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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年代 岁 月 如 歌

点击: 4571 作者: 编辑: 雷 立 来源: 2009-01-23 23:14

 

岁 月 如 歌

 

难忘啊,五十年代

——忆在隆回县卫生部门工作的片断

朱秀美

 

春天来了,清澈的河水流得那么欢快,无数嫩绿的幼芽从褐色的泥土里钻出来,在阳光下闪闪发亮。1953年的春天,我从零陵卫校毕业,带着春天的情怀和希望来到隆回县工作。隆回县的县城在桃花坪,桃花坪虽然没有满山遍野的桃花,但有翠绿的山岗,欢畅的流水和清新的空气。在绿色的田野中有两条不长的小街,背街错落着四座破旧的土砖房,这就是县卫生院。我被分配到这里的妇产科工作。接待我的是邵阳卫校毕业的钟显期。她带我来到产科室。两间土平房,一张木制的产床,一个木质的接生箱,就是产科的全部家当。她向我介绍廉说,助产士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下乡培训和辅导新法接生员,推广新法接生。又说,推广新法接生的困难很多……

那时,干部与群众,医务人员与病人都是鱼水关系。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我们满腔热情,干劲十足,忘我工作。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经过工作实践的锻炼,我由一个幼稚的学生妹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隆回卫生部门的一位领导成员。在隆回工作虽然只有8年时间,但这8年却是生命中最难忘的岁月。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

 

六都寨是山区,开门见山,出门爬山,生活困难,群众不相信新法接生,工作困难重重。这正是我希望去的地方。1953年夏天我高兴地来到了这里。当时,落后的习俗和旧法接生正在危害母婴的健康,保护母婴健康是我们的职责。我的大部分日子都在农村、山乡辅导新法接生员,推广新法接生;宣传卫生知识,送医送药上门。我和接生员第一次登门访问孕妇时,我俩从前门进,孕妇就从后门溜走了。走访了一个上午,碰了一鼻子灰。我不仅不灰心,反而加大了宣传教育的力度。每到一方,不管开什么会,都要在会上宣传,叫做“逢会插一脚”。我还把新法接生的好处编印成宣传材料,请区乡干部都来作宣传。

六都寨区共有三十多名接生员,以前群众都不喊他们接生,主要是卫生所技术力量薄弱,不能处理难产。我去之前的卫生所没有助产士,就是有了我们这些助产士,我们在学校里也没有学习过处理难产的技术。记得我到卫生院不久,乡下有人喊接生,我背着接生箱,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产妇家,一诊断横位,是难产,觉得自己没学过这门技术,而且助产士的职责是处理平产。于是,即动员家属送产妇去医院。家属不肯送。我求助当地乡队干部帮助做思想工作,还是不送。我只好坚持守护了一天一晚,眼看着产妇活活地死去。尽管产妇家属不责怪我,但内疚使我睡不好觉,吃不下饭。自责变成了我钻业业务技术的力量,我边学边实践,逐渐掌握了产钳术、内回转术、穿颅术等处理难产的技术,自觉有了把握后,即精心进行实践,一连成功地处理了数例难产,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提高了接生员的积极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六都寨区的新法接生普及了。六都寨卫生所是全县的中心卫生所,共有5名同志,所长兼会计是名行政干部,医生、护理员、妇幼保健员各1名,加上我这名助产士。卫生所的同志很团结,只要有农民喊接难产,不管黑夜白天,不管雨天睛天,医生和我们两个妇幼卫生人员都立即同行。一天深夜,天下着大雨,苏家洞区有人来喊接难产。我们立即出动,三人手牵着手,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前进,不时有人滑倒和掉到水田里。天快亮时我们走完40里山路快到产妇家时,不料洪水冲垮了木桥,急湍的溪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幸好在两位农民的扶助下我们冒险涉溪而过,到了产妇家,我们都成了落汤鸡。我们顾不上烘烤衣服,就投入了难产的抢救工作。

1954年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西山乡有农民带头卖余粮,他说:“党和政府派来的医师救活我老婆和儿子的生命。我要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卖余粮。”这使我深深感到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单单是技术工作,而是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工作越忙,我越高兴。从乡下回到卫生所,看病、打针、收费,样样事我都抢着干。飞蛾乡流行麻诊,我一人去扑灭麻诊。那时,没有预防麻诊的疫苗。医药杂志上介绍:注射母血可以预防麻诊,我就实践这一新技术。一个人既要宣传发动群众,又要挨家挨户去抽血注射。几天的连续作战,麻诊流行被控制。为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驱除了病魔,我心里比吃蜜还要甜。1953年春节是在爬山、涉水和在产妇家中度过的。以自己的劳动换来他人的健康和家庭团圆,我感到这个春节过行非常幸福。

1954年秋天,组织上调我回县卫生院工作,我恋恋不舍,不愿意离开山乡。六都寨是山好,水好,人好,只有那山溪的独木桥和村边的恶狗,使我害怕。每当我走到桥边,总有农民出来保护我。当我走进村寨时,有一张张笑脸在喊你进屋喝杯热茶,有的指着身边的小孩说,救活你的医师来了。每当我从乡下回到卫生所时,我的挎包装满了农妇强塞的红薯干、花生、豆子等,装的是农民群众的深情厚意啊!

来六都寨前,我重病初愈,身体比较虚弱,好心人劝我,说:“你这个病壳子能去山区啰?身体吃得消?”来到六都寨后,我和接生员实行“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想不到几个月之后,我穿着草鞋,一天能走八、九十里的山路。当我回到县卫生院时,同志们见了我,惊了!说:“想不到你变得健壮了,人也长高了。”

 

快乐的白衣战士

 

五十年代的隆回县卫生院大概有20位同志,分医疗股、防疫股、妇幼卫生股和财会股。防疫股的同志主要下乡发动群众搞爱国卫生运动,查水井,改厕所。妇幼卫生股有两名同志,有产科门诊和住院,也是下乡为主。妇幼保健员张素莲先后在鸟树下乡、天福乡办农忙托儿所,成了农民的保育员。产科住院的人很少,有时一个产妇,晚上怕寂寞,助产士就住进了产科病房。产妇分娩前最好虼点食物,使分娩有力气,如果家属不在,我们就拿自己吃的奶粉和鸡蛋给她们吃。医疗股的病房在一个土砖的旧民房内,上下楼是老式的木楼梯。住在楼上的危重病人,或病人死了,不能用担架抬,全靠护士车雅雄背上背下。有时病人的衣服脏了,家属又不在,医务人员便主动给洗。住院病人带的粮食吃完了,职工就从自己的口粮指标中挤出一部分来接济,自己的口粮不够,就用红薯补。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是当时所有医务人员遵循不变的工作作风和医风医德。

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每日工作是24小时负责制,没有节假日,但大家生活充实,精神愉快。19557月我入党后,担任卫生院的团支部书记。那时,青年人的业余生活很活跃,读书、唱歌、跳舞、体育锻炼等,丰富多彩。团支部办了壁报,我根据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写了发刊词,题目叫“怎么不叫我们快乐!”词文:

白衣战士们,

当你辛勤劳动,

换来病人的微笑时,

你不是笑得更开心吗?

 

白衣战士们,

当你和产妇共同承担痛苦后,

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声,

你们不是共同在享受这巨大的愉快吗?

 

白衣战士们,

你洒过汗水的地方,

减少了疾病,

人民的健康不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吗?

 

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里,

我们为快乐而生,

为快乐而工作,

为快乐而战斗!

 

     

 

1956扑秋季的一天,县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要我当卫生院的副院长。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当官,只想读医科大学,做个好医师。我说:“我才21岁,太年轻,不行!”部长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工作上要勇挑重担。”不久,卫生院的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杨成德去文化干校学习文化去了,我任院党支部书记。当时党支部党员共3人,即院长张为楚、中医杨秋甫和我。3人团结得很好。

院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有多重?我这嫩肩能挑得起吗?我去请教青年团员们。他们说:“你去看毛泽东著作吧!”我买了一套《毛选》,看来看去,似乎找到了工作方法,那就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在工作上依靠群众,院里主要工作都在科室负责人会上研究决定,并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比如在政治学习中,我鼓励大家提疑问,并要自找一名同志回答。这样,每个人都要回答别人的提问,逼得个个都要翻书找答案,形成了一个政治理论的热潮。

在生活上关心群众,当时的职工大部分都是年青人,我主动找他们谈心,关心他们的进步,关心他们的婚姻,关心他们的疾苦。谁个有病,就及时看望。与此同时,也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有一次,我因感冒缺席早操,有人批评我不起带头作用。我没有讲任何原因,虚心接受意见,以后更是处处注意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

院长张为楚主要精力放在全院的医疗技术工作上,我管政治思想工作,但也没有脱离医疗技术工作。我们在工作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都是先通气,再作决定。在工作上坚持相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张为楚虽然医科大学没毕业,但他积极钻研业务,勇于创新,对各科技术都懂、能干,还不断开创新技术。当他施行一些新手术时,都要我上台当助手。我在搞产科难产手术时,也是先向他汇报,争取他参加。

那时医院经费不足,病人欠款又多,要添制医疗设备甚是困难。手术室没有无影灯,张为楚就研制出一个木质的无影灯,和一个木质的冷柜。为了节约开支,全体党员和中医师杨秋甫就利用医院的荒地,开荒种生地等中药材。

 

医院里的“卫星”

 

1958年,全国都在搞大跃进,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各行各业放“卫星”,医院也放“卫星”。那时吃饭不要钱,农民把病人抬到医院就走了。病床不够怎么办?设简易病床。没有床,我首先把自己睡的木板床腾出来作病床,自己睡地板。书记带了头,群众跟着来,职工们都把自己睡的床让出来了。没花一分钱,没有增加一个医生就增加了几十张病床。医务人员忙不过来,我也到病房顶班。我们向县委报喜,医院放了个“卫星”。

危重病人来了,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出力的出力,献血的献血。医务人员废寝忘食,连续作战,一个最危险的病人被抢救活了,医院又放了一个“卫星”。医院放这些“卫星”,受到县委的表扬,《资江日报》登报给予了肯定。“大跃进”已经过去了,但大跃进中这种干劲,这种一切为了病人,救死扶伤的精神是可贵的,是永恒的。

 

朱秀美,祖籍双峰县朝阳乡,1934年出生。19558月任妇幼卫生股副股长。1956年底至19603月担任隆回县卫生院(后改名为隆回县人民医院,包括现在的县防疫站、县妇幼保健院,包括现在的县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党支部书记、第二副院长。19603月调邵阳医专任人秘科长。1971年调湖南日报社编辑部当编辑,1992年退休。

 

 

生活在温暖的“大家庭”

段立新

 

八十年代以前,我曾在县委大院工作了15年。在那个年代里,县委机关的政治空气浓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已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行为准则。上至县委书记,下至普通一兵,大家都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整个大院犹如一个革命大家庭,到处充满着阳光,充满着欢乐。昔日的一些生活小事,到今仍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下面记述的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几则生活小片断。

 

难为书记一片情

 

