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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年代 人物春秋

点击: 2509 作者: 编辑: 雷立 来源: 2009-01-23 23:23

 

人 物 春 秋

 

县官们的故事

龙崇卿

书记罢餐

 

19659月,中共隆回县委从县、区、公社、大队,抽调干部900余名,由县委书记吕尚志带队,前往城步县,参加邵阳地委统一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地区为总团,县为分团。隆回分团的点设在清溪大联大队。吕书记、范省卿同志和我,住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刘扬善家里。扬善少年丧父,时有40多岁的母亲,3个弟弟,1个妹妹,加上老婆,全家7口人,粮食不够吃,经济收入极少。我们3人住他家,特别是县委书记住在他家里,高兴之余,更多的是生活上的压力。尽管我们一再宣传工作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的政策,并且每餐注意少吃点饭,只吃蔬菜。但扬善母子总觉不安,每顿饭总要多煮一点,煮硬一点;菜除了蔬菜外,还要炒点肉或鸡鸭蛋。吕书记要我做扬善母子的工作。我反复讲吕书记很随便,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自己不搞特殊化,坚决反对别人搞特殊。吕书记和我的胃不太好,太硬的饭吃了伤胃,菜只要煮点蔬菜就行了,不要买肉炒蛋。不知是我的话说得不够清楚,还是他们没听懂,或许是将意思搞反了。第二天,饭煮得更硬了,还炒了肉、煮了蛋。吕书记一看,将扬善母子叫到桌前,严肃地说:“你们把我们当客人待,我们受不起,饭不吃了,老龙、小范,清理东西,搬到别家去。”扬善母子急了,忙说对不起,赶紧将肉和蛋拿走。这时,吕书记坐下来,和颜悦色地说:“这就对了,我们是一家人,你们平常吃什么,同样给我们吃什么,莫搞特殊嘛。”比此以后,餐餐蔬菜,十天半月才买点肉,吕书记也只吃一两小片,表示意思,其余留给他们自己吃。

 

 

     

 

19629月上旬,风和日丽,天高气爽。97日早饭后,我随县委书记刘长忠,去山界民族人民公社了解辣椒、生姜生产情况。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两年多的调整,政策放宽,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农村生机盎然,一派丰收景象。我俩步行来到民族公社四方井大队,只见满垅满坡的辣椒,又大又红;生姜地里间种白薯,绿里透青。身入辣椒地里,辣椒树与人差不多高。累累果实,将人拦住难以挪脚。刘书记越看越来劲,一会儿数单株个数,一会儿量辣椒可达300500斤。大队书记马道君冒出来说:“高的亩产可达600多斤。”马道君向刘书记汇报了全大队“三辣”生产情况后,领到他的试验田里看,不觉日已晌午。马道君说:“刘书记难得来,今天清真寺宰牛,到我家吃牛肉去。”我帮腔道:“回族人炒牛肉是一绝,难得吃一回。”刘书记高兴,就答应了。喝过茶后,道君就切牛肉,只见他牛肉横切,飞薄一片。切好后,将香油煎开,先将牛肉炒两滚,再放辣椒炒两滚,然后放上生姜、大蒜等调料,就炒就吃,既香又嫩。刘书记和我各吃两碗饭。饭后,刘书记要我交伙食钱,道君不肯收。刘书记说:“吃牛肉依了你,交钱要依我。按规定,每人每餐交粮票5两,钱两毛,今天吃牛肉,每人再加两毛。”道君不肯收。刘书记严肃地说:“如果你不收,下次扩干会上我就点名批评你。”道君无柰,只得如数收下。

 

 

     

 

1978年春,中共隆回县委号召全县各级领导干部,种好一丘试验田,办好一个样板点,带动整个面上的工作。县委书记张国斌说到做到,带领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在桃花坪和平大队搞点,在第五组公路边种了一丘试验田。张书记每次下乡或到上面开会回来,或在县城开会散会后,一有时间,就到试验田劳动。田在犁田。别看他是邵阳市人,可犁起田来,和平大队的老农个个佩服。他撑犁平稳、泥坯倾斜、犁路匀称。耙田泥烂如浆,田平如镜,不但耙得好,而且耙得快。田里要下底肥,一两百斤一担的土杂肥、猪牛粪,他担起就飞快往田里跑。和平大队的中青年农民,没几个敢同他比的。插秧、踩田,他样样在行。忙完试验田的活,又到别的田里去做。在张书记的带动下,社员出工的积极性更高了,少数懒出工、磨洋工的人也比以前勤快得多了。

