下午饭后,继续挑浮泥,到傍晚时,我觉得肩痛得难受,装浮泥的小朋友和我们之间还有几分“友谊”,他们便给了我三分照顾。我咬着牙,忍着痛,还是一担一担地挑下去,坚持到最后。

晚上,我倒了一盆水,痛快地洗了一个澡。下乡以来,已有七八天没洗澡了。冬天在机关工作,七八天不洗澡,甚至十天半月不洗澡也算不了什么,可是参加劳动,七八天不洗澡,真是难受。因为我一劳动身上就流汗,有时要湿透几层衣服。每次出汗又在自己身上暖干,时间久了,自己身上真是臭气难闻。

晚上,队里在学习文化后接着开会,会上讨论昨晚大队社员大会精神,大家在讨论时都纷纷表态,我们两人同社员们一样也表了态:“坚决服从领导,保证积极出工……”

 

三月八日

 

县里开了几天会,早晨处理了一些琐事。上午安排了一下工作。中午我回到了生产队。

这次回到队里与半月前来到队里进行对比,有些不同:社员们从老远的地方一见到我,就亲热地叫喊:“你回来了!”特别是儿童们,等我一进院子,就围满一大群,有的拉手,有的攀肩,有的爬背,问七问八,亲热不已。

我回到“家”里,脱了卫生衣裤就下田帮胡爱廷犁了一丘田。接着同石队长等社员在院子后面挖土做温床。做温床的时候,蒋老贵和罗本顺同我谈了一些思想问题。罗本顺问我说“我在高级社存在社里百多块钱,现在公社化了,还有没有退呀?”我问了他存钱的详细情况,明确地告诉他:“公社今后一定会合情合理处理的。”蒋老贵对我说:“今天我愿意跟你讲心里话,因为你已知道我是一个蠢人,心里有话就直说。我们队里去年种了一年棉花,辣椒,大队公社调出去卖了,现在队里没钱用,大队公社都不管,我们社员意见很大……。”我答应他们向上反映他们的意见。

这几天,社员们零星地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归纳起来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呷饭标准和发工资有意见,二是对社员的生产生活资料供应有意见。缺少蓑衣粪箕影响社员出工;晚上缺少煤油,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三月九日

 

早晨,我们跟社员挖田坑。

上午,我们参加平秧田,拖泥巴、犁田、扶秧田。

下午饭后,继续扶秧田。收工后,洗了脚穿上鞋袜同社员一道到大队开会。会议地点在县文化宫,会议内容是全大队各生产队开展挑战竞赛的场面很热闹,但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挑战竞赛一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认真对待自己的诺言,重要的是看行动;二是不要互相攻击,本位主义,要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总之,既要敢想敢说敢干,也要实事求是、苦干实干。

 

三月十日

 

早晨,大雾笼罩田野村庄,远处的山若隐若现,近处的院落也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连东方升起的太阳,也看不到红光,只透过大雾显出一个大圆饼,这一切都预示今天是一个大好的晴天。社员们踏着露水在田野上积肥,大家有说有笑。男社员议论昨晚大会上的挑战,女社员互相评论衣服样式的好坏,加上院内的鸡啼,树上的鸟叫,那边油菜田内微风送来清香,好一派美好的田园风光。

上午,我继续学习犁田,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对提犁、走步、停、起、左、右、深、浅等基本工夫都学会了。

下午,平了一段时间的秧田,接着去学习教小牛犁田。教小牛犁田,据老农说,要趁它年少时(两岁左右)就一定要教会,否则长大了就难教了。同时在教犁时,不能让它耍脾气,如果耍,就一不定期要治服才放手,否则养成耍脾气的坏习惯,今后危害非浅。

晚上,队里开会安排工作,全队社员明天分四路进军:犁田、积肥、饲养、生活。从会上反映了社员们的思想:饮食员、饲养员大家都喊不干;基层干部大家都不想当,特别是妇女队长。

 

三月十八日

 

今天已是十八号了。我回机关搞全县安全检查回来,不觉就有一个多星期了。早晨向车书记汇报了这几天的工作。早饭后布置了财贸和工业方面的工作就回队里来了。到队里学了几小时犁耙,而后挖田坑,直到天黑。

晚上,呷了清每嫂子送来的柿子粑粑,围在火盆边=看了一阵书,接着写了一篇稿,记上今天的日记。每天晚上读点书报,写篇日记,这已成为我晚上固定的时间表。我们的两个邻居,似乎也知道我的作息时间表。清庆嫂每天傍晚都送上一盆炭火放到我们的桌子下面;清海嫂在晚上常送一些呷的东西,怕我们整天劳动只呷两餐饭过不去。傍晚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同赞建、本顺等人玩玩扑克,或与小朋友尽情地欢闹一番,如唱山歌、猜谜语、捉手指等。但玩到一定时候,清庆嫂总将社员和孩子们动员回去,让我们能够安静地坐下读点书报,写写日记。

 

三月十九日

 

早晨,出工锄土。我们那一组有十来个人,一早晨锄了近两亩土。人多了,排成队向前锄,后面很快出现一块块锄过的土,似乎不费劲就锄完了一块土。我对江汉说:“这么大块土,若叫一个人来锄,可能锄着锄着就会打瞌睡。但我后来又想这样干活,是不是窝工呢?