县委机关食堂是县委大院全体干部、职工的生活依靠。当时大家都在食堂开餐,伙食标准一个样,每个星期打一次牙祭。我那时带着两个小孩和爱人住在县委大院,也在食堂开餐。因我当时搞新闻报导工作,下乡采访的时间多,我爱人在机械厂当出纳,工作繁忙,常常出现对两个小孩的生活管理不过来的情况。19764月的一天晚餐,食堂里打牙祭吃鱼,那天正碰上我下乡去了,加上我爱人因事没有按时回到家,在东方红不学念书的二儿子因为贪玩,是最后赶到食堂就餐的,当时县委马云书记因刚散会,也买了一钵鱼坐在一张桌子上用餐。我小孩没有牙祭票,碗里只有菜,他就好奇地坐到马书记的那张餐桌上。不一会儿,我小孩三扒两咽,就把那点菜吃了个精光了,然后把筷子插在饭碗里,两眼巴巴地瞪着马书记面前那钵鱼。此时此景,马书记深情地望了我小孩一眼,立即放下碗筷,快步来到事务室,掏钱买了一张牙祭票,又亲手端着一钵鱼放到我小孩面前,然后笑咪咪地说:“小朋友,快吃吧!”有了这钵鱼,我小孩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鱼和饭吃光了。晚上6点钟,我下乡一进屋,我二儿子就高兴地向我们汇报:“爸爸,妈妈,今天晚餐食堂里吃鱼,是一位大脑壳叔叔给我买的牙祭票,我吃得好饱好香呀!”我爱人马上追问:“大脑壳叔叔叫什么名字,住在那栋楼?我小孩年幼不懂事,一问三不知。当时,我住在县委机关宿舍左边楼下的一间小屋里,马云书记住在常委会楼上,我的住房门前是他往返食堂的必经之地。第二天早操后,马书记端着脸盆去食堂洗脸,我二儿子一见到马书记来了,就拉着我爱人的手,指着马书记尖叫:“妈妈,是那位大脑壳叔叔给我买的牙祭票。”我爱人知情后,示意我小孩停止喊叫。待马书记返回时,我爱人手里捧着买牙祭票的六角钱,歉意地对马书记说:“难为您对小孩的关照,我们一家人太感谢您了。“马书记爽朗地回答说:“关心下一代是我应尽的义务,你们不在家,我给小孩买张牙祭票算不了什么。”边说边走,硬是不肯接收那六角钱。这是领导关心群众生活的一件小事,事情虽小,但情意深重。它一直激励我们一家人前进。从此,“大脑壳叔叔给小学生买牙祭票”的佳话,便在县委机关传开了。

 

领导深夜送温暖

 

  六、七十年代,县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只有40多人,真正能动笔杆写点材料的只有六、七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在那个年代,县里的政治活动多,向上级的汇报材料多,县里的会议多,突击赶写材料的任务也就多。常常需要打夜班,熬通宵,县委机关的刘生元、肖恕安、杨杰辉、煎冰清等同志加上我共5个人,几乎成了打夜班的专业队。当时的县委领导,对同志们的辛勤劳动,是无微不至给予关心和照顾的。那个年代的物质条件差,而政治鼓励、精神慰问是到位到家的。所以,我们这些文秘人员对工作都是兢兢业业、毫无怨言、埋头苦干的。19792月,县里召开扩干会,确定杜景芳书记作大会总结报告。大会总结前的那天晚上,常委们首先各自汇报分组讨论情况,再对下段工作进行研究部署,会议一直开到10点钟才结束。杜书记第二天的大会总结报告,分工由我起草。我跟杜书记把材料提纲扯了一个初步方案后,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此时,我得抓紧回到自己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房间,先把炭火烧旺,把钢笔墨水吸足,即投入紧张的起草材料的战斗。这样的大会总结发言材料一般要写8000字左右,加班一个通宵只有8个多小时,每个小时要写完1000个字。深夜12点,我才将过细的写作提纲确定好,将素材收集好。此时,只见杜书记轻轻地敲开我的门,轻轻地说:“今晚气温低,小心着凉呀!”说守,就给我火盆里添几块木炭,并在我桌子上丢了几根“黄金叶”香烟,就轻轻地掩门而去了。我吸了几口“黄金叶”后,精力更加充沛了,就抓紧在方格纸上劳作着。深夜2点半,材料的第一个大部分完成了。我感到有点倦意,斜躺在藤椅上打了个哈欠。此时门外又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我意识到又是杜书记上门来了,连忙把房门打开,恳切地说:“杜书记,这么晚了,您出该休息了。”杜书记摇摇头说:“我没有事,还是辛苦你了。又跟上一次一样,他又在我桌上丢下半包“黄金叶”香烟,还给我茶杯里添满了开水。送走了杜书记后,我感到耍笔杆这行当,工作虽然辛苦点,但干起来还是有想头、有奔头。于是,钢笔在方格纸上的动作更加快捷了,稿纸越写越厚了。早上6点,我的材料起草任务也就完成了。我正在将材料从头至尾审核,这时杜书记第三次上门来了,我一面热情地将他迎进了屋,一面将一夜的劳动成果递给他。杜书记双手接过沉甸甸的讲话材料后,心情激动地说:“你们这些文秘人员,默默无闻,日夜操劳,真是我们当领导的好帮手。”

 

理发室里笑声多

 

提起县委机关兴办义务理发室,话还得从头说起。那是1970年夏季,我们宣传部的几个同志在一次闲谈中,“老八路”彭中涛提议要在机关里办个义务理发室。他说:机关干部开展义务理发活动,有利于机关作风建设,而且也为干部职工带来方便。至于兴办的条件,彭中涛胸有成竹,信心百倍,因为他在北京怀柔县工作时就干过这行当。基于这种情况,肖乐元、刘明杰和我均表示赞同和支持。在征行部领导同意后,我们几个同志到街上卖了几捆旧报纸,用卖报纸的钱买了两套理发工具和几尺白布。彭中涛心灵手巧,自己动手缝制了一件围身套。义务理发室的地点选在肖乐元那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房间。因为他房间的对门是县委财会室,人来人往,方便群众。众务理发室开张的那阵子,我们以本单位的干部和小孩为主,以老带新,传授技术。我开始学理发是从邓龙云头上练起的,当时心发慌,手打颤,手里掌握的推剪很不听使唤,不几下就将他头顶上的头发削出了一条槽,我一下子吓得蒙了,连忙向老邓表示道歉。邓龙云摸头顶,哈哈大笑道:“用我的头作试验,失败了不要紧。”这时“老师傅”彭中涛马上接过我手中的工具。只见他左剪右推,几下子就把被我剪出差错的部分予以修补完善了。“吃一暂长一智”,后来,我坚持边学边作,边作边问,很快掌握了全套理发技术,理出的发型从不够完善到比较完善了。从此,我们这个义务理发室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理发师以彭中涛为首,肖乐元排老二,我居第三位。客源从本单位扩大到整个大院,对象从一般干部扩大到县委常委、县委书记。组织部的陈茂生、陈竹林,县委办的戴运球、邓国强以及县委领导张国斌、贺恕和、聂湘庭等,都是我们义务理发室的常客。特别是节假日和春节前夕,来理发的人特别多,我们三个“师傅”就一齐上阵,剪的剪头,刮的刮脸,三个人互相默契,协同作战,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我们这个义务理发室一直坚持8年多,后因人事关系变动而中断。

 

丰收果实大家尝

 

八十年代以前,县委机关确定每个星期要有一个下午的劳动时间。同时,县委办还给每个单位划出生产责任区,确定了为食堂上交蔬菜的数量。并对整个大院的果木管理作出了统一规定。在那个年代,县委机关的干部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但同志们都能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人人讲友情,个个重真情。全体机关干部,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职工,只要一到劳动日,大家都争先恐后,自觉参加,把责任区的蔬菜种得又多又好,将采摘下来又嫩又鲜的辣椒、豆角、茄子、苦瓜、白菜、萝卜等,源源不断地送往食堂,有效地改善了干部职工的生活。县委大院的生产搞得好,瓜果多,大家都能自觉爱护,很少出现乱摘多占行为。究其原因,就是整个机关的政治空气浓厚,加上管理人员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不多吃多占,坚持“丰收果实大家尝”。整个机关生产出来的蔬菜全部送食堂,不管是生产人员还是管理人员,从未出现乱拿乱占行为。大家都在食堂吃饭,有好处大家都占份。机关里每年采摘的柑桔、板栗、柚子、无花果等,不论数量多少,县委办的管理人员一律按各单位的在岗人数,平均分配到各单位,县委办分管后勤的历届领导熊炎勋、蔡明升和管理人员龙友卧、李怀德、易端新、胡清桃等,都发扬了这种公私分明、清正廉洁的好传统。有一个冬天,行政组采摘到十多斤板栗,感到数量少不好分。但熊炎勋同志仍坚持公平分配,硬要行政组长易端新逐单位上门发送,受到机关干部的好评。

 

段立新,武冈市人。19399月出生。1973年入党。1960年冬从湖南林学院毕业后分配来隆回林业部门工作。196810月至1974年底调县革委会办事组和生产指挥组从事文秘和调研等工作。1974年至1982年在县委宣传部任通讯报导组长。19821月至19933月任县政府办公室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和常务副主任。19933月至19996月任县科委主任、党组书记。19997月至20008月,任县政府助理调研员。20009月退休。

 

 

减租反霸工作片断回忆

 

邓松山

 

19502月,我与匡时、周兆瑞在三区副区长裴海文的领导下,分在旧隆中乡第一、二、三保(现高州乡)搞减租反霸工作,每人负责一个保。我被分配在第三保即晓阳溪片、冷溪山一带。

在此以前,我们开展工作主要依靠旧政权的保甲长。根据区委指示,这次搞减租反霸工作要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才能进行。为了发动群众,区里准备召开区农民代表会议,每个保要找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代表两至三人参加会议。为了找代表,我独自一人,麻着胆子走遍了该地荒山野岭、田间地头,凡是看到茅棚烂屋就进屋找主人,凡是看到衣衫烂缕的农民,就进去和他谈心。可是我走过许多家都找不到人,有的看到我去了,他就走了,我心里非常着急。后来我找到晓阳溪片坪上的贫苦农民游祖贴家里,赖着不动,他做家务我帮他做家务,他做农活我也跟着他做农活,并且和他边做边谈家常,当讲到耕地主的田怎样受压迫剥削时,我们之间渐渐地就近了,可是一讲到要他当农民代表到区里去开会时,他又有许多的顾虑,主要是怕当地财主游耀先的打击报复。经过反复的说服教育,才确定了游祖贴、张天扬和杨××三个农民代表去区里开会。

区农民代表会议共到会300多人,先由区委书记王润民作动员报告,然后由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司门前的贫苦农民代表龚月江作大会发言,他带头揭发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事实,坚决要求政府搞好减租减息,并表示贫苦农民兄弟一定要团结起来,扎紧把子,组织自己的农会与财主作斗争,一定会取得减租减息的胜利。到会代表,个个情绪高涨,发言热烈。会上通过选举,产生了区农民协会。我们的三个代表受到极大的启发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丢掉了原有的思想顾虑,下定决心要把减租减息工作搞好。

区代表会后,我们及时召开了群众大会,说明为什么要搞减租减息,同时交待搞减租减息的政策和方法,使广大群众普遍的受到教育。会后三个代表分片包干,现身说法,串连那些与他们命运相同的贫苦农民,然后再通过被串连的人去串连,一而十,十而百,迅速将全保的贫苦农民发动起来了。在此基础上,我召开了全保贫苦农民大会,采取种豆的方法,选举产生了以张天扬同志为会长的晓阳溪片农民协会,会上宣布今后一切权力归农会,同时组织农民中队与土匪地霸作斗争,保护农民的利益。从此,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依靠农会去完成,保甲制度就自然消失了。

长期受着封建统治的农民,一经发动起来,就像火山爆发一般,显示出惊天动地的巨大威力。他们虽然衣不足暖,食不裹腹,穿的是开了花的破棉衣,吃的是苦口的芍把叶(一种野菜),可是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忠诚老实,说一不二,所以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召开农协、组长会议,研究减租减息工作,他们毫无顾虑准确无误的摸清了各个出租对象的具体情况,按照党的政策算出应减的数量,然后由农会组织力量去担谷子。我们开会常常开到快要天亮,他们不休息,天亮以后,又立即冒着寒冷雨雪,赶到离晓阳溪片10里路远的冷溪山一带,按时完成减租减息任务。这种空前的积极性,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所到之处,无人敢阻拦,势如破竹。有次我亲自带了一队人马,去顺水桥一个姓郑的富户家减租,他们不敢作声,自己打开仓门,把应减的租谷拿出来。减息没有钱就用物资代替。