张书记尊重科学,注意科学种田。他一有空,就深入田中查禾苗,看分蘖,观察病虫害情况,不懂的就请教农业技术人员,做到了科学管水,及时施肥和及时消灭病虫害。并将试验田里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措施,通过电话会,要求全县注意,使当年全县性的早稻稻瘟病和晚稻稻飞虱得到了及时控制,夺得了全县农业好收成。他的试验秒田,两季亩产1700多斤,实现了双跨农业发展纲要。

 

 

       

   

196910月,姜元腾同志从地委机关调来隆会工作,任县党的核心小组副县长,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搭好铺,看了隆会县有关资料后,就要下乡串户,实地了解情况。临行前,他对我说:“我下去走走,请你和办公室同志打个招呼:第一,我一个人下去,不要人随从;第二,不要先和区、社打招呼,我走到哪里算哪里;第三,没有急事,不要通知我回来。”说完,他身着旧卡机布衣服,交穿解放鞋,背个帆布袋子,坐班车下乡去了。他下去后,不先到区、社机关,而是直接到大队、生产队和农户家里,村里院外,田边地头,到处察看。碰到人就问些他想了解的情况。基层干部和农民,看到这个身材消瘦、上了岁数的干部,情况看得细,生产又在行,内心敬佩,不由得问:“同志您贵姓。”“我姓姜,美女姜,就叫我老姜好了。”“噢,怕是一个老转田埂的吧?”“不错不错,我一直在农村工作,只是隆回没工作过,这次刚调来。”基层干部和农民知道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农村干部,但不知他是什么官职,又不好当面问。只是觉得他待人平和,有什么话就对他说,吃饭的时候到了,看西瞧,干部不认识他,只问:“同志贵姓,您找谁?”他自我介绍后,即找区或公社领导了解情况。如此,从周旺、滩头、高坪、金石桥、直到小沙江,县里开会时,到处打电话才找到他。

 

龙崇卿,1932年正月生,隆回县三阁司乡人。19509月至19588月任小学教师、扫盲专干。19589月调县人委办公室。197711月至198011月任县委委员、常委、办公室主任。198012月至19844月至19903月,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4月至19926月,任县人大常委会特邀顾问。19927月退休。

 

 

 

王润民在三区

 

罗承虎

 

 

我与王润民同志相处是194911月至19556月。我是他亲自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那种和蔼可亲、严肃认真、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毕生难忘,其情其景现在仍然历历在目。

 

 

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

 

194911月,司门前解放了。王润民当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来司门前开展工作时,任三区政委。他来到司门前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岳飞庙召开各阶层群众大会,主要是动员地主交粮,交钱、交柴草,以支援进军广西和大西南的解放军部队。他穿一身淡黄色军装,年青威武,声音洪亮,话语清晰,他说“新中国已经诞生,全国将要全面解放,蒋介石王朝就要垮台,天下已经是人民的天下了!”我听得很出神,第一次认识了他,以后就主动帮助工作队搞征粮工作。

12月,他同区长毕兰序和李绍生同志去畲溪(今双龙村)发动群众,酝酿建立农会,废除保甲制度,宣传一切权利归农会。那时农村中还有少量土匪,加上土豪劣绅的威胁利诱,农民不敢讲话,大多数人有顾虑,少数人怕变天。为了宣传党的政策,王政委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体察民情。他住在农民阳树芳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一道到西山寨去挖土、砍柴,晚上召开各类小型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消除农民顾虑,发动农民起来推翻旧政权。在工作方法上,依靠积极分子,用串连的方法,逐步扩大队伍,一个月后,就在司门前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然后,他以农民协会为中心,着手培养了第一批积极分子,以欧阳树芳、阳细芳、龚月江、阳五莲等15人组成村农民协会,欧阳树芳为农会主席。由阳达美、阳泰尤和我组成村政府,我任村长。以后在全县建立县农民协会时选举27名农协委员,龚月江为副主席我担任县农会武装委员,阳五莲担任县农会妇女委员。