上午,继续锄土,老石和清海嫂同我们锄一块土,在锄土过程中,我们从评五好社员谈起,谈了许多社员的思想情况,从这些思想反映中感到社员们还留恋高级社的分配制度,对现在公社一拉平不满意。

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县里来人说曲思奇书记要我回机关一趟。我回去后,听曲书记说,二十三号全县要开四级干部会,人数近四千人。要我负责布置一下。下午一点钟,部门头头到齐了,我回机关将大会一些准备工作作了安排,会议结束后,为了赶回队里完成今天种辣椒的任务,我向机关要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了队里。

下午饭后,继续出工,我锄了一段时间土后,学了一段时间打行子,掌握了一些打行子的要领:人要站得正,锄要抬得直。

晚上,有两位记者(邵阳记者站的)要来采访我,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为难:下来劳动到今天虽然“满月”了,但实际劳动时间还只有十几天,没有什么可讲的。可是回避不见又不礼貌,最后只有抱着丑媳妇不怕见公婆面的心情,还是回到机关接受了两位记者的采访。

 

三月二十一日

 

早晨,再次接受了两位记者的采访。

上午,在机关呷了早饭就回到队里,上午的生产任务是装石灰窑。我一边劳动,一边看着他们装窑,也学到一点装窑技术。在装窑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即有社员不充许大家叫石头的本名(石头),而要改叫“灰它”。若叫了本名,烧出来的一定不是石灰而是石头。我想这主要由于过去农村科学技术落后,人的技术还不能完全保证烧石灰成功,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神灵保佑上。

晚上,我们同社员一道烧石灰,大家在石灰窑旁又“大鸣大放”起来了。他们谈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牲猪完全集中喂,喂得不好;二是口粮标准不分年龄、性别一个样,男劳动力没有积极性;三是队里什么权都没有,人生了病没办法;四是小春作物包干怕政策变。蒋顺建对我说:“你不要看到社员天天都出工,其实有些社员是不得已出工的,不是心甘情愿出工的。即使出了工,也不是尽心尽意在搞生产。人少劳多的认为自己在给别人“盘崽女”;人多劳少的不敢理直气壮讲话;有些社员看到别人积极自己也懒散了。从大家的反映引起思考一个问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是非常宝贵的,忽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是莫大的损失和浪费。

 

三月二十二日

 

今天队里要去十七个劳动力到三界乡运回1500斤生姜种。早晨听人说,昨晚队长没有安排我去,理由是怕今天有人来找我。据我自己分析,队长讲的理由只是为了找个借口,其实是怕我挑长途担子吃不消。后来经我自己反复“请战”。最后还是得到了批准。我高兴地挑着一担畚箕同社员们一道去了。

今天参加挑姜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妇女,能挑100斤以上的人不多,我自己原来只打算挑八十斤,后来看到人少了,我就决定挑九十斤。

今天挑生姜种的地方事先没有联系好,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有了,最后跑到兴隆大队山上窖里才取到贷,等全部称好起程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大家都是清早呷饭出来的,这时都饿了。挑到老屋马家,我到供销社买了一些饼干,请大家一餐客,而后继续挑着前进。在途中发现有许多妇女挑不起了,不断将担子里的姜,放进队长和其他几个男劳力担子里,以致使他们的担子加到一百四五十斤。好不容易挑到天福大队门口,家里四五个男劳动力来接我们了。他们坚决要代我挑,或减轻我的担子重量,但我谢绝了,我并不是不累,而是想坚持下去,锻炼自己的耐力。渡过了资江河,天快黑了,我咬牙坚持着。天越来越黑,担子越挑越重,步子也越来越慢,但终于将九十斤的担子挑到了家。放下担子,这时才真感到又累又痛,坐下去就不想起来,走起路来,脚都跛了。事后发现,我的脚板和肩膀都磨出许多血疱。

八点多钟才呷完晚饭洗完澡,原来打算洗完澡后就到食堂参加社员大会,可是这时小刘来了,说车仁光书记要我们马上回机关参加晚上召开的区、社党委书记会。我同江汉同志不得已找队长请了假,在月光底下赶回机关,这时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

 

四月九日

 

早饭后,我回队犁了一上午田,下午插了一段时间的秧。离开队里只有几天,今天回队一看,变化大了。特别是社员对权力下放和队里参加园艺场感到非常高兴。今天队里插秧,队里绝大部分妇女劳动力都出了工。在插秧中,女社员大部分妇女劳动力都出了工。在插秧中,女社员自豪地对男社员说:“你们过去说插秧怎么苦怎么难,我看也不见得……”。男社员只有望着女社员笑。