减租减息结束后,按照党的政策,农会评定困难情况,公开合理分配到户,由于农会办事公平,人人满意,农民得到了实惠,胜利地渡过了1950年的春荒,农民的积极性更高,他们更加拥护党,坚定地跟党走。所以各项工作,只要一声号令,农会就可以立即完成。我们以后的清匪、禁赌、禁毒和扫除社会上的一切污泥浊水,也是在这种农民运动的洪流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在减租反霸工作中,我也犯过一个错误。就是我参加革命以后,还是穿用我在学校时的衣服、鞋帽。鞋子是母亲给我做的布鞋。1949年的冬天和1950年的春季,雨、雪天气比较多。我没钱买雨鞋,就只好在下雨下雪路显的时候,把布鞋脱掉,打赤脚走,到人家家里再穿上鞋子,当时保长还讽刺我。这种情况,被农会干部看到了,他们分配胜利果实时也给我分了一双页胶鞋,我收下了。后来区里开区干部会时,区委书记王润民在会上说有的同志侵占农会的胜利果实,我听了好像在批评我,只是没有点名而已。回去以后,我向农会作了检讨,把鞋子退给他们。我受了这次教训以后,再也不敢要公家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工作40多年中,经手的钱物不少,可是在经济上没有犯错误,和这件事不是没有关系的。

 

邓松山,19312月出生,隆回县麻塘山乡人。194910月初中未毕业即参加征粮剿匪、减租反霸等革命工作。1953年入党,1956年当选为县委委员,1959年选为县委常委,196010月出席湖南省第二届党代会。从1951年起历任隆回三区区公所文书、秘书,县委办公室文书,县政府民政科副科长、科长,十二区区委书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县农村工作部部长。1966年任隆回县人民委员会县长。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参加学习班,搞过工宣队。1972年调任邵阳农校书记、校长;1980年调娄底地区林业局负责;1984年调任邵阳地区纪委任正处级纪检员,1992年退休。

 

三上小沙江

罗承虎

 

我是1950年元月参加工作的。回顾我40多年的革命生涯,唯有三上小沙江那段历程,是最受磨炼和困难考验且与人民群众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日子,我在那里入了党,当过片长、区长、区委书记,前后历时19年,因而对小沙江的情况比较了解,县委领导称呼我为小沙江的“罗老虎”。

 

一上小沙江

 

解放前,小沙江属于司门前兴隆乡管辖。194911月解放,司门前建立三区政府,小沙江是一个片区。那时三区政委是王润民,区长是毕兰序,小沙江片由区武装部长刘兴魁当片长。我是在废除保甲制度,开展接管建政,建立农民协会被选为区农会副主席时参加工作的。当时全区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已进入高潮,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小沙江片因为干部力量薄弱,农会成立不久,地主恶霸便伺机反扑。19504月,在虎形山村农会召开的一次群众会上,几个跳梁小丑突然发难,指控区干部刘海清是“坏分子”,要他滚出虎形山,又说村长有贪污,要清查帐目。当时,刚从资江公学下来的驻村干部刘海清束手无策,惊慌地去小沙江找片长刘兴魁,要求不再在此地工作。区委反复研究,认为刘海清刚从校门出来,缺乏农村工作经验,还不能适应民族地区工作。于是王政良便提议要我上山,处理闹事事件。四月中旬,我与刘述凡去虎形山村调查,村民都说村长没有贪污,农会财粮有帐可查,刘海清被攻击,是因为富农王某说刘调戏妇女。我们便到该组查证,原来刘海清有一晚上同两个解放军战士看到王的媳妇用竹篾点火捞泥鳅,刘问过她捞得多少,看看竹篾就走了,但这却成为坏人攻击他的依据。在王的背后,伪保长袁保林唆使一伙人挑起事端,演出了那场闹剧。我便与刘兴魁商量,召开群众大会,先作动员工作,揭露敌人阴谋,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警告他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与人民为敌。然后将那些闹事的人留下,把我们调查的真象向他们公开,并将11个闹事者捆绑送县里审查,平息了这场风波。

此后三个月,经过整顿村农会、纯洁组织、发现培养依靠对象,为筹建新生的乡政权创造了条件。经过调查,革命形势比较好的是响水洞村,虎形山情况一般,有严重问题的是小沙江村。一天,我来到白银村李村长家,他的堂屋卧室摆设得相当毫华,好似仕宦之家。经查,原来李是财主,不是农民,李本人虽未什么坏事,但却受保长罗义生幕后操纵。农会中几个委员,有当过土匪的,有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的,有的是流氓恶棍,这些人披着农会委员的外衣,实际却是地主恶霸的代理人。农民称村农会是假农会,必须彻底整顿。

经过一段整顿农会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新生的基层政权,一定要有一支真正与地霸划清界线,立场坚定,不包庇坏人,能热心为农民服务的干部队伍。为建立这么一支思想进步,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无问题的新生力量,我来到响水洞村,发现16岁的刘华梯,刘作万对成立农会最积极,思想好、根子正,于是组织他俩一起参与整顿农会,狠狠惩罚了该村村长包庇地主阳洪泰,打击农民阳洪达的严重错误并撤销了其村长职务。在成立响水洞乡政府时,推选刘华梯为乡长,刘作万为主席,后来两人都成为国家干部。此后小沙江与虎形山也相继成立了乡人民政府。

19508月,区委通知我作为第一期公安人员去邵阳地区公安处学习,这样我离开了小沙江准备做一个公安战士。

 

二上小沙江

 

1950年冬,小沙江片的干部有的因工作需要而调离,有的因家庭成份不好,不宜领导搞土改,有的因生活太苦,怕麻风病传染而要求下山,还有人要求轮流上山,每人发两支枪。这可急坏了片长刘兴魁,于是区委开会研究,王政委说我第一次上山抓得好,要我再上去当片长,同刘述凡、刘国兴,曹才褚三个同志,带领四个乡干部开展工作,其余全部调下山。195011月,我又奉命踏上了征途,第二次上了小沙江。

小沙江与湘西搭界,那边正在剿匪,土匪时常向这边流窜,局势很不稳定。乡政权初建,力量较弱,加之4950年连续遭受风灾、虫灾,大片禾苗青风减产,颗粒无收,仅肖家垅、沙木坪没收割的禾苗就达1000多亩,田地荒芜,瑶族外出逃荒乞讨者达400多人。

为了尽快帮助群众摆脱当时饥寒交迫的困境,区委赶紧组织人力运来粮食、种子与生活物资。同时,我们着手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1951年元月,各乡召开了乡代表会议,进行发展生产,渡过灾荒,繁荣经济的大动员,提出田里减产土里补,旱土作物不青风、虫害少,要多种洋芋、春荞、苞谷、饭豆、糁子,推广红著上山。当年洋芋、大丰收,动员群众加工成粉。52年成立区乡供销合作社,帮助农民搞活商品流通。500斤洋芋可加工粉100斤,到广西也售,每担粉40元,可换10石稻谷,很多人尝到了甜头,供销社也靠卖粉起了家。在生产灾害中,最使我难以忘却的是,1951218日,我与财粮委员伍玉文、刘丁明在小沙江乡政府吃早餐,分水界组贫农邹百贻,一家人害伤寒病,几天没米下锅,他拄着棍子来找我,面黄肌瘦,半响才说了句:“我一家人活不成了,几天没米了!”我叫他吃饭,同伍玉文商量,把我们那五升米送给他,下午就不开餐了,到群众家里去吃。几天后,我去看他,他说:“太感谢你了!五升米救活了我一家啊!”说完,眼泪如泉水般夺眶而出。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们还派人从黔阳、溆浦收回了在外乞讨的瑶族灾民200多人,号召亲帮亲、邻帮邻,渡过难关。和贫苦农民一起,过着“野菜蕨根常度日,主杂干稀饱肚肠,排除万难加巧干,带动群众渡难关。”小沙江漫山遍野里蕴藏着大量的火草、糯米草,蕨粑根、老艾菜等十多种野菜,我都一一吃过。

小沙江地处雪峰山脉,瑶汉两族杂居,是我省防空防暴的重点。而土匪恶霸,地主敌特互相勾结,经常捣乱破坏土地改革工作。因此,在进行土改的同时,还要开展清匪反霸斗争。我们多次组织民兵上山搜洞。虎形山地霸奉成安、伪保长袁保林勾结土匪潜逃湘西。在搜山中奉成安被抓,后病死在狱中。袁保林两次被抓两次逃跑,最后在湘西组织反革命集团被抓获处决。为创建安全边界,我两次去龙潭、两丫坪区政府联系,互通情报,了解敌情,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团结对敌。有次北斗溪乡派民兵来虎形山抓土匪,我连夜赶去督阵,恰巧乡干部不在家,时值大雪封山一月,只听见说话声,脚步声和狗叫声,我走到奉成安屋后,以为他逃回来了,站在他的屋后,端着冲锋枪,但见月冷树梢,朔风呼啸,汗湿衣衫不觉冷,一夜警戒到天明。

19517月至11月,小沙江铺开第三批土地改革,我负责响水洞、虎形山两个乡,先选择社情复杂,地霸官吏多的光化村。工作组进村后,他们说:“湘西土匪时常来土岭界、创架坳、界牌亭拦路抢劫,这边时常听到枪声,局势不稳;地主恶霸逃往湘西,勾结土匪扬言要回来报仇。”针对这些思想,工作组在群众会上,旗帜鲜明地宣传土改政策,义正严辞支持贫苦农民反封建反剥削,消灭地主土地私有制,宣传耕者有其田的革命道理,教育地主恶霸只有顺应历史潮流,交出土地和财产,拥护土地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会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我扎的根子吴世球,家里很苦,只剩下4升米,准备去怀化打零工,经我说服留下了。生活来源,就靠我每天发的2斤米拌些瓜菜、洋芋,养活4口人。我在他家连续住了两人月,这两个月中我启发他带头诉苦串连,开小型座谈会挖穷根,懂得农民终日劳动为什么穷,地主不劳动谷子却堆满仓?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地主,消灭剥削制度,才能翻身。同时对他讲解形势,蒋介石已经垮台了,如今是人民的天下,天下穷人是一家,要自己起来当家作主。接着在三阳岩召开全片4个乡300多人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有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有年青的根子。大会场的对联是:忆过去穷人饥寒交迫深受苦;党领导如今翻身当家做主人。会上进一步宣传队发动,培养10多个典型上台诉苦,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壮大力量,培养锻炼骨干,为开展对敌斗争打下基础。此后我们和有培养前途的根子吴世球、曾凡海、陈远松、康光明等人进行了个别谈话,启发觉悟,交待任务,把他们放在斗争的最前线去锻炼,后来他们都成为国家干部。还培养了李祥海、罗元交、黄镇坤、陆升豪等集体干部。贫雇农发动起来了,带动中农与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充分揭露其剥削罪行,对民愤大、恶贯满盈的地霸报上级批准进行镇压,4乡一次枪毙10人,大长了贫雇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恶霸的威风。通过划分阶级成份,光化村286户,划地主42户,富农5户。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和其他胜利果实,个个扬眉吐气,真正翻身作了主人。