为了在全区扩大农会组织,一是在农会积极分子中选举工作积极、立场坚定、斗争性强、有一定能力的会员25人组成翻身团,加上资江公学的学生和地干班20余人共计45人,到面上去全面开展组建农会工作;二是培养民兵骨干20多人,由阳泰尤当民兵队长,配合区中队日夜站岗放哨,发给长枪18支,保卫区政府,维持社会治安;三是培养了一批国家干部,先后有15人进入区、乡、县领导班子,如魏先来、邹佰成、龚月江、阳荣保和我,都是王润民同志一手培养教育,帮助提高的,足见他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卓越超群。

在宣传教育上,他根据农民的特点,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引导农民诉苦、挖穷根。弄清什么是地主,什么是恶霸,谁压迫人民,谁剥削人民,谁养活谁的道理,以提高农民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为开展减租反霸斗争打下思想基础。

 

 

 

肃清土匪残余,开展减租反霸斗争,推动土地改革

 

 

农民发动起来了,矛头直指向封建残余势力,一些旧社会的残渣余孽,便起来反扑了。潜伏下来的土匪魏积芳,在地主恶霸的唆使下狗急跳墙搞破坏,大造谣言,宣扬农民协会不长久,威协农会委员。他趁人不备,将农会骨干家的鼎锅、油盐米偷走。王政委发觉后,亲自带领民兵擒拿这个土匪。时至今日,司门前镇还流传着他三擒土匪魏积芳的故事。

伪交警队分队长、三青团骨干李忠,解放后敌视人民政府,造谣惑众,捣乱破坏,逃到山上躲着,王润民亲自带领区干部和民兵在漆黑的夜里摸至石桥铺的苗竹山,将其拿获归案伏法了。

射入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开展反霸斗争,重点打击罪大恶极的国民党伪乡长、地霸刘执中。王润民在孔家坪召开全区五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发动30余人上台斗争,揭露刘霸田土、霸金山,成立抗金队,打死打伤工人,强奸民女的滔天罪行,10多名妇女上台进行血泪控诉。经过三天三夜的斗争,在一片讨伐声中,报上级批准,于1950630日将刘执行枪决,大快了民心。

195010月,王政委领导了司门前石杨桥村第一批土改。由于减租反霸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贫苦农民发动起来了,土地改革进行得非常顺利,封建残余势力顷刻瓦解,农民欢天喜地分到了田地和胜利果实,几千年的建剥削制度一朝覆亡,千年铁树开了花。为了保卫土改,支持农民的强烈要求,经过上级批准,将地主分子、族长邹光庭等三人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后,立即组织人民法庭,由王润民任审判长,当众进行审判,公布其罪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推动了土改运动。

 

心系贫困山区,领导瑶汉人民胜利渡过灾荒

 