现在,我虽结束了短期下放锻炼,但自己打算经常抽空回队劳动。

 

四月十四日

 

县委组织部要小肖用摩托车将我从滩头接回到队里,要给我拍张劳动现场照片。我们在中午十二点赶到队里,这时正遇上陈南清在耙田,我接着他的耙就耙起来,不久魏、肖二同志来了,首先照了耙田镜头。接着,他们和队长商量,还选择了其他许多镜头,包括推车送肥、插秧、点灰、与社员们共同呷饭等。这些项目,我都按照“导演”的要求做了,但总感到了自然。

下午饭后,插了一段时间秧,因要赶回滩头开会,故在四点多钟又赶回滩头。

 

四月十七日

 

 

早饭后,我回队参加抢收油菜和犁油菜田,听说孙赞建和陈庚娥两人今天结婚。我原来想今晚参加他们的婚礼,因为孙赞建的父母早已多次邀我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在晚饭前老罗来到队里找到我了,我只得回机关。但我还是跑到街上买一张“和平鸽和孩子”的挂图,托人送给他们,表示祝贺。

 

七月十八日

 

早饭后,我抽空回队参加收早插晚。我代赞建犁了一块田,与儿童们一起割了两丘田的禾,与女社员们收了几条田垅的稻草,并挑回割下的早稻运到打谷场……。一直干到天黑才回机关。

社员们在今天的劳动中情绪高涨。大家对早稻丰收感到高兴,对其他农作物长得好也很满意。社员们纷纷提出要和双井队比实际产量。

 

七月二十八日

 

今天下午,石队长和老石突然来到我的办公楼,他们各抱两个大西瓜高兴地送给我,并且说:“我们队里西瓜丰收了,社员们要我们两人送几个西瓜向你报喜。”我留他们坐下喝茶,他们不坐就要走,反复解释说:“我们送了千多斤西瓜在街上,马上要到那里去验秤。”我也只得让他们走,把他们送出大门,回头和四位同事呷了一个七八斤重的西瓜,呷得津津有味。

 

申季龙,邵东县人,1930年出生。1949年肆业于广西桂林国立汉民中学。同年11月考入邵阳资江公学。19502月结业后分配到隆回县团工委工作。在隆回县历任工作组长、桃洪镇镇长、县委宣传部干事、第十二区代理区长。19511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县委秘书处秘书、副县长、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代理县长。1956年但任县长。19606月调邵阳专署任商业局副局长。19664月调邵阳专署大圳灌区工程指挥部工作。1981年元月调回邵阳,历任邵阳地区建委副主任、劳动人事局局长、计委主任。1986年地市合并后,任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办公室主任、秘书长。1993年退休。

 

 

 

在隆回工作的日子里

 

谢国梁

 

一、土改扎根睡禾桶

 

 

五十年代,我们党的干部作风,是建国以来最好、也最受群众欢迎的时期。那时的干部作风,人们称之为“土改作风”。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锻炼了干部,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新干部,在南下老同志的带领下,一开始就培养了一种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好作风。

土改干部入乡后,都要访贫问苦,找苦大仇深的农民交朋友,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其挺身而出,串连农友,组织起来,同地主作斗争。

我搞了三个乡的土改,扎了三个根子,都是当地最穷最苦的农民,其中最苦的要数下罗洪乡宴家村的老晏,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我称他为晏哥或晏子,是我对他的尊称,但他并不解其意。晏子父亲早故,留下他与母亲苦度光阴,母亲50来岁,双目失明。晏家无田地,全靠晏子打工为生,也开了少许荒地种杂粮,是农村典型的雇农。他们住的是一间人字架的茅草棚,母亲睡一张破旧木床,盖一床破旧的棉絮,他睡在一个一米见方的打禾桶内,盖的是一件棕蓑衣。我在访贫问苦中,了解到他是全村最苦的农民,决定扎他为根子,但他的活动能力差,成立农会时,未当选为农会主要干部。

当确定晏子为根子对象后,我住进了他家。开初他家怕我受不了苦,不让我住他家。由于我的态度诚恳、坚决,他无可奈何地应允了。要说苦,的确是够苦的,吃的红薯杂粮还好对付,因为我生性喜欢吃红薯。那时干部在农民家里吃饭,每餐付给半斤米的餐费。每吃一餐,就随手开一张白条,隔一两天,晏子就将我开出的餐条到区里换回大米,这样就可以吃几顿红薯拌大米的饭了,算是改善生活。问题是睡的地方,小小一个茅棚,放了他母亲的床铺和他自己睡的禾桶,加上一张小餐桌和灶台之外,实在没有地方再摊铺位,我只好同他睡在禾桶里。一个小小的打禾桶,一人睡都要缩脚弯腰,现在睡上两个人,尽管他的个头不大,也实在挤的够呛,好在时值寒冬,挤在一起还觉暖和。那时每晚都开会,夜深才能入睡,大概是实在太累了,条件虽差,一躺下就呼呼地进入了梦乡。但一觉醒来,不管是早是晚,就无法再睡,那怕天未亮,也得“起床”,到外面伸伸腰腿。我同晏子同床(应该说是同桶)睡了一个月,两人同盖我的一床薄棉被,这也许是晏子多少年来第一次享受棉被的温暖。