解放前,瑶族人民生活贫苦,文化落后。发展教育,是培养造就接班人的大事。1950年瑶山师资奇缺,在王润民同志帮助下,从司门前、金石桥调陈光祖、胡士英、贺政坤、焦效同等20余位教师立下了汗马功劳。瑶族从小只学瑶语,不学汉语,启蒙教师必须由瑶族教师担任才合适。我为了保送瑶族青年沈诗昌去邵阳师范读书,曾三次动员她母亲,最后启发她回忆解放前在邵阳爱莲池女校讨米被赶出校门的事实,使她明白,今天送她儿子读书,是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是为了瑶族孩子有书读,这样她才思想通了,高兴地送崽去读书。我们在全区各种会议中进行宣传发动,干部上门,一家一户劝学,帮助贫困学生解决实际困难。我在水洞坪乡看到瑶族女孩奉跃花母女二人,生活来源靠母亲打柴运货盘口,我除了帮她女儿解决学费、书籍费,还给她买了文具书包鞋子,解除上学之忧。

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早已列入区委的议事日程。虎形山村汉族吴姓4兄弟仗着人多势大,与瑶族奉姓吵架,怎样调处?我想我是区里领导,是党的干部,决不能偏向哪一边,只能站在公正立场上按政策法律办事,对吴姓个别违法行为给予法律制裁,受到了群众的好评。每年瑶族节日,区里都要组织开会庆祝,并请县里派宣传队、医疗队、电影队、剧团上山演出,为瑶族人民服务。在执行政策上强调瑶汉两族政治上一律平等,经济上一视同仁且适当照顾民族,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不歧视不侮辱不说损害民族团结的话,贯彻民族区域自治与搞好汉族干部与瑶族干部、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的团结,区乡领导作团结的典范。1957年我在山区办事处任副主任时,多次请求县委县政府申请建立民族乡,7月,省民政厅派来罗科长,传达省政府批示,批准建立虎形山瑶族乡,我县第一个瑶族乡就从此诞生了。

19608月,正当动员过苦日子时,县委安排我去省委党校学习而离开了小沙江,当我依依不舍地行至破石崖,回首遥望,这里的山山水水,不禁激荡起我的离别情怀,发出了如下感叹:回望瑶山春意浓,十年战斗皆亲朋,山欢水笑深造去,何日归来再相逢。

 

三上小沙江

 

1961年至1962年春,小沙江连续发生了惊动全省的三件大事:一是196112月下旬的寒冬之夜,小沙江下半街发生特大火灾,烧毁民房40多座,受灾农户60多户,特别是区供销社门市部和仓库全部化为灰烬,第三天,供销社41个干部职工因呷了仓库贮存的蕨粑而中毒,(救火时将农药洒在蕨粑粉上);二是1962211日上午,小沙江公社武装部长李叙志,在三层界大湾被巫婆李银娥、向本同一伙杀害;三是有人告状到省委,揭露肖家垅公社党委书记、武装部长打死社员王成禄是公报私仇。省委批示:责成隆回县委查清并做出严肃处理。这三件大事乍看起来确是惊心动魄。当时我任高坪区区委书记,县委主要领导传达了常委集体讨论意见,调我再上小沙江任区委书记,立即查清上述有关问题。就这样我于五月上旬第三次上山了。

那时候,区委正在贯彻落实精减机构,下放干部的精神,按政策凡是58年以后吸收进来的干部,都要下放支援农业,引起了部分干部思想波动;肖家垅公社干部因公社党委书记武装部部长为和平队谷子被盗,未掌握真凭实据就在生产队会上斗争了王成禄,武装部长竟动手打他,致使王深夜出走,后发现王吊死在屋后的树枝上,王家四处奔走请人上告到省委。县委、县纪委决定开除二人党籍,撤销职务,但王家仍然不服,继续上告,最后终于将二人逮捕归案审查。此事在区社干部中反响强烈,很不服气,认为真象不明,处得过重,加上李叙志被反革命杀害,一致认为:当干部没有好下场,纷纷打报告要求回家生产,又因过了二年多苦日子,说当干部不如回家养鸡婆(一个月工资买不到一只鸡),区里有个干部,公然捆起被子要走。区委研究,稳定干部思想,关健是查清王成禄的死因。为此,我走访了当地群众和王家的亲朋戚友,经查:报告称“王伍两家素有仇怨”之说不能成立,群众反映两家关系较好,并未闹过意见;称公社书记、武装部长与肖某搞两性关系被王成禄看见等事也是子虚乌有,二有作风一向正派,也无此事。经过几天调查,王成禄的姑爷终于告诉我:“讲真的不是打死的,是当夜武装部长伍某斗争时打他,骂他不老实,要送他到法院去,王成禄害怕了,于是半夜出逃到姑妈家,我们都睡了,他在屋檐底下喊我说:‘姑爷!我没办法作人了,死了算了,我还有几斤粮票放在戽桶上。’等我们起来开门叫他,已经走远了。”查清死因后,我立即向县委作了汇报。然后召开全区社领导班子成员会,整顿干部思想,安定人心。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当前形势大好,前途光明,困难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我走遍了全区,果然是一片大好形势。自留地,小型开荒地,家庭副业,自由市场都活跃起来了。以生立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集体生产有了奔头,队队有计划,户户有按排,形势确定大好。

627月下旬,县委组织区委书记,贯彻了包产到户的精神,先看了县委书记刘长忠的试点,回区后,我与区长刘华梯组织公社书记到龙坪公社岩背大队岩山下生产队搞包产到户的点,这个队没有经上级批准,其实早已包产到户了,我们去帮助完善产量到户的办法,建立上交提留的一些规章制度。公社党委书记回公社后,也层层搞点,推广到了全区。可是到了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传达毛主席关于形势、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指示,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包产到户又成为分田到户的单干风,在几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还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错误上纲上线。文化大革命还说成是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批倒、批垮、批臭,也成了批判我的主要“罪证”,但是不管上头风雷有多大,在偏僻山区如旺溪大队的康家垴、平家山生产队包产到户一直搞到八十年代。

天有不测风云。19629月上旬,正当禾苗抽穗扬花时,寒流滚滚从天而降。连续阴雨秋寒七八天,眼看禾苗抽穗不能扬花结籽成了空壳,我陪同副县长黄勇去灾情最严重的肖家垅公社,只见大片田垅失收,农民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小沙江严重青风减产的信息反映到地委,地委副书记王润民派人来现场查看后,当年给小沙江区减征购粮240万斤,只交国家征购粮124万斤,受灾严重的杉木坪等大队全免,人平口粮仍然保持中等水平,群众说今年受灾,只减了国家的,没有减少农民口粮。还是党领导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生活好。草原大队老农谭有虎对我说:“我们有困难时你就来帮我们解决困难,罗书记有福相,群众是托你的福啊!”我说:“要托党和毛主席的福才对啊!”在文革中,几个造反派头目竟说我谎报灾情,在顾国家利益。可笑的是,他们在台上批判我,台下的群众就骂娘,为我申辨。

1963年至1966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对转变干部作风,改善社队经营管理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许多基层干部无辜受整。小沙江只搞了几天四清,重点还是大办农业,发展山区经济,抓田里改种改制,推广优良品种、化肥农药,低海拔种矮杆中稻珍珠矮,高海拔推广粳稻,全区粮食产量达到了1860万斤,人平生产粮628斤,比1961年人平增产100斤。1964年秋,区委调整了领导班子,我同区长刘华梯和公社书记被抽出搞社教,调来阳春瑞同志任区委副书记,负责区里的全盘工作。1965年春节后,区委根据全区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决定乘尚未铺开社教之机,从1965年冬起,用三年时间,实现社社通公路,并延伸金江公路响坶段到溆浦边界与大华公社进马江大队相接,以区为单位集中领导力量、劳力,分年实施,由阳春瑞同志负总责,宣传委员陈善厚为副指挥长。由于在家留守区委抓得紧,1965年冬,全区抽调劳力3000人修公路,修通小沙江至麻塘山公社21公里,至虎形山水洞坪12公里。19668月社教结束,公路建设又掀起了高潮,邵阳地区交通局派常工程师测量小沙江至响龙和溆浦边界的国防干线9公里,至龙坪公社51公里,虎形山至草原、草原至茅坳公社14公里,11月底全部测绘好,12月全部动工,年底前基本完成,1967年又调劳力2000余人,修通麻塘山至青山公社公路9公里,至此,全区7个公社,社社通了汽车。更可喜的是,娄底至怀化的国防干线完成通车了,成为我省通往湘西南的大动脉。

                          (邹宗尧协助整理)

 

罗承虎,隆回县司门前镇黄花村人,出生于1924年。1950年元月参加工作,同年9月调小沙江区,先后担任小沙江区副区长、区长。1956年撤区并乡后,任三区办事处主任。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任小沙江公社党委书记。1961年任滩头区委书记、高坪区委书记。19625月调任小沙江区委书记。196912月调任新宁县金石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办副主任。197910月回隆回任农村办副主任。19806月任统战部副部长。1991年退休。

 

往事萦怀忆当年

杜秋生

 

我出生在旧社会,成长于新中国,现已年近古稀,历经风雨,许多往事早已如梦依稀,但五六十年代国家干部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干群的鱼水深情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9年下半年,我于松坡中学休学在茅铺老家,耳闻目睹了旧社会的种种现象,那时临近垮台的伪乡保政权的头目们,加紧抓壮丁,捉民夫,催粮派款。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换营中强行驻扎民宅,要粮要物,乱抓百姓挑脚担,修工事。张云卿、尹立言等地方油渣部队,辗转隆回境内,每到一处,见劳动力就抓,见少女就追,见鸡鸭就捉。张光彪等武装土匪,吊洋送片,打家劫舍,气焰极为嚣张。地方上的大小豪绅也成了“砧板鱼作妖,狗皮蛇咬人”的恶棍。老百姓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日里担惊受怕,狗叫就吹灯,家家户户的后门臼都要用水淋湿,以防从后门逃走时发出响声。

194910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147师的先遣部队,从邵阳经滩头赴荷香桥的征途中,在距荷香桥五华里的茅铺师公井一带,遇上了隐藏在沿途山林间的尹立言部队,伪军妄图阻止,只经过大约四小时的激战,伪军的一个营被全部歼灭,营长被击毙,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解放军继续挺进,天下着雪,道路又窄又滑,一连过了二天二夜,既不抓民夫,又不驻民宅,歇宿在行军路旁,所需粮、菜和柴火,都由保、甲长向当地富豪派借,并出具了借据,抵了后来的征购任务。这种不犯群众秋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群众看在眼里,想在心头。经过解放军宣传队写标语,喊广播,演唱歌曲和表演小品等各种宣传活动,群众明白了解放军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是解救人民的军队,便纷纷回到自己的家里,打扫庭院,清理房间,热情地迎接子弟兵进屋,当部队为了战斗任务的需要,谢绝驻扎民宅后,乡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人动手,为解放军送茶水、挑柴火,给运枪炮的战马喂水喂料。我随同我父亲在为部队送茶水中,不小心自己打碎了一只土茶杯,可是部队的同志硬是赔了钱,我父亲拿着珍贵的钱激动地对全家说:“上个月我到荷香桥送生猪,在杓把街的转弯处,抬猪的架子碰了一下伪乡公所的一个乡丁,本来冒碰伤,但他死活要抓我去当民夫,幸亏鸿发商店的老板帮我再三求情,付给他两块银洋后才放我。而穿黄衣服的解放军对老百姓这么好,真是天降的良兵良将,天下一定会太平了。”事实果真如此,全县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改复查,社会安定,群情激昂。乡村里,日不关门,夜不闭户。广大农民白天勤劳生产,晚上上夜校学文化。不久,《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便响彻田头山间;敲锣鼓,扭秧歌,也遍及村落路旁,处处洋溢着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亲和爱。1950年美帝侵朝战争打响后,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群众积极响应,年轻人争着报名参军,家家户踊跃捐钱捐粮,那种爱祖国、爱军队的激情,至今记忆犹新。