小沙江是三区的一个片,与湘西达界。湘西1950年间正在剿匪,土匪常流窜过来抢劫,虎形山瑶族聚居地的地霸与土匪相勾结,常常闹事,向农会发难,威胁驻村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局势很不稳定。加上小沙江交通闭塞,条件很差,1950年风灾、虫灾,大片禾苗青风减产,田地荒芜,人民生活困苦,瑶族外出讨米逃荒者甚多。为了稳定局势,帮助农民渡过灾荒,195010月,王政委决定调我上山当片长,同刘述凡、刘国兴、曹才褚四人开展工作。我上山后,全面调查了解情况,着手治乱。1125日,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王政委带领通讯员孙长纪从土岭界步行上山,在路上滑倒了,又爬起来,头上身上眉毛都是雪花,他见到我,问寒问暖,非常亲切。当晚我们从虎形山走到香炉山庵堂,召集了几个人开会,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觉察到我们在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信心有点不足,便语重心长地说:“老罗,你要明白,组织上调你上来,是因为小沙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这里处在雪峰山区,又是瑶汉两族杂居地区,是我省防空防特重点,一旦敌人空降,你就是防空防特的指挥长,你必须发动干部民兵立即上山,在四小时内就地歼灭。这个任务很重,不能辜负党对你的期望!”接着我又汇报了区农会委员奉跑妹从三区开会回来,宣传区委决定,小沙江暂不搞土改,要开展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瑶族中一些人便钻空子捣乱,说不搞土改是包庇地主,要她的区农会委员当不成,吓得奉跑妹不愿干了。王政委便说:“我这次来,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是瑶族内部之间的矛盾,二是发动群众,救灾渡荒,这两项任务,非常重要,老罗,你不能下去,只有培养了本地干部,搞好土改,工作才能轻松!”以他说服鼓动,我安定了思想,下定了决心,接着在香炉山召开了虎形山乡代表会议,王政委在会上讲话,安排了工作。会后我们俩着手解决奉跑妹的问题,召开瑶族代表会,征求瑶族代表的意见,先背靠背提,再面对面讲,边提出问题,边作出解释。王政委给奉跑妹担了担子,肯定她贯彻区委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批评教育,化解了矛盾,统一思想,增强了团结。然后,我们访问了瑶族骨干农会主席奉锡先、奉道信、奉锡苏、刘绍粉等人,接着,我们又访问了肖家凼的瑶族骨干唐安景。唐住在路边的小茅棚里,三个小孩背着烂布衣,妻子只穿一条又薄又烂的裙子,蹲在灶边不敢出门,没有饭呷,就用山蕨粑拌饭豆招待了我们。在飞水洞,我们看到瑶族青年奉才以,父母双亡,带着八岁的弟弟奉才助,十岁的弟弟奉才卓,在冰天雪地里,赤身裸体,冻得发抖,无衣无粮,饥寒交迫。王政委看了很难过,立即和我商量,要下决心帮助瑶胞解决困难,当即决定将县城缴获的衣服被子和三区政府没收的部分物资,救济赤贫户,又给小沙江片安排种子1万斤,春荒粮5万斤,人民币1200元,用来救济灾民。并再三嘱咐:要帮助群众搞好生产,渡过灾荒,千万不要饿死人。回到县城后,又和县委其他领导商量,认为小沙江穷山恶水,条件太差,决定移民下山去司门前、金 潭、金石桥、背塘、黄金井、五罗等地,由他们自己选择,参加当地的分田分房。根据这个精神,1950年冬天,我们动员了96户、320人搬迁下山,参加当地土改。

为了发展山区教育事业,办好小沙江学校,1950年,王政委看到小沙江缺少教师,就从司门前、金石桥调任邹光湘、罗晚金、彭琼、魏梅兰、赵仲威等20余位教师上山教书。1950年至1951年,县里每年派医疗队上小沙江帮助瑶汉人民看病,搞巡回医疗,1952年又办起了联合诊所,逐渐解决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

王政委于1951年下半年完成第一批土改后,离开了司门前三区,调县委任宣传部长、县委常委。1953年升任中共隆回县委书记。虽然地位变了,但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平等待人、联系群众的好作风。每次回司门前检查指导工作,都是从县城步行100余华里赶到司门前。他言传身教,身体力仁作出表率。在领导我县第一批合作社时,他在鸟树下搞点,住在刘修来家,培养刘担任初级合社社长,1953年鸟树下初级社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刘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奖励一头大水牛。在十里山妇女积极分子阳旦姑家办合作社时,王润民还亲自带头背犁耕田,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

                                     (邹宗尧整理)

 

 

平民书记谭余保

王平山

 

1956年,原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谭余保来隆回搞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居住在现县委办公室二楼,一住就是半年。

谭书记来隆回,微服轻装,既没带车子,又没带警卫,也没带秘书。随同而来的,只有一个女护理员,这个护理员,身兼三职,既是医生,也是护士,又是服务员。

谭书记生活很朴素,每餐只二菜一汤,有时一菜一汤,生活费都由自己支付。谭书记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大,每天一斤虎骨酒,作三次喝完。偶尔吸一支大前门、哈德门香烟。

谭书记看文件很认真,省里寄来的,县里下发的,由县委办公室有关同志及时送到他手中,他都一一阅读。有的机密文件,阅后要由机要室及时收回,从他手中收回的文件,一般都有圈圈点点和长短线条。

县委开会,他有时参加,认真听取各区委书记和有关部门的汇报。当时各区的区委书记原则上是县委委员或县委候补委员,不是委员的列席参加。当时县委开会,都由我担任会议记录,我见他从不打乱他人的发言,会将结束,县委书记和关键问题上,简明扼要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从不长篇大论。