乡农会成立后,乡里的事情多了,我是该乡工作组组长,为了工作方便,就搬到农会(晏家祠堂)住。在农会虽然睡在楼板上,但也算“解放”了。由于农会有没收地主的被子可用,就将我的被子留下供晏子继续使用。晏子是村里一等一级贫困户,分胜利果实时,他分了田、房屋、衣被等物,生活条件一下子从地下跃到了天上,他便将被子送还给我。

 

 

二、脚上功夫了不得

 

日行百里路

 

解放初期,隆回交通很不方便,除320国道横贯隆回南部外,再无通车的公路了。1955年才开始修建从县城桃花坪至六都寨的公路。那时的交通条件与现在比起来,真不可同日而语。干部下乡工作或到县里开会,都是靠的一双脚,当时戏称“11号车”。干部到县城来开会,不仅要走路,而且被褥自理,要背着被褥赴会。

1952年,我在八区(高坪)工作,每次赴县城开区委书记会,都是步行。高坪到县城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高坪——六都寨——桃花坪,里程120华里,一条是高坪——岩口——桃花坪,里程110华里。第一条路线,一般要走两天,第一天走60里,宿于六都寨,第二天再走60里到桃花坪。有时为了节省时间,就走第二条路线,天未亮就动身,天黑到达,两头摸黑。一路“呀呵咳,袜子套草鞋”。草鞋轻便透气,但容易伤脚,就套上袜子。草鞋又以笋壳草鞋最结实,怕一双草鞋走不了来回两百多里路程,因此身边得有一双备用的。远路步行,虽然可以锻炼身体,毕竟还是辛苦的。那时就这么个条件,为了工作,虽苦不辞。

有一次,我与七区(罗洪)区委黄存林结伴同行(罗洪距高坪30华里,他先天至高坪),为了减少在路上讨水喝的时间(因没有行军水壶,口渴时就到老百姓家里讨水渴),我们每人从高坪富源乡买了一个一斤多重的大梨子(富源的梨子以大而多汁闻名),口渴时就吃上几口,边走边吃。两人伴行,有说有笑,又有梨子止渴,故走得轻松,这一次清晨起程,太阳刚下山就到了县城,只有一头黑。

 

      

 

1952年秋冬,征粮、征兵、查田定产三大工作相继展开。这些工作,都是硬任务,粮少不得,兵少不得,定产的指标也少不得。我们这些刚上任担区领导工作的新干部,一个个都弄得头昏脑涨,眼圈发红。

我们八区经过努力,征粮、征兵的任务均已超额完成,查田定产指标也略有超过,只待最后定案了。我正想喘一口气,将工作重心转入抓冬修水利方面来,县委突然来电,说有的区征兵任务完不成,需要八区再增加征兵10名。恰好这时县委又通知到六都寨开区委书记会,最后确定定产任务。鉴于我区定产指标已经完成,增加了征兵任务甚为艰巨,我向县委请示,由区长谭耀林去参加六都寨的会,自己在家搞征兵,县委同意了我的请求。过了两天,县委又于深夜来电要我连夜赶到六都寨开会。原来有的区定产指标完不成,要增加八区的定产指标。我们已经搞好了,超额完成了原定指标,而且产量都落实在三等九级的田坎上,又都归入了农户,只差出榜公布了,再加任务,又得推翻重来,工作量太大,因此区长死活不接受增加的指标,县委只好找我做工作,要我连夜赴会。

为了完成增加的征兵任务,当天我跑了几个乡,晚上到了杨桥乡。区里并不知道我的去向,乡里又无电话可联系,通信员只得沿途寻问,找到我时已是凌晨一点了。不去与会,本来已向县委请示了的,现在又要我急忙赶去,不知何故,但命令如山,我立即起程。从杨桥到六都寨,有五十多华里,当时正下着小雨,山路崎岖、泥泞难行,加上我已好些晚没有休息好,走起路来,脚步踉跄,好在与通信员随行,几次欲跌倒,他都将我扶住。爬上蚂蝗界,实在困极,我在茶亭里打了个盹,要通信员15分钟后将我叫醒。我一坐下,眼睛一闭,就鼾声大作,睡得真香。时间到了,通迅员本不忍叫我,因为要赶路,他只得打破了我的酣梦。短短一个盹,减少了身体的疲乏,我们继续登程,于早上八点赶到了目的地。