五十年代,行政机关,特别是区乡大都设在祠堂、庵堂,办公设备简陋,工作条件艰苦,交通极不方便,去基层下乡。上县城开会,人人平等,一律步行,既没有生活补贴,也没有住宾馆旅社,下农村基层调查了解情况,不是找基层干部搭铺,就是住在群众家里,搞点时间长的,自带被子找住户,吃饭在食堂或群众家里,照规定用餐,按标准付钱粮,干部清清白白,群众欢欢喜喜,干群关系融洽和睦。1950年上半年,以谭志和为首的剿匪小分队住在我们茅铺村,白天访贫问苦,调查了解社情,夜间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维护社会治安,清缴散匪,不管睛、雨、冰、雪天气,不怕山险洞深,一有情况,就要进行搜查,并挤出时间给贫苦农民挑柴担水,帮助贫困农家搞劳动,他们不怕苦、不怕死的实际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扫清了匪患,教育挽救了一些失足群众,惩罚了顽匪罗征书。当他们离开茅铺时,老百姓大放鞭炮送行。

1956年秋,我从农业局分配去小沙江农技站工作,第一次坐上了当年建成通车的桃花坪至六都寨的汽车,心情格外兴奋。在六都寨下车后,挑着大约30斤重的被子和行李,随同在县开会回小沙江的陈福庭同志,经司门前,上土岭界。一路上,我俩渴了喝路边井水,饿了买路旁烤红薯,一边走一边谈笑,他不但介绍了小沙江的风土人情,并且告诉我小沙江有豺狼伤人,但只要把伞背在肩上,即使相遇,你不伤它,它也不会侵害你……。当步行到小沙江时,天已经深黑,我被安排在会议室暂时住下,当晚打开自己的被子,在木楼板上摊铺,甜甜地睡了一晚。次日,农业站的负责人介绍情况后,分配我和刘瑾光同志住一间房屋,十来个平方的房子,摆上两架床,一张书桌,各占一个抽屉,衣服就只能放在床头了。工作、生活条件虽然很苦,但同志间感情很深,工作劲头很足,领导布置的工作说干就干,下乡回单位有说有笑,有时还掯个架儿闹着玩,生活很有乐趣。有一次,我和刘瑾光同志去虎形山必达高级社调查了解畜牧业生产情况,时值严冬,天寒在冻,路上结着厚厚的冰,好似铺着玻璃,山间路旁的林木杂草好似扦着形状各异的玻璃管,真如奇妙的玻璃世界。我俩脚穿解放鞋套草绳,手持木棍做帮手,肩扛雨伞防豺狼,有时好奇地拉动路旁的树枝,联在一起的结冰物便会发出叮叮当当的乐音。天快黑了,我们在山里迷了路,沿着羊肠小道跑了几个圈,也未能找到去高级社办公地的路,心里非常紧张,只好停下来,用心观望周围动静,幸好不远处传来小孩的哭声,朝着哭声的方向望去,只见树林间透出了微微的灯光。我俩走近一问,原来就是高级社所在地,当晚就在那里。经过管委会介绍,通过了解群众,同社管委会研究,制订了发展畜牧业生产规划,提出改变耕牛遍野放,春耦才找牛的传统习惯,由放养改为圈养的意见,为发展畜牧生产,保护山林资源起了积极作用。

1957年,我同小沙江办事处的王业佐等三人在小沙江的洞江高级社搞点,当时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大多以马铃薯、豆子和玉米为主食,有的还要挖野菜补充。工作组的同志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社里制订生产计划,白天参加劳动,开沟排水,改变冷浸田,与群众一道参加农田基本建设,除虫、施肥等到农活。晚上组织农民上夜校、学文化、学科学技术,还帮助社里办起了皮纸厂。经过共同努力,农业增了产,副业创了收,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过春节时,农户家打的糍粑印着“洞江高级社”的字样,以示赞颂社会主义好。王业佐是隆回县三阁司乡人,五十年代调入小沙江高寒山区,一直工作在小沙江的区、乡基层,并将家属的户口迁在茅坳村的农村,在山区成家立业。现在我们虽然都退休了,但他那种服从组织安排,不计个人得失,工作艰苦、联系群众的好精神,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58年秋,我患急性胸膜炎,是小沙江的群众用竹椅抬着送往金石桥回县城治病的。在治疗期间,点里的骨干和群众派代表来县城看望我,他们的觉悟厚义,我铭记心头,终生难忘。

1959年冬我被调往县人事监察科,三个编制两个人,同县委组织部一栋房办公,县人事科仅一间办公用房,组织部也只有两间办公室,一间很简单的会议室,中间摆张乒乓桌,周围放着长条木凳,有时还腾出给诸如“三反办”等临时机构办公。交通工具莫说小车,连单车也很难配上,下乡大都是步行,又无任何补助。机关纪律严明,制度健全,早上积极出操,天睛跑步,雨天唱歌,有时安排自学,从县委领导到一般干部都能自觉参加。县委副书记范青云经常带头作操,领头唱歌,有力地促进了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六十年代,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也抓得紧,将其作为反修防修、密切干群关系的根本任务,每年每人规定有完成生产劳动的天数,配有生产工具、劳动手册,逐日登记、按季检查,年终作为总结评比内容。单位有生产园地,有完成生产任务的计划指标,生产出来的疏菜一律交机关食堂,年终结算,超产者奖,没完成任务者罚。为改善机关职工生活,食堂还办有养猪场,将猪草任务分配到单位,按计划送交,除生产园地种些猪饲料外,还要利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去资江河扯丝草,既洗澡锻炼了身体,又完成了猪草任务。由于机关生产开展得好,职工生活越吃越好,干部的工作干劲也很大,白天坚持上班工作制度,扎扎实实办事,星期日或其他的晚上还要加点班,下乡了解情况“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情况常有发生。总之,那个年代的干部,作风勤劳朴素,工作艰苦深入,干群关系融洽,真正是军民一家人,干群鱼水情。

 

杜秋生,193310月生,荷香桥毛铺村人。任过小乡文书、小学教师、农技员。197210月至19903月先后在县委组织部任干事、副部长,19904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43月退休。

 

 

留在记忆深处的几件小事

魏先来

 

隆回县是194910月解放的。当时境内不少地方,国民党游杂武装和土匪骚扰活动频繁,特别是陈光中等反革命、地主制造各种谣言,破坏森林,宰杀耕牛,转运物资,分散财产,破坏土改。由此,有些群众顾虑重重,不敢参加我们的会议。为了搞好土地改革运动,区委决定以横板桥为第二批土改试点。当时,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隆回县三区区委书记王润民及县妇联副主任刘国权带领我们搞土改试点,开展土改运动,扫除障碍。为了把试点搞好,区委强调工作队人员下去,要艰苦深入,扎根串连,与广大群众建立感情,把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贫苦群众发动起来。要求我们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不怕苦和累,经得起任何考验。在横板桥土改时,我和刘国权住在土改根子邹百城家里。首先是宣传党的政策,揭破谣言,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民兵组织,树立贫农优势,组织土改的骨干力量。刘主任从北方到南方,生活上本来不太习惯,加之怀孕在身,连杂粮和野菜都吃不饱,经常饿肚子工作。但她从不讲个人利益,坚持把试点搞完才离开,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区委书记王润民,区长张修林、毕兰序、武装部长刘兴魁等同志,都带头深入群众开展土改工作,在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生活相当困难,红薯杂粮都吃不饱,领导干部不准搞任何特殊。记得有一次王书记回区开会,看到炊事员邹代存养了一群鸡,便与他商量能否杀只鸡吃。老邹当时虽没作答复,但还是杀了一只鸡给大家吃。区里整风时,老邹给王书记提了批评意见,说“鸡是要等大家回来开会才能吃的,你们几个人吃是不对。”王书记当众作了检讨。土改工作队员郑所成,有一次下乡时实在饿得受不了,背一支长枪坐在田边吃老百姓的生红薯,被王书记看见了。后来,在一次大会上王书记点名批评了他,老郑也认为自己不对,当众做了检讨。以上两件事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对大家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既说明干部的艰苦作风,又说明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1950年隆回虽然解放了,但土匪还未肃清。记得1950910月份,土匪李忠藏在石桥铺乡胡竹山一个老百姓家里,王书记听到情报后当天晚上7点多钟组织干部出发,到下半夜3点多钟才赶到胡竹山,一直饿着肚子把土匪抓住。那时候干部作风就是这样艰苦深入,真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党群干群关系也非常融洽。

 

魏先来,1931年出生,司门前镇中心村人。19504月参加工作,历经司门前和小沙江区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649月至19663月担任县长,19664月至19679月但任县委书记(因正值文化大革命,没有正式任命),1969年年底调涟源县委书记,以后又先后担任过娄底地委副书记、娄底地区政协主席等职。

 

 

“蹲点”的启示

刘定石

 

一九六二年,我调荷香桥区担任组织工作。后因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政治原因,经区、县委研究改任我为区武装部长。接受这一重任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美好的愿望,决定去万兴大队武装基干营蹲点,摸索民兵武装工作经验,对青年民兵进行国防教育,增强民族感,提高对敌斗争观念,保卫祖国,保卫生产。那时的号召是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保家卫国。

“生产是手段,民兵是目的。”作为一个蹲点的区武装部长来说,既要把生产搞上去,又要将民兵工作做好,才能在全区干部,特别是在公社武装部长面前,树立威信好说话。我想,既然是蹲点,就应当有所“蹲”、深入“点”,带动民兵搞好生产和其它各方面的工作。为此,我走遍了全区所有公社大队和不少的生产队,以及比较大的边远山界、高峰,防空、防暴乱的山头,还到望江山、芙蓉山、老虎界、伏龙山、太坪岭等边缘结合部、要道处,了解生产、社情、干群思想,熟悉地形做好备战工作。通过调查,增加了自己知识面,使自己胸有蓝图,觉得荷香桥真像荷花盛开,是一个好地方,有山有水,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只要用科学种田的办法,就能由低产变高产,由统销粮区变成余粮区。于是,我开始考虑,首先要做好各公社武装部长思想工作,让他们“安身、安心、热爱武装”。然后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县武装部直接指挥下,团结一心,克服各种困难,平时搞好军训、生产,战时拉能得出,打得响。蹲点中,我将平时向农民学到的知识和1958年在邵阳农业合作干校所学的农业基础知识在点里运用、推广,给农民带来了实惠,深受群众的欢迎。

当时提出要改革耕作制度,实行“五改”,即改一季中稻为双季稻,改单一经营为多种经营,改低产品种为优良高产品种,改粗糙耕作为精耕细作,改只种少管望天收为科学管理夺高产。为了落实这几条技术改革措施,区农业站站长王跃荣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多次给民兵作技术指导,一条一条抓落实。后来引起区委重视,又派副区长周述成和我一起干,从万兴一队开始,带头实行耕作制度改革。这个队原来只种一季稻,都是种高杆籼稻,不耐肥,易倒状,产量低,每亩产量一般300斤左右,最高也只有400500斤。我们首先是统一大队党支部及党员思想,发挥党支部保垒作用,再向民兵干部及广大青年民兵,传授科学种田技术,要求带头改种双季稻,积极推广矮脚南特号和珍珠矮优良品种。要种双季稻,就要提早插秧时间,推广塑料薄膜育秧。于是请农业站技术员来队指导。组织民兵干部、生产队长去五星大队参观学习。站长王跃荣和农技员亲自在塑料薄膜秧田里作试验,精心培育早稻秧苗,提早秧龄15天。到了插秧时,我们动员民兵干部带头改稀植为合理密植,由原来的7×8寸、3×5寸,每亩由1万株增至23万株,并加强培育管理,实行合理施肥,及时防治病虫害。全队种8亩试验田,早稻一季亩产800斤,比一季中稻增产200多斤,晚稻平均亩产400余斤,双季稻亩产1200斤,比一季稻亩产增加一倍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