谭余保虽是一个大官,却无半点官架子,喜欢和青年干部打交道,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有时还和青年干部开心,问“你今年多大岁数?”“找对象了吗?”“结婚了吗?”“入党了吗?”。一天下午,谭书记来到县委院内的竹林边散步(即今县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楼处),我也在那里乘凉,谭老问我:“小王,你哪年入的党?”(因有某些方面的接触,他知道我姓王,也知道我是中共党员)我回答:221954年入了党。“你今年多少岁?”我回答:22岁。“结婚了吗?”我回答:“没有”。“有对象了吗?”我当时羞答答的,不想回答,但又不敢在首长面前说假话,只好说,正在谈。谭书记笑了。他对干部、职工的生活和身体健康都很关心,经常到食堂逛逛,看饭菜是否卫生、可口;到厕所看看,看是否有苍蝇、蚊子;到寝室走走,看是否有虱子、跳蚤。发现问题,及时提出直至批评。所以当时县委院内的环境卫生,是相当好的,体育运动也是非常活跃的。

1956年,原桃花坪乡所辖的洪塘、双井、白里、白竹、九龙、澄水、和平、横江、紫溪、铜盆江等十个村,均遭严重旱灾,从旧历五月中旬断雨,至十月中旬下雨,中间连续150多天滴雨未降。全乡2500多亩中稻,有收面积不足500亩,且产量很低,群众无米为炊。在这严重的旱灾面前,乡党支书记李绍生,率领乡政府一班人,层层开会动员,充分发动群众,响亮地提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秋粮丢了冬粮补”的口号。干部分片包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是个火车头,只要干部带头,群众绝不甘落后。一个轰轰烈烈的秋种高潮,迅速地在该乡开展起来了。除秋菜外,主要是扩种秋荞。其实,要播秋荞,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长期干旱,土地板结,锄头挖不进,他们就用斧头砍出缺口,然后再用锄头挖,日里大汗淋漓,夜里灯笼火把,干部和群众的双手都打出了血泡,仍然挖田不止。当时乡政府计划扩种秋荞2000亩,由于刀耕火种,翻地很难,结果全乡只完成1600多亩。

《湖南日报》来记者采访,历时三天,看到了这一感人的场面,回去后,以“人定胜天”为题,在《湖南日报》头版头条登载,充分赞扬了桃花坪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顽强精神。原县委宣传部刘琼林曾写诗一首,题为“秋夜满垅红”,颂扬了干群与旱魔作斗争的冲天干劲,后登载在某刊物上。

记得有一天上午,我正遵照谢翼书记的指示,起草一个旱灾情况通报,内容是,南面旱情严重,高级社也发挥了优越性。我正在围绕旱灾与高级化两大特点作文章。此时,谭书记来到县委办公室,对我说:“小王,我要到附近走走,看看旱情,由你带路。”我立即收好纸笔,随谭书记来到江塘、双井,只见大片大片的禾苗枯死,无水抗旱的地方,群众正在翻地秋种,只有洪塘村在李绍生亲自带领下,用24梯水车在现在人民医院和一中之间的资江河车水抗旱。每到一地,群众就向谭书记走来,他们都认为是县里的领导来了,满面愁容地诉说:“我们遭这样严重的旱灾,现口无粮,政府还要我们交公粮,皇粮国税,我们老百姓不敢不交,现在我们已经揭不开锅了,拿什么来交,请求县里领导给我们免交公粮。”此时,我插了一句:“我位领导不是县里的,是省里的领导。”群众听到是省里来的领导,精神为之一振,说:“省长来了更好,请省长关心我们的疾苦,免去我们的公粮。”(当时谭书记在省里的职务,在大众场合中不予公布,久而久之,群众才知道谭不是省长,而是省委副书记。)随即谭书记说:“你们受灾严重,可以派代表去县委反映,要求免交公粮,你们要生产自救,渡过难关。”大约过了两、三天,以双井党支部书记廖代金、洪塘党支部书记罗从升,紫溪党支部书记王乐甫为代表,后面还跟来了一些群众来县委反映灾情,要求免征公粮。县委副书记范青云出面接洽。范青云说:“你们遭这样严重的旱灾,我们早已知道,你们目前的困难,我们也很同情,你们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表示钦佩。你们要求免征公粮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可望解决。但光免征公粮,你们生活上的困难并未解除,我们考虑要在你们努力生产自救的前提下,还要适当给予支持。”代表和群众听到这里,好像吃了定心丸,愁眉顿时舒展。范青云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他的讲话,群众信得过,前后只个把小时,代表和群众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县委。