吃过早饭,县委领导将情况向我说明,增加八区的任务,实在迫不得已。从大局出发,我只好同意。为了避免过大的变动,就将已定好的一等二级田,全部提升为一等一级。因此,八区在查田定产中就没有一等二级田,而一等二级田属全县之最。

 

        

 

1954春节期间,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一派银色世界。县委的同志在家过了春节,大年初四即下乡工作。我与魏先来、孙景明结伴去隆回北面工作,魏去司门前,孙走七江,我往高坪。那时雪冻路滑,很不好走。我们脚穿雨鞋,再扎上稻草防滑。一路上,大家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思想之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懈怠。第一天,安然无恙,我们借宿六都寨区政府。第二天早饭后,继续赶路,到了七江,孙景明的目的地已经到达,眼看离屋子只有一箭之地了,他一直紧绷的思想之弦松驰了。我们即将分手时,孙景明得意地说,我已安全到达,现在看你们的了。话音刚落,脚一滑,他摔了个四脚朝天。我们“幸灾乐祸”,禁不住哈哈大笑。

老孙的摔跤,敲起了警钟,我们暗暗告诫自己,需要小心,一刻也松懈不得。

 

       

 

白马山,位于隆回的西北部,属雪峰山脉,其主峰海拔1780米,是隆回海拔最高的山峰,民谣云:“隆回白马山,离天三尺三”,足见其雄伟高大。关于白马山,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只因它地僻路遥,我们这些在隆回工作多年又是县里的领导,竟未能一睹其丰采,实乃憾事。

1957年农历腊月,县委在六都寨召开了全县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散会时,已是腊月二十七日了,再过三天就是春节。我们突发奇想:上白马山。于是我们一行5人——县委书记谢翼、副书记范青云和我、县长申季龙、县委常委兼农村工作部长邓松山于二十八日即向白马山进发。

腊月二十八日早饭后,我们从六都寨出发,经西山,下午到达大水田,留宿一夜。

二十九日上午,直奔白马山。因大雪初霁,积雪未融,山路难行,西山一路,就是跌跌撞撞过来的,往白马山的路更不好走,为了找个帮手,增加一只脚,于是每人添了一根竹拐杖,俨然成了“丐帮”。中午时分,登上了白马山巅。只见云雾缭绕,脚下白云朵朵,翻腾而过,我们成了“神仙”。放眼远眺,唯见茫茫云海,能见度极差,不禁想起了唐朝打油诗创始人张打油“江山一笼统”的诗句。这里白云加白雪,江山应该是更加“笼统”了。据说,登峰远眺,可以南望武冈云山,西睹辰靖五溪、二酉,北眺新化熊山,东府邵阳城,东南的南岳祝融亦隐约可见。我们本想登峰观此盛景,而天不作美,唯有叹息。

我们在一座破寺旁就地而息。这座寺宇,名叫宝莲仙寺,寺中塑有三神女像,相传,在元朝末年,有王氏三女,乘白马来此隐居,故此山得名“白马山”,后人为纪念王氏女,修此寺。可惜寺宇已毁,唯存断垣残壁。又云,王氏女死后,蚂蚁为坟,是为蚁塚,而今更无踪迹。我们走了老半天山路,口渴肚饥,此地虽堪称“仙境”,但并无玉液琼浆。我们在寻找山泉解渴时,发现在破寺旁有一块萝卜地,白嫩的萝卜露出了地面,那时顾不得纪律,每人拔了一个,擦掉泥土,吃得津津有味。当时虽属严冬,但爬山费力,身上还是微微冒汗,山风吹来,又觉刺骨,于是又拔腿起程,目的地是邓松山的家。松山是青山乡人,是我们必经之地。我们在他家叨扰了一顿中餐。饭后,即奔下一个目的地苏河。考虑到快要过年,松山就留下与家人团聚,过一个团圆年。

从松山同志家到苏河,有好几里路特别难走。一条环山小道,下面是悬崖深谷,加上积雪盖路,一脚不慎,就将饮恨终生。我们探路而行,拐杖起了作用,每走一步,先由拐杖探路,然后移步,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好容易走到了苏河区政府,当晚就在那里就宿。下一个目的地是横板桥,到了横板桥,就可以免步,乘车回家了。途中要路过我未见面的岳父家门,有人提议要到他家吃早饭,因此,一到苏河,就着人前去送信,免得到时措手不及。

为了赶早饭,大年三十清晨就起程。往后的路程,是乡村大道,山下的雪也已融化,陪伴我们渡过艰难险阻的拐杖,已无用武之地了,只好惜别。回到家时,天已大黑。

这次白马山之行,沿途所见,处处山青水绿,还穿过了许多原始森林,颇感隆回山水之秀丽可爱,一股建设新隆回的强烈愿望,油然而生。

 