在田间管理上,组织民兵干部,深入田垅逐丘逐块检查。1965年发现三化螟危害严重,就向农业站和区委报告虫情,并及时召开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通报虫情,研究扑灭虫害的时间与措施。我们配合区委,率先发动全区民兵全面治虫,使粮食产量显著增加,受到区委的表扬。从此,农民尝到了甜头,改变了拜天求神灭虫的旧观念。

我们在种试验田的过程中,以请进来,推出去的办法推广良种和新农药、化肥,及时召开农民兵现场会,交流经验,发挥民兵在全区农业技术改革改制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由于区委领导重视,全体区社干部共同奋斗,区农业站技术人员及时指导,各社武装部长与民兵干部带头实干,双季稻一年比一年增加,1962年全区5000余亩双季稻,亩产8001000斤左右,到1967年增加到2万余亩,普遍比一季稻增产500600斤。人民生活逐年改善,对国家贡献逐年增加,摘掉了吃统销粮帽子,变成了余粮区。

除了推广双季稻,提倡科学种田外,我们还注意到由于当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影响农民经济收入的倾向,我与党支部书记罗金星、民兵营长罗先成、班长胡洪学等人召开座谈会,提高认识,决定调整农业结构。当时许多群众家里,棉花絮被破得象鱼网一样,棉衣也破烂不堪,部分农民无法御寒,要做新棉衣、棉裤,却没有棉花。我们就发动社员群众将一部分旱田旱土改种棉花,没有种棉花的高产技术,推广“营养钵”育苗移栽法,第一年亩产达到175斤皮棉,我的12分试验田,亩产高达230斤皮棉。大队每人平均分得皮棉5斤之多,那年家家户户缝制新衣裳,大部分农民添置了棉被、棉衣。就连长年少衣缺被的五保户向石毛也换上了新衣新被。为了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我们提出“四边(田边、塘边、路边、溪边)种植黄豆绿豆、矮杆高梁、菜豆等,同时,将红花草种子由水田引向旱土,扩大良田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

回顾蹲点的历程,给了我一条重要的启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时的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就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广科学种田来完成的。我们举办的农村技术员培训班,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大大推动了农业发展。同时,农村民兵的带头示范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刘定石,19339月生,隆回县南岳庙乡木塘村人。195299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4月入党。1950年参加工作,先后任乡长,乡人大主席,区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常委,政协副主席。1993年退休。

 

 

为了群众过好年

邓松山

 

春节过大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每年农历1230日,家庭所有成员,不管外出何方,都要赶回家团聚。可是,五十年代初期,为了让农民群众过好春节,我们有好几年没有回家和亲人过年。

1949年农历12月底,我们在老鸭田完成了征粮支前工作,到土桥(即现在的金石桥镇)住在一个比较开明的药店老板嘉兴的楼上,用两天的时间总结征粮工作,肯定了成绩,找出了缺点,大家情绪很高。到除夕那晚,三区副区长裴海文把我们10多个同志分成三组,分地域下去巡逻,保护群众过好年。我与另外两个同志分配在土桥、税南、税北等附近地区,只见家家灯火通明,都热热闹闹的在家过年。快到天亮时,我们巡逻到税南,发现有一个人形迹可疑,我们立即叫他站住,他不听,反而走得更快。我们随即鸣枪警告,他继续逃跑,而且越走越远,害怕被抓逃跑了。天亮回到住所时,裴海文站在楼上用卡宾枪朝天放了10多枪,以示庆祝1950年春节,并向所有农民群众拜年。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比平时多两个菜的早餐,大家异常高兴,第一次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5011月我调三区区公所当文书。农历12月底,区委召开全区干部会议,共计有30多人,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都作了工作鉴定。除夕那晚,区委组织区里干部分头下到金石桥小沙江等地去保护群众过年。我留在家中,买了一些麦粉猪肉等物资,与财粮室的彭振东、贺才育、炊事员老邹等在区公所(即邹家祠堂)的大厅里,挂了一盏大美孚灯。王润民还找来一台手摇留声机,摆在屋中央。我们摆起案板,王政委带领我们,在优雅的音乐声中包饺子。天大亮时,各地巡逻队陆续回来。他们洗脸以后,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吃着香喷喷的水饺,心里有说不了出的高兴。这次过春节,大家团结友爱轻松愉快,情义融融。

1957年冬,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兼农村部副部长。县委决定春节前到农村搞一次社会调查,掌握一手材料,以便春节后召开全县企业三级干部会议,我除夕回到县城,从农历1220日起,同县委书记谢翼、副书记谢国梁、县长申季龙等四人经周旺到滩头,过大观到高坪,再由罗洪到金石桥,上小沙江,到麻塘山,到我家时已是农历1229日了。第二天要走时,谢翼说:“今天我命令你不要再去了,在家和老母亲过个年吧。”国梁、季龙同志都这样说,我只好留下。他们则踩着厚厚的冰雪下青山经苏河,于除夕回到县城。我是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在家过了一个年,母亲和二哥见我在家团聚特别高兴。过年后,农历正月初三早晨,我辞别年近六十岁的老母,穿着棕色布鞋,踏着冰雪,翻山越岭,按时赶回到工作岗位。

 

 

赤胆红心斗土匪

 

 

我是隆回县三阁司乡狮子村人,1949年参加革命。当时我那一带还属于武冈县管辖,我工作的地方是武冈县黄桥区(八区)紫阳乡。那时,国民党游杂武装和土匪势力还相当狂獗,尤其是大匪霸张云卿的部下王国卿中队,在这一带活动频繁,残酷杀害革命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1950130日,紫阳乡干部荣振海、李同根、邓国治三人在三阁司乐居田征粮时,落入王国卿手惨遭杀害。在这种残酷险恶的环境里,我们怀着一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赤胆红心,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定勇敢地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谱写出一曲曲壮丽凯歌。下面三则故事,就是我们当时与土匪斗争的真实写照。

 

       

 

龙中球是大土匪张云卿手下的一个中队长,是个血债累累的土匪头子。1949年,在人民政府的强大攻势面前,他仍然不愿意放下屠刀,继续与人民为敌,对抗解放,带着他手下的匪徒,四处搔扰。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一发现他们的踪迹,便自觉组织起来,抓捕土匪,使他们无藏身之地。1949年农历八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我正在洗脚,同村的陈端顺、陈金川跑到我家,告诉我,土匪龙中球今天蹿到我们村里来了,正躲在一位姓钱的家里,他们两人在钱家窗户下听见龙中球和姓钱的商量,如何对付共产党,便马上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对他俩说:“我们赶快组织人,把姓钱的家里监视起来,不让龙中球跑掉,再派几个人到五里牌去,向那里的驻军报告。”当时,在离我们村五里远的五里牌,有解放军的一个班驻扎在那里。

我们立即叫来了4个积极分子,包括我们一共7个人,由陈端顺、陈金川、陈代林等4人监视钱家,不让他们把龙中球放出来,我和另两人到五里牌去报告部队。当时下着大雨,天黑路滑,我们摔了一跤又一跤,全身被雨水浇透。赶到五里牌驻军之地,向部队报告了情况,部队立即派了3名战士,随我们去抓龙中球。赶到村里时,已是深夜12点,我们喊开钱家的门,进屋搜查,在钱家老太婆的床下,把龙中球搜出,立即捆绑起来,押送到五里牌驻军所在地,连夜进行审讯。龙中球招供,他有几支枪,埋在紫阳乡荷花村他家屋子的山墙边。

第二天,我们7个人和3位战士一起,押着龙中球去荷花村起枪枝。在他家屋子的山墙边,挖出7支没有机头的步枪。我们挖枪时,把龙中球关在他家里,两个人在门口把守,没想到他家的房子有扇后门,结果让他从后门跑了。直到19514月,龙中球才在绥宁县被剿匪部队抓住,押回荷花村枪毙。

 

       

 

我加入革命队伍后,领导派我到紫阳乡参加征粮工作。19502月的一天,我们在区里开完征粮工作会议,立即赶回紫阳乡去。我们一行四人,从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走到葫芦冲时,已经晌午。走了40多里山路,大家都饿了,便互相提议,到第7保保长家里去吃顿晌饭。

当时刚刚解放,村政权还没有建立,仍然沿袭保甲制,我们在下面开展工作时,还要找保长甲长。我们来到保长家里,只见他家正煮着一荷叶锅饭,便问他家怎么煮这么多的饭,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们要来。保长神色不大自然,说,他家今天请了很多人干活,吃饭的人多,就用荷叶锅煮。我们也没怀疑,对他说,我们还要赶到乡政府去,让我们先吃,吃饱了好赶路。保长连说好好好,吩咐家里人把饭菜端上来,让我们吃。

那时土匪活动十分嚣张,为了安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配了枪。我们四人中,指导员黄生章和沈郁秀配的是自顾不短枪,而我和小刘配的是长枪。吃饭时,我和小刘把长枪靠在墙边,只有黄生章的短枪和沈郁秀的卡宾枪在身上。我们刚端起饭碗,忽听得楼上有什么动静,仔细一听,原来是轻微的脚步声和枪拴掉在楼板上的声音。大家立即明白了,楼上有土匪!保长家这一荷叶锅饭,是给土匪们吃的。这个狡猾的保长,还在和土匪勾结。

我们四个人面面丰觑,想起不久前,紫阳乡干部荣振海、李同根、邓国治三人在三阁司乐居田征粮时被匪首王国卿杀害,现在,我们四个人又自投罗网,走到土匪窝里来了,心里都掠过一丝惊慌。我们想,如果和土匪硬拼他们在楼上,我们在楼下,打起来肯定是我们吃亏,何况,从保长家煮的这一荷叶锅饭来看,土匪起码有三四十人以上,我们才四个人,力量相差太悬殊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把他们镇住,先脱离危险,然后再设法消灭他们。看来,楼上的土匪也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后面有没有大部队,要不,他们在楼上走动时,不会那么轻手轻脚。这时,黄生章趁保长不在身边,小声对我们说:“大家要沉着,不能有半点慌乱表现。”

我们听了黄指导员的话,都像吃了定心丸,一下子镇定下来,有说有笑地吃着饭。一会,只听黄生章大声喊保长过来,说:“孙保长,我们后面还有几十个人,你做下准备,他们马上就到。”然后又对我和小刘说:“你俩吃了饭到路口去接他们,我和老沈去村里转转,了解一下情况。”

楼上那些土匪大概听到了黄生章的话,突然安静下来,走的声音,拉枪拴的声音,全都没有了,他们弄不明白,我们后面是不是真的有大部队,万一有,和我们打起来,他们都逃不了。

我们装做什么都不知道,一边吃饭,一边大声说笑,吃过饭,给保长打了条子,让他凭条子去乡政府结账,然后拿起枪,离开了保长的家。

 

         

 

1950年春,武冈县紫阳乡五里牌村(今隆回县三阁司乡五里村)农会成立,王存臣任农会主席,我任副主席,秦福成任村长,王交臣任宣传委员,孙归成任生产委员,因为我们五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臣”字的谐音(臣、陈、成),当地群众都叫我们“五臣”。

我们五个人在上级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打地主,斗恶霸,清土匪,把当地减租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同时也遭到地主恶霸、土匪兵痞的刻骨仇恨,残存的土匪多次放出风声,扬言要把我们五个农会成员除掉,说什么“五里要太平,必先杀‘五臣’。”好心的群众都劝我们小心一点,但我们一点也不畏惧,照样斗地主打恶霸清土匪。