当时,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都很落后,用两只手与旱魔作斗争,谈何容易。尽管干群日里作,夜里干,仍然只收了稻谷6500余公斤,荞麦7200余公斤,群众仍处于无米之炊的境地。党和政府是关心人民疾苦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除免征公粮外,县里还先后给该乡返回统销粮25万多公斤,救济粮10万公斤,给严重困难户还发放了救济款,5000多公斤荞麦种子无偿供应,使群众渡过了难关。大灾面前,没有出现讨米、逃荒和饿死人的现象,群众无不高呼共产党万岁!洪塘村党支部副书记马文庭深有感触地说:“遭这样严重的灾害,干部和我们同甘共苦,公粮全部免交了,政府又给了统销粮、救济粮、救济款、种子不要钱。要是在国民党时代,谁来关心我们的死活,不知多少人离乡背井,讨米逃荒,饿死村头。事实证明,还是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谭书记好。”

 

王平山,19506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粮库保管员,生产干事,区统计员,区公所秘书,团区委书记,县委办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原桐木桥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社主任,县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秘书、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直至退休。

 

 

怀念吕尚志

陆文起

 

吕尚志同志逝世已11年了。作为他昔日的部属和战友,我很怀念他。

尚志于196312月调任中共隆回县委副书记,1965年任书记,来我县不久,就去邵阳、城步县搞社教,在我县实际工作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十分深刻。

尚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在县水电局。一次,他下乡检查农村工作,通知我与他同去察看水电工程,我来到县委机关时,他已在县委办公室等候了。一见到他,我就说:“吕书记,您好呀!”他说:“老陆,你怎么这样称呼我?”我直率地回答说:“下级对上级都叫官衔,否则,有些领导心里可能不高兴,认为不尊敬他。”他说:“请叫我老吕,不要称书记,你要是尊重,在名字后边加‘同志’两个字就行了。”

时过20年,到了19844月,我回京探亲,去北京农林科学院看望尚志。我们正聊天,办公室一女同志进门就叫“老吕,有人找您。”他即起身接待。此刻,我不由得想起20年前在隆回工作时他对我讲过的那番话,便问他:“您已是厅级干部了,怎么大家还称您老吕啊?”他说:“是呀,我们学院不管是院长、党委书记、处长、科长,一律以姓称老称小,你看这样叫多随和,多热呼,多亲近呀!”我由衷的赞叹道:“您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官气呀!”他笑了,笑得那样自然。

有次下乡,我跟他从县城起到屺石水库,察看了大坝枢纽工程,边问,边记,晚上还找工程领导和管理所职工进行座谈,一直忙到深夜过后。座谈会上,他首先听取了工程领导的汇报,然后,他既肯定了施工成绩、工程效益,也从理论到实际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办法,很有说服力,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叹服,都说:“您这样操劳,太辛苦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吕尚志提出结算伙食账,工程领导说:“按规定交,每餐12分,4两粮,陆局长代您交了。”尚志说:“我早算过了,每餐4两猪肉、半斤鲜鱼,加上油盐柴米等,每餐125分,合计375分。”管理所的领导坚决不收,并说:“猪、鱼都是水库管理体所养的。”他幽默地说:“不收不行,白吃不给钱,是会肚子痛的。”当即付了钱。

从屺石水库出发,途径大东山、苏河,来到了西洋坝水利工地,其间百余里,全是崎岖山路。太阳西斜时,工地上还是一派繁忙景象。我问他:“老吕,今天累了吗?”他说:“还好,我们到工地参加劳动,担石头去。”我表示赞同。劳动后,尚志又召开了指挥负责人会议,听了汇报,他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了要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

当晚县委办打来电话,要他去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第二天一早,县里派汽车来接。当时县委仅有一辆旧南京牌二吨半货车,驾驶室包括司机只能坐二人,而工地上不少干部、民工出想跟车去县城办事。显然,吕书记理所当然该坐驾驶室,可是他早已爬上了车厢,好多干部、民工,连请带拉要他下去坐驾驶室。他说:“驾驶室让老同志坐,我在车厢上跟大家站在一起聊聊,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还可以补上我们这回来去匆匆之不足呀!”