三、学习班里趣事多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土改中分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农业生产有了相当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但在个体单干的生产条件下,也出现了许多困难,诸如:在抗拒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上,力单势薄,开塘、筑坝,均感无能为力,就连多级水车车水抗旱,也力不从心;还有部分缺少劳动力和家境困难的农户,不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就是简单的再生产也无力进行。因此农村的两分化日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奔社会主义”,就成了农民的迫切要求。

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迎接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隆回县委于1953年秋在县城连续举办了三期农业合作化积极分子学习班,每期千人左右,为期10天,学员为农村基层干部、农业互助组的积极分子。学习班由县委副书记曲思奇主持,我时为县委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通过学习,由三千名积极分子带头,很快就在全县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里介绍学习班的几则小故事。

 

农民对社会主义的憧憬

 

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当时只有一些朦胧的认识,农民听到的宣传,只知道在生产方面是搞大农业,实现合作化,在生活上是丰衣足食,“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皮袍马卦”。学员中,有很多来自边远山区,他们还是头一次来到县城这样的“大城市”,有的人连汽车、电灯都没有见过,因此看什么都感到新鲜。学员们大会听讲课,台前放了一部流声机,会前放唱片,大家围着小小的流声机,左看右看,都看不见人在哪里唱。小沙江区的学员回去开会向农民传达学习情况时说:这次在县里学习,大开了眼界,我们看到一个怪东西,一个箱子载,上面放个锅盖盖,里面又敲锣,又打鼓,又唱歌,又唱戏,就是看不到人在哪里,你说奇怪不奇怪。县里的领导说,将来搞了合作化,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每家每户都有这个东西。说得大家心花怒放,大大鼓舞了加入农业合作化的热情。

 

私欲永远也满足不了

 

搞合作化,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破除私有观念,在这个教育中,学员自己教育自己,他们摆情况,讲道理,挖穷根,批私念,破私立公,讨论得非常热烈。有个学员说,私欲是永远满足不了的,他以一首民谣作证,民谣云:

忙忙碌碌只为饥,有了吃来又思衣。

衣食两用都有了,床上还缺枕边妻。

有了三妻和四妾,出入还是缺马骑。

骡马成群田万担,缺少官职被人欺。

七品八品官太小,三品四品还嫌低。

一品当朝为宰相,还是不如作皇帝。

这首朴实而有哲理的民谣,对私欲的膨胀,作了入骨三分的描述,很有教育意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用这个教材启发学员,收到很好的效果。

 

彻夜不眠算细账

 

通过学习,学员们对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提高了,但他们对加入农业合作社(当时是低级社)后,是否真能得到实惠,特别关心,一个个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扳起指头算细账。自己家里有多少田,现在的年收入是多少?入社后,耕牛农具能折多少钱,全家一年能做多少劳动日,社里增产增收后,自己能分得多少?两相对比,是增地减,算得仔仔细细,账算清了,心里才有底,才踏实。有的人自己不会算,就请别人帮着算,有的人作梦都在算账。有个学员,晚上散会后,一个人躲在偏僻的地方算,他反来复去的算,一直算到天亮,才把账算清。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算清了,入社有好处,回去要发动大家搞合作化。

 

谢国梁,新邵县人,生于19319月。194911月考入邵阳资江公学,随即入伍。19503月分配到新化县第十区(高坪)工作。土改后,1951年冬划县,十区划归隆回县管辖,即转入隆回县工作,历任九区(岩口)武装部长、八区(高坪)区委副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职。19654月调湖南日报社工作,任报社编委委员、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等职。1992年退休。

 

 

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

 

刘国隆

 

我是党培养教育成长的一名干部。19502月加入村农会担任宣传委员,同年8月进邵阳资江公学第二期学习。结业后回隆回参加土改。当时,我年轻,缺乏经验,但在党的教育和南下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工作中进步很快。