1950215日下午,农会没米做饭了,农会成员都回家拿粮食,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农会值班。当时农会还关着七个地主恶霸,虽然安排了两个民兵看守,但我还是有点担心,一入夜,心里就紧张起来。当时我们这一带的土匪还没完全肃清,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万一他们知道农会今夜只有我一个人值班,乘虚攻打,我又如何抵挡得住?这时,我想起农会楼上有两只大鼓,便决定用鼓壮胆。我用木棍削了两根鼓棍,爬到楼上,脱下棉衣,使劲擂鼓,擂了这只,又擂那只,一直擂到天亮。

正当我擂鼓时,一伙土匪悄悄地向农会扑来,原来他们得到消息,农会的人今夜都回去了,便纠合了十多个人,来攻打农会。他们走到离农会一里多远的桃李坳,突然听见咚咚的鼓声从农会那边传来,吓得连忙停下,不敢贸然向前。只听得那鼓声昂扬亢奋,震天去地,使他们根本不相信农会今夜没几个人。他们怀疑情报搞错了,只好在桃李坳上坐下观望,想等鼓声息了以后再向农会进攻。可是,天快亮了,鼓声还没有停止,他们只得退了回去。

这一切,我当时并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村里人说起这事,我才晓得。惊愕之余,不觉感到侥幸,如果昨夜我不想起擂鼓壮胆,我们农会也就被土匪洗劫了。

                                    (龙会吟整理)

陈忠,19266月出生,隆回县三阁司乡狮子村人,194910月参加工作,1954年入党。历任农会副主席,土改工作组组长、区工委委员、乡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社长。1981年退休。

 

 

甜蜜的事业苦水多

颜玉田

 

夜奔白田抓“躲生”

 

1993514日晚上10时,罗白乡党委书记钱书勇,带着一支追逃小分队,驾着一辆小四轮,一路颠簸着来到县计生委。没等车停稳,他便路下车来,气喘嘘嘘地来到夜间值班室,向我汇报了该乡最后一名外逃躲生对象刘青娥的下落,提出了夜奔白田村,请求计划生育执行室向良友等4名干部,与罗白乡的14名干部,组成一支18人的追逃小分队,分乘两台汽车,向武冈县米山乡白田村奔驰而去……

深夜12点多钟,我们来到了米山乡政府所在地。一位干部听到敲门声,披衣起床。我们向其说明来意,并要求给予支持。听后,他逐个把乡里的主要领导叫醒。乡党委书记、乡长和人大主席等人,在一个会议室里接待了我们,并决定派出在白田村蹲点的乡人大主席配合我们行动。

在这位人大主席的带领下,我们从米山乡政府乘车过去约5里路分岔口下车。这里离白田村还有15里,只有一条尚未修通的机耕道可供步行。我们只好将两台车停在分岔口的路旁,开始徒步跋涉,向白田村一步一步副进。

凌晨两点,我们来到座落在新宁、武冈、邵阳和隆回四县交界的白田村。白田村名不虚传,周围山峦起伏,一片宽阔的绿色盆地镶嵌在中间,田垅千丘,阡陌纵横。全村四百多户人家,1200余人口,集中住在这个大院落里。为了打好这一仗,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我们在距离进村约五百米远的机耕道小土包旁,停下休息了一会儿,充分做好战前准备。18人分成三个小组:罗白乡党委书记钱书勇带领6人为前卫组,计生委向良友带领6人为执行组,黄晓玲带领6人为断后组,除明确了各组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外,还宣布了纪律,要求进村时行动要快捷,脚步要轻,不准打电筒,不准讲话。面后,按照前卫组、执行组、断后组的顺序,各就各位,在米山乡人大主席的带领下,沿着一条约百米长的小巷直插院内。执行组6人来到了刘青娥的住处,将门堵住以防逃跑,由人大主席轻轻敲门。房门有人问是谁?人大主席回答说:是乡政府的。接着房内发出碰撞物体的响声。向良友用肩抵住前门用力一推,碰锁滑落门开了,女队员阮秋华进入室内,只风刘青娥穿着纱衣短裤卷缩着身体躲藏在床下,阮秋华令其出来穿上衣服,刘青娥的母亲拉亮了电灯,等其将衣服穿好后,将其带出室内,沿着那条小巷撤离了现场,行动极为快捷,待刘青娥的母亲将其兄弟喊醒,并弄开从外面反扣住的门出来上时,我们已经离开白田村好几里路远了。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毛雨,越下越大,雨水打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但是大家仍然兴致很高。通过一个半小时的冒雨急行军,我们在那个分岔的路口登上了汽车,在返回的公路上风驰电掣地飞奔,大家一点睡意也没有,我问坐在我身旁的钱书勇,今晚夜奔白田村如此顺利,这个信息你是怎么弄来的?于是他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部分。

他说,刘青娥是我乡罗白村三组人,已后育一个男孩。今年3月我信在该村开展妇查,发现她已不辞而别,去向不明,群众对此意见很大。512日,该村计生协会信息员根据群众提供来到邵阳县长乐乡——刘青娥舅舅家所在地。他以做生意为掩护,爬山越岭,走村串巷,与当地村民谈生意,套近乎,拉家常,仔细寻觅着刘青娥外逃躲生的去向。

这天晚上信息员就住在刘青娥舅舅的邻居家里。在与这家女主人的闲聊中,他得知刘青娥来舅舅家已有两次了。这次住了7天,刚于昨天离开。获此信息后,他特别高兴,决心顺藤摸瓜跟踪追击。

13日清晨,东方刚刚泛白,他就起床了,挑起货郎担,直奔武冈县米山乡白田村。他在村内做生意搞侦察,时刻留意着刘青娥的踪迹。下午3时,刘青娥手提菜篮去村前大井小塘洗菜的身影,被他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他乘刘青娥没有发现自己,迅速隐藏进院内,从村后小路向罗白乡政府所在地奔去,向乡党委报告了他侦察到的情况。乡党委听了汇报后,当即做出了夜奔白田村,捉回刘青娥的决定。

 

 

血洒国策铸忠魂

 

199445日上午9时,一辆标有人民法院徽记的吉普车,从荷香桥区公所开出,向县城方向驶去。车上坐着荷香桥区法庭庭长吴文耀、区计生办主任范正和、石门乡计生专干刘新民等7人。他们奉荷香桥区委区公所指派,前往广东东圃镇追查一名计外怀孕对象。小车在柏油马路上风驰电擎地飞奔,三十分钟后驶进了隆回县人民法院,老吴向法院领导请假并获得了批准,而后又回到法院宿舍,想跟妻子道别,可惜妻子不在家,时间不容许他久等,他拿了两件换洗的衣服便匆忙上了车。

下午4时,老吴一行在衡阳西渡吃中饭,然后风尘仆仆驱车南下。他们想当晚赶到郴州,如何按期完成这次公务,如何早点返回区里处理还未脱手的几件案子,却没有想到死亡的阴影正朝他们一步一步逼来。720分,悲剧发生了。小车在驶入衡南县境内107国道1816公里的850米处,与迎面开来的8吨运煤大卡车相撞,刹那间,小车帆布盖被掀掉,左前轮滚离十多米远。吴文耀、范顺清、伍彩花三人当即死亡,刘新民负重伤,范正和、罗秀华等三人轻伤。历史,永远抹不掉这惨痛的一页,抹不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日子……

事故发生后,县区两级领导高度重视,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县委副书记李国新、县法院院长邹功美、荷香桥区委书记刘期久、县交警队长马新苗等一行前往出事地点处理善后。噩耗传来,县区领导和同志们无不为失去吴文耀这样一位好干部而悲痛万分。

“老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县法院院长邹功美在缅怀吴文耀时,几次失声痛哭!

老吴生于195310月,197212月入伍,19775月入党,19862月转业,198912月选调到县法院工作。开始在法院搞后勤,他改水改电,整章建制,为单位节省了不少资金。1991年任行政庭副庭长后,依法办案,大胆工作,使该庭由后进变成先进,连续两年被评为选进个人。

“吴庭长是难得的好领导啊!”荷香桥法庭的同志谈到老吴,同样热泪盈眶。

吴文耀调荷香桥法庭任庭长后,大胆简化诉讼程序,加快办案节奏,一年内就受理了各类案件1008件,结案1005件,结案率达99%,被评为全市优秀法庭和全县双文明建设第一名,吴庭长本人连续两年立三等功,省、市级报刊多次宣传过他的事迹。省高院领导和《湖南审判》主编,张家界市和本市各级法院的领导和同行多次到荷香桥法庭参加。

“老吴是为计划生育工作保驾护航的热心人!”,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和同志在缅怀老吴时,同样充满了激情!

凡是牵涉妨碍计划生育工作的案子,老吴优先受理,从不失推辞。当年共受理计划生育案子20件。在受理曾家坳乡金盆里村陈××拖欠超生征收费一案时,吴庭长正患重感冒。为了按时结案,他支撑病体,三次登门做工作,使这位扬言法庭也拿他没办法的被告,乖乖地依法交清了征收费。他带队到荷香桥五四村现场办案,收回该村27户历年超生征收费5000多元。在审理一起离婚案子时,他发现这对夫妇已生育两个女孩,老吴当即动员双方落实绝育措施,使其打消了假离婚的念头。为了给计划生育保驾护航,老吴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四次下广州帮助追查外逃躲生对象。法庭配的办案用车,几乎成了计划生育专车。

“吴法官是好人啊!”一对曾因夫妻关系不和而寻死觅活闹离婚的中年夫妇,哭倒在吴庭长遗像前,诉说出了吴法官如何四次进行法庭调解,五次上门劝导,使他们夫妻捐弃前嫌,重归于好的动人事迹。在人民心目中,法官往往是威严的,但老吴办案时的许多被告、原告,却络绎不绝的赶来哀掉这位经常面带笑容,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好法官……

在掉念吴文耀、范顺清、伍彩花血洒国策,魂归故里的日子里,天上下着雨,人间洒着泪,泪伴着雨的日子里,天一下着雨,人间洒着泪,泪伴着雨,雨伴着泪——万里长空哭忠魂,泪花为我从天落……

 

少生快富树典型

 

从县城出发,沿着三二○国道西行十公里,有一个风景秀美的小村子,叫沙子坪村。村里有一位被三湘四水传颂的农民企业家,人们称他为“何百万”,他就是湖南省计划生育“少生快富模范户”称号的获得者何洪解。

19941215日上午,我慕名来到他创办的“百兴机制红砖厂”和“百兴酒家”采访他时,他给我介绍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三次选择。

他的第一次选择,是终身只生一个孩子。

何洪解1977年结婚,1978年生下一男孩,50天后就动员妻子刘青莲去医院上了环。这时,他已抱定一个主意:终身只生一个孩子。

过了几年,村里与他同年龄的人,有的生育了二孩或多孩。有人悄悄放出话来,说洪解的妻子刘青莲是秤砣胎——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象秤砣掉进了深水里,再也浮不上来了。这些传言,像长了翅膀似的在村里传开了。有些人向他妻子投去了异样的目光,有些人甚至直接讥讽她生不下第二个孩子。这些传言,几乎把他妻子刘青莲气坏了。一天,她背着丈夫洪解去公社卫生院取了环。两个月后,她怀孕了第二胎。胎儿在腹内一天天长大,到第七个月时,再也无人说她生不下第二孩子了。何洪解夫妇见用事实教育那些多舌婆已收到了效果,于是将怀孕第二胎的情况报告了村里,在村领导支持下,他不顾父母和亲属的坚决反对,义无反顾地去医院做了引产手术,上了环,而后又去当时的公社递交了申请书,领回了独生子女证。

何洪解出生在一个多子多女的贫困家庭里,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一口水一口饭,一把屎一把尿地哺育他们兄弟,待到他们长成后,姐妹出嫁,兄弟成亲,已耗尽父母的全部气力,成了这世界上的弱者。他说自己的父母活得太累,他不能再步父辈的后尘。

听了这席话,我很受感动。我对他说,你的认识既朴实无华,又简单实在。他谦逊地说,哪里,哪里!