19509月中旬,我和周之才分在荫山乡复兴村(现桃洪镇五马桥村)第四组搞土改。通过访贫问苦,我们到贫农范喜生家扎根。范喜生,是地主恶霸陈献廷的佃户,刚结婚不久,家里仅一间茅房,我们两位干部,住在贫农阮开连家。阮开连一家7口,仅有两间破烂木板房,他夫妻两人在邻居家借房住,父母老两口带三个小孩住一间,另一间是烧火煮饭放柴的伙房。于是我和老周只好在他的灶边柴窝里摊铺睡觉。我们一人一把稻草,一床被子,晚上我俩要等他们全家睡了以后才铺被睡觉;早晨在要他们一家人起来之前就起床,把稻草和被子捆好挂在墙壁上。白天我们除了开会以外,就和范喜生或者阮父一起劳动,收割、挖土、砍柴,样样农活一起干。由于我们和贫下中农同吃册住同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群众对我们亲切信任,有话必说,什么情况都向我们反映。他们揭发了恶霸地主陈献廷,背上背着一床印花被,四角扎在脚手上,四肢下地,晚上在山路上爬上爬下装老虎叫,吓得农民群众晚上不敢外出开会,企图破坏土地改革。我们刚入村时,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召开会议,本是睛天,却有不少农民,打着雨伞,披着蓑衣去开会,我们不得其解。原来是为了防止老虎吃人。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只要穿上蓑衣,打着雨伞,老虎就不敢咬人。后来听群众揭发这是陈献廷故意装考虑吓唬农会会员,我们立即将陈献廷抓获并整理材料上报。经县、地区人民法院的批准,195012月,陈献廷恶霸被枪毙。这件事在全县震动很大,群众普遍存在的怕“变天”的思想顾虑彻底消除了,对全县全面铺开土地改革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19507月,我从石笋乡桥头第三批土改点调到山界乡搞土改。当时,山界乡共有5个村,近2000人口,大都是回民,每个村有一个清真寺。一般每寺有100多亩田。在旧社会里,回族群众依赖于清真寺开展活动,加强团结。清真寺的主持者由阿尼、老师父负责。阿尼大多是地主,是有财有势的人。寺里田分不分,回民非常关心。阿尼是上层人物,大都反对分田。1950年春,县政府办公室一位姓王的同志到山界乡下乡时,有人问他寺里田分不分,他随口回答说:“要分”。这句话说出后,激起全乡回民的极大反感。回民在寺里把钟一敲,号一吹,不到两个小时,五个清真寺的群众1000多人一哄而来,把王同志赶出山界乡。我们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我们深深认识到,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既在相信群众,又要教育群众,更在注意工作方法,要善于做群众工作,使群众觉悟。所以,我们到该乡去土改的10多个同志,入村前,由团县委杨友春书记给我们开了一天会,学习民族政策,了解民族风俗习惯,并统一对寺里田分不分的回答口径:“土改由群众当家作主,工作组是来帮助人民群众进行土改的,寺里田分不分,由群众决定,群众认为要分就分,认为不分就不分。”

我们入村时,首先召开群众大会,表明来意,宣传土地改革法,讲明寺里田分不分由群众当家作主,解除群众疑虑,使群众欢迎土改,主动积极参加土改。工作组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贫下中农搞“三同”交朋友,培养土改骨干积极分子,发动组织群众成立新农会,划分阶级成份,斗争地主恶霸等几个阶段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把地主恶霸的威风打垮了。到了分地主的田土和财产的阶段时,我们首先召开代表大会,进一步学习土地改革法,由代表讨论决定“寺里田分不分”。这时候,代表们一致同意“寺里田一定要分,并确定留少数田作为寺里的必要开支。”

就这样,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山界乡的土改跟其他乡一样,顺利完成了。

1953年冬,我由组织部安排到天福乡栗山铺村搞党支部工作点。因1953年天旱,粮食减产严重,老百姓生活困难大,又缺生产资金,我便一边组织群众搞生产自救,一边发动群众积极参加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在救灾工作中,我对全村92户,296人都逐户逐人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哪些户有余粮,哪些户可自给,哪些户缺粮,缺多少粮食,我都心中有数,尤其是困难大的户,家里有几口人,现有多少粮食,如果精打细算可过多少日子,其亲朋戚友能供助多少,尚缺多少,可想哪些办法接济,我都一清二楚。19543月,县委王润民书记到栗山村检查救灾工作,我一连详详细细,讲了五户的情况,王书记听了非常高兴,并指出:做救灾工人,组织互助组、合作社的工作,一定要深入细致,做到对每一户真正“知其名,懂其心,道其情,解其难”。真正关心群众疾基苦,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刘国隆,隆回县三阁司乡临江村人,生于1932816日。195081日参加工作,入邵阳资江公学第三期学习,结业后,回县参加土改工作队。19524月任县人民银行金石桥区银行营业所任主任。19539月调县委办公室和组织部。19566月调县委党训班,任党校副主任、副校长。1961年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6612月调城步县办公室负责。19672月又调回隆回县在生产指挥部任农业组组长,参加县革筹小组。19693月下放在高坪区公所。197010月调县农业林牧站负责。19726月任县革委生产指挥组组长,加入县委常委。19739月任县农村办主任。19777月任县委副书记。198012月选为县长,19844月选任县人大主任,19937月退休。

 

 

         

 

曾树新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日子里,回顾起党对我一家三代的恩惠和福泽,我不禁激动无比,感慨万千。

我的祖籍系新化县维山乡,祖辈可谓书香世家。我的曾祖父曾鹤田是清末邑庠生,民国初年的湖南省议员。祖父曾石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执教于新化复初中学,后弃教从事地方乡里物诉讼,曾将新化名宿曾凤官(民国初年曾任湖南省民政厅长)败诉而声名雀起。但他染上了抽鸦片和赌博两大恶习,日子久了,吸毒成瘾,家产吸光了,人也吸枯了,以致家道中落。

解放后,共产党禁烟禁赌,祖父戒掉了恶习,获得了新生。他逢人就讲,没有共产党,我早就没命了。1953年,祖父母随伯父迁居武汉。定居武汉后,祖父参加街道工作,担任居委会秘书,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帮助市民扫盲可谓奋发上进,壮心不已,多次得到武汉市青山区八大家办事处嘉奖。1956年,祖父以58岁的高龄向武汉市青山区八大家办事处党组织递交洋洋六千余言的入党申请书,虽未获批准,但祖父并不心灰意冷,而是继续孜孜以求。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祖父先后三次向当地党组织申请入党,由于各种原因仍未获批准,但祖父始终对党的信仰和追求矢志不移。1965年初,祖父年老多病,自感心力交瘁,便将我父亲召至武汉,拉着我父亲的手嘱咐我父亲积极工作,努力上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的父辈同胞兄弟俩人。伯父曾锡畴、父亲曾锡年。伯父年少时在新化县是个读书发狠有名的学子。194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是一位老实笃厚,工作严谨的高级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和主持修建芷江机场和武昌至咸宁的公路。建国后,一直任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黑色冶金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技术级别系国家二级工程师。先后参加过武汉钢铁公司筹建、武汉长江大桥设计、马鞍山钢铁公司筹建和武钢“1·70”工程的设计。伯父因在大学毕业时全班集体参加了国民党,长期背着历史包袱,从内心深处有一种对人民的负罪感,从而使他更加忘我、加倍地工作,藉以减轻自己的内疚。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戴着1000多度的高度近视眼镜与技术人员、工人在设计室、车间、工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致他在建国以后几十年工作中,除“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外,几乎年年被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黑色冶金设计院、冶金工业部评为先进工作者。由此伯父从内心感到党的光明、伟大。1983年,他在65岁即将退休之际,郑重地向武汉黑色冶金设计院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其单位党组织认真地研究了伯父的入党申请要求,最后认为:伯父是一位专业造诣很深、设计院不可多得的学术带头人,对党很忠诚老实的知识分子。但考虑伯父历史上已参加了国民党,现从统一战线工作角度来看,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也更有利于党的工作。于是向伯父做了耐心和恳切的解释。伯父听了,情意切切地向组织说:“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始终感到我是党的知识分子,我永远是党的人。”

我父亲亦是一位与世无争,老实本分、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194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一生从事数学教学。早年在新化枫林中学任教,1953年由新化枫林中学调至隆回一中,1956年隆回一中始办高中,为隆回县第一个高中数学教师。时为中教五级。父亲的三角几何教学于五六七十年代在隆回乃至邵阳地区教育界颇有口碑,有“师中之师”之誉。父亲亦是经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知识分子,亲眼目睹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巨变,更加埋头工作,潜心教学。在当时改造、使用、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下,父亲毅然于1956年下期向隆回一中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1957年之后,随着拔“白旗”,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父亲成了只专不红的“白旗”,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了批判对象。从此,父亲入党的事情就耽搁了下来。但父亲对党的忠诚、信念、感情始终不渝。父亲从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隆回教师队伍中可以说是学历最高、级别最高、工资最高、品行清高的知识分子,但无论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他只要知道某个同志是共产党员,即使是农村中的普通农民党员,父亲都会肃然起敬,表现出十分的仰慕、信任和钦佩。他几乎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奉为自己的榜样和楷模。

1989年春,我陪父亲去武汉看望病重的伯父,兄弟俩都年逾古稀,已至迟暮之年,自知别多见少,面对世事沧桑,他们都十分坦然,无所惆怅和牵挂,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和伯父都用希望的眼光注视着我,轻轻地对我说:“你要发奋努力,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

我们这一代加上堂妹是在读研究生外,其余5人均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还在少年时代,父亲就教育我辈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长大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父亲积极地做我们三兄弟的思想工作,将我们一个一个地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经常写信教育和鼓励我要积极工作,力求进步,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党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矢志不移的追求,我终于在19899月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立即将这一喜讯告知父亲,父亲感到比我更为光荣和自豪,他激动得老泪盈眶,兴奋得半响才说出一句话:“我们家里终于也有共产党员啦!”随即,父亲研墨提笔,以工整的颜体小楷将这一喜讯连连修书修书告知他的所有亲人、告知他的诚挚老友、告知他的每一位得意弟子……

 

曾树新,新化县人,19545月参加工作。先后任西洋江知青、五星中学教师、县工业局办公室秘书、经委办公室秘书、监察局办公室副主任、监察二股负责人、纪工委书记,雨山乡党委副书记、横板桥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现任县人大财工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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