接着,他便给我讲起了他的第二次选择。

他说他的第二次选择,是出外打工挣钱学技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像春风一样吹到了农村,也吹到了农民的心坎上。这时,他已不再像父辈那样眷恋土地,不再把自己的命运拴在土地上,他按奈不住心里的躁动走出家门,离开生养他的故土,踏上陌生而神秘的路程,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和外面世界多彩的生活。开始,他搞过基建,修过马路,开过店,经过商,搞过长途贩运,但赵公元帅总不肯惠顾,他没有发财。1987年,他在妻子的支持下,东进安微和江苏,后在江苏一村办机制红砖厂扎下根来。在这里一干就是两年,虽然收入不丰,但却学会了机制红砖的生产烧制技术,摸熟了砖厂的生产管理。

1989年正月,他凭着自己熟悉的技术和“拼命三郎”的实干精神,一头扎进了广东省从化市一家大型砖厂,一干就是四年。为了进一步掌握砖窑结构,他不顾高温和呛人煤气的薰烤数十次进入砖窑观察、测量;为了熟练掌握红砖烧制技术,他有时含根塑料管,钻进窑洞一呆就是半个小时;为了尽快完成原始资金积累,他省吃俭用,舍不得乱花一分钱,连老板专门付给他打的的钱都尽量节省,外出远则乘公交车,近则步行。他凭着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娴熟的技术和善于管理等特长,取得了老板的信任,从一个小工头干到负全权责任的厂长,工薪也随着职务的升迁,像滚雪球一样地增长。到1991年,他每月的基本工资已升到3200元,厂长年津贴3万元,另加浮动工资、奖金及其它补贴,年收入达十万元。就这样,他一直干到199312月。

讲到这里,我问他1994年有何打算?他说1994年初,他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选择,就是回家办厂,走自己的路。

此时,他知道自己发了,但他并没有忘记家乡依然贫穷。他说他要把自己学得的技术带回家乡,创办属于自己的企业,填补沙子坪乡没有企业的空白。于是,他带着数十万元资金和从外面学来的技术管理经验,在春节前回到了家乡。

春节刚过,他在县计生委和沙子坪乡党委的支持下,一座占地15亩,投资60万元的“百兴机制砖厂”破土动工兴建。经过几个月筹建,19947月试产成功,经邵阳市技术监督局检测,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随即正式投产营运。邵阳市委和隆回县委先后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以百兴机制砖厂为现场,组织与会人员现场参观学习。何洪解富了,但他不忘国家和邻里乡亲,他优先招收40余名就业无门的独生子女户和计生户进厂就业;并在完成国家税收任务的同时,拨出两万元扶贫困户。年底,省市县有关方面领导上门慰问了何洪解全家,并授予他“少生快富模范户”称号。他的名字和事迹通过报纸和电台传遍了三湘四水。他说:“我对当初的选择,无悔无怨,我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颜玉田,隆回县周旺镇人,生于1937116日。19553月至19583月,在部队当兵,19583年退伍后至19771月,在教育战线任小学教员、校长、区文教干事。19771月至19851月,先后在周旺区和县纪委从事纪检工作;19831月至19876月,在县广播电视局任局长;19876月至198912月,在县委宣传部任纪检组长;198912月至199410月,在县计生委任党组书记、主任。199410月退居二线,1998年退休。

 

 

呕心沥血办教育

刘桐柏

 

我是一个读了三级师范的学子,初师毕业于邵阳简易乡村师范,中师毕业于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大学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教育四十年,对教育工作充满了热情与激情,把我的毕生精力献给了隆回的教育事业。

1952年,县人民政府派我接办湘乡会馆办的私立明德小学。此校为公办的完全小学,后改名为“隆回县桃花坪第二中心学校(简称桃花坪二小),措用建设里钰园民房为校舍(原校址县人民政府占用),教师17人,工友一人,10个班,学生506人。

1952年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在隆回一中学习,快结束的时候,县文教科长谷世昌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根据195110月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的批示精神,今年我县要试行改小学四二制为五年一贯制,并确定‘隆回一小’、‘隆回二小’为重点,我兼任一小校长,坐堂办公,聂昭海任教导主任;你任二小校长,黄吉元任教导主任。学习班结束前,你去学校看一看情况,并把情况告诉我。”

谁知,这个学校的门很难进。我第一次去学校,学校里没有人理睬我,第二次去学校也没有人搭话。我把这两次去的情况,向谷科长作了汇报。他听后,笑嘻嘻的说:“你的收获很大,它告诉你:日后去学校,要大胆细致的工作,决心把重点办好,取得优异成绩。”停了一下,接着又说:“你对县里的教师情况熟,可以选调四个业务熟、教学能力强的教师一同去二小工作。明天下午还去一趟,他们不说,你自己就要讲我是来这里教书的。”

第三次去学校时,幸喜教导主任黄吉元在办公室,这才打破了前两次沉默不语的空气。

到学校后,第一次见面会议上,我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学校由私立改为公办,要我来主持接办,改名为“隆回县桃花坪第二完全小学校”。二是改小学四二制为五年一贯制,定为全县重点学校,摸索经验,推动全县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三是自报公议选择教学课程,发挥自己的特长,团结一致,把学校办好,把学生教好,让家长满意,群众满意。

讲完后,足有10来分钟,会场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发言。后来,有位老师说:“领导安排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何必老鼠挂秤勾。”有的幽默地说:“刘备不请孔明,要孔明自己上轿”。有的直裸裸的说:“我不教历史,也不教算术了,学办伙食算了。”看看这种能做的不愿报名,不能做的争着报名的场面,黄吉元主任着急了,忙对我说:“刘校长,还是按过去的老办法,量体裁衣,由领导安排算了。”

我回答黄主任说:“我们要办重点学校,要出经验,要出人才,办一个有声有色、有名望的重点学校,只有教师自报公议担任教学任务,他们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显示自己的才华,即使累了,他们也不会怪人,只怪自己的本事不够。”

经过一天一夜的时间,17个教师中有15个自报担任教学任务。诸如丁文峰愿教高年级语文、自然,廖颜照愿担任少先队辅导员,胡柏轩愿担任四年级班主任教语文,蔡双文、刘奇愿公担任五年一贯制的语文、算术教学,贺耀宗愿但任体育、美术等。还有两个教师能教历史的不教历史,能教高年级算术的不教算术,好像故意要把学校为难似的。结果,我只好与教导主任商量分担任务:黄主任教一班高年级的算术,我教一班高年级年算术、两班历史。两周后,老师们看着我俩的工作太重了,于是,这两个原先不愿担任教学任务的老师便主动的对教导主任说:“这些算术、历史课由我们来教。当时,我们是想看看领导有没有勇气和能力登台表演。”

工作分好了,但怎样提高教学质量,是一个最难的问题。我明白要办好一个重点学校,必须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于是,我鞭策自己,采取以下六个方面的措施去调动、激发教师的积极性,把学校办好,创造新的教学经验。

一是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个学校领导,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强的毅力,忘我的工作精神,才能领导教师在教学中发挥积极性,迅速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学校。我校虽然环境不好,房间狭小,破旧不堪,但我总是愉快地工作,从不灰心气馁,因此鼓舞了教师们的工作热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责任感,个个满怀信心来教好学生,办好学校。

二是制门订精密的工作计划。我校制订的计划,不论学期计划、月计划、周计划,都是根据上级的要求,结合学校具体情况而制订的。提出的要求都是简单明确,具体易行。如在改进教学工作中,就只向老师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每节课必须充分备课,做好教案;二是掌握教学环节与原则,并按时批阅与检查学生作业;三是经常做好家访工作,产定期召开家长座谈会,做到深入群众,了解学生情况,进行全面教育。全校工作的计划加强,教师的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也就提高了。

三是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树立正确的领导思想。具体的说:第一是以身作则。我们要求教师注意政治学习,那么自己更应加强政治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正确地运用批评武器。我们要求教师搞好教学,那么自己更应精通业务。这样才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更加热爱。第二是团结同志。团结是搞好工作、办好学校的先决条件。校长接近教师应当全面,不要专和少数几个人在一快,或只喜欢进步的教师,不去团结和帮助后进的教师,这样,便不能把学校办好。同时,处理问题要大公无私,头脑冷静,周密考虑,对任何老师都是一样,不分彼此,更不能以自己的权位,作威作福,抹杀教师的意见。第三是培养教师。培养教师的方法是重点培养,全面教育和个别帮助。主要从政治上、工作上去培养教师。

四是高度信任教师。我是一个长期搞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在工作中对教师非常信任,大胆发动他们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每当教师提出举行各科座谈会时,我竭力赞成,并给予协助,还和他们研究如何做好座谈会的准备工作,这样就更鼓舞了他们的工作信心。我布置工作,总是先和大家商量、研究好,然后执行,所以工作能够顺利完成。教师的优点、创造性,我都抓住时机表扬。如丁文峰老师创制仪器三十多种,肖介涛、孙逊老师绘制了许多地理图片,并做了地球仪、拖拉机等等。

五是加强教学工作的检查。为了帮助教师们解决教学中的困难,改进教学,推广教学经验。我特别注意了下面几项工作:

①检查教师的教学工作计划与教案,使教师的缺点及时得到纠正,迅速提高教学质量,按时完成教学工作计划。

②通过听课,来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如听了刘奇老师五年一贯制的算术教学后,我感觉她所表现的教学态度,是急躁草率,不够耐心温和,同时教学中举例太多,所说故事太长,拉长了教学时间,也影响了教学效果。经过研究,她明确了改进的方向,后来她进步很快。历史教师邓先树老师,喜欢延长下课时间,经过研究,她认识到这是剥夺学生休息时间,妨害了学生身心健康,他很快改正了这一缺点,受到学生称赞。

③定期检查教学效果。检查教学工作是鼓舞大家前进,是提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发现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及时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检查,才能端正教师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的态度。

六是热爱教师,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不论是老师身体生病了,或者是家里发生了问题,我总是真心诚意的关心着,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如蔡老师住院治病,在八天当中,我看了他四次,这样给了他精神上的极大安慰,人病愈回校后心情轻松愉快,工作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

由于我们办学思想明确,始终以教学为中心开展学校工作。加之,教师团结,业务熟悉,教学认真,所以教学质量较高。1952年下学期毕业43人,考上隆回一中的就有39人,占91%1953年在全县评模会上,我全面介绍了经验,会上我被评为优秀校长,丁文峰被评为优秀教师。学校写的《五年一贯制的教学经验》,登在1953年上期的《新湖南报》上,我的《我在校长工作中的几点体会》一文,发表在19538月份,湖南教师》杂志上。湖南省教育厅布置我校总结教育教学和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我校写了三十二个方面的经验体会。这此经验,不仅推动了全县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而且为全省教育改革起到了良好作用。

总之,在隆回二小办重点改革的日子里,是甜蜜的、幸福的。在我的一生中,它时刻鞭策着我奋发图强,为隆回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刘桐柏,19263月生,隆回县桐木桥人。19498月参加工作。教过初中、高中和专科学校的语文,任过县重点小学校长。1953年被评为全县优秀校长。196112月从长沙地质学校调回隆回县教育局工作,在教育局的三十年中,一直管理全县各级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在此期间,还担任过邵阳地区特级教师评选组组长、邵阳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隆回县教育志》的责任编辑、《隆回县志》教育部分的起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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