尚志走的太早了,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一生艰苦朴素,谦洁奉公,两袖清风。他的言行和情怀,无愧于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他早年给武冈、邵阳、隆回和地委农村部,晚年给北京农林科学院,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怀念尚志之英灵,完成未竟之事业,化怀念为力量,结同心兴中华,这就是他的部属和同事的共同心声。

 

 

姜元腾在隆回

 

 

姜元腾在隆回担任县革委核心小组副组长的时间不长,但他给隆回人民留下的人民公仆形象却非常深刻,尤其他那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不仅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全县干部群众的一个光辉典范。这类事迹甚多,仅录三则,以资存念。

 

屺石水库的“鱼贩子”

 

196910月间,姜元腾接到派往隆回担任中共隆回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军队抓总,实为县委书记)的通知后,就悄悄地离开地委机关,独自一人乘坐从邵阳至新化的班车,中途在新邵的巨口铺下了车,一路步行进入隆回地界。在隆回境内,他沿着三溪、滩头、双江桥、狮子石的这条小路,一路边看边行,边停边问。

第二天中午来到屺石水库。他想在这里把水库的情况做番调查,于是停下来走进水库办公楼。没见到一个干部,厨房里却热气腾腾,他向大师傅讨口开水喝。忙于中午职工打牙祭正在炒鸡烧鱼的大师傅头也未抬地说道:“开水没有,井水有的是,你自己到水缸里舀碗喝吧。”姜元腾一路走来,口干得冒烟。毫不犹豫地用竹勺子舀了一碗清水咕噜咕噜喝了个够,嘴巴一揩问道:“老师傅!你们水库的管理干部、书记、所长都到哪里去了?”

“都在楼上会议室里开会呗。”大师傅没子气回答。

“啊!请你帮忙喊一句,下来个书记或所长,我想找他们谈点事。”

“什么事!”

“想了解一下水库里的一些情况。”

“是水库里的鱼吗?”

“也是嘛。”

大师傅满以为这又是个鱼贩子。因为早几天已经来过两三起鱼贩子了,都是因为价格问题,生意未谈成。今天又来了你这位老夫子,看生意谈得拢么?于是,他上楼去告诉说:“刘书记,下面又来了个鱼贩子,要你们下来个领导谈一谈。”

“你告诉他,等我们开了会,吃完饭再说。”刘道生书记不耐烦地说。

姜元腾在办公室翻阅了一阵报纸后,上眼皮与下眼皮打起驾来了,就在那张藤椅上打盹,两个多小时后,水库管理所党支部书记刘道生开完会吃了饭,就来接待这位“鱼贩子”。

“你贵姓?从哪里来。”刘道生劈面就问。

“免贵,我姓姜,是美女姜的姜,昨天从邵阳来的。”姜元腾直言相告。

“你想买鱼?!”

“不,我不买鱼。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水库管理方面的一些情况。”

“呃!不买鱼,我们的水库管理要你了解干什么!”

“我想看看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和问题,以便研究和推广嘛。”

刘道生心想:一个鱼贩子怎么有这个兴趣来研究水库管理呢?分明是想来套取我们的经验,拿去自己应用。看来必须提高警惕,免得受骗上当咧。为了不被对方纠缠,他带着几分逐客令的口气说:“老姜,要谈买鱼就谈买鱼,其他情况我没时间向你介绍,我下午还要接着开会。”

“我是新来隆回县委工作的,想先在下面走走看看,今天就来到你们这里,有时间你就介绍几句,没空就不用讲了。这里的情况请你写个汇报材料寄来县委办公室也行。”姜元腾起身欲走。

刘道生一见对方这个口气,真象有点来头,也有三分胆寒,所以,强忍怒火未作答。对来人从新进行了一番审视:但见这个清瘦清瘦满面皱纹的老头,肩挎一个帆布小袋,手掖一把油纸雨伞,脚穿一双用废轮胎翻制的草鞋,左看右看,不仅不象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一般干部,更不象很有来头的县长、县委书记一类的领导干部,更何况又未见带秘书一类的陪同人员。于是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我没有见过你,不认识。你要汇报材料,等以后再说。”刘道生再一次下了逐客令,但还是留了一个尾巴。

姜元腾离开后,刘道生立即向县委组织部打电话问道:“最近,县里是否从哪里调来一个领导干部?”接电话的正是干部组组长王云山:“是的,地委组织部张峨山同志昨天来电话通知说:一个姓姜的叫姜元腾来隆回担任县委主要领导,听说介绍信已开出好几天了,但是还未见来隆回报到。”王云山停了停,又反问道:“道生同志,你讲的到你们水库的那个象‘鱼贩子’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呢?!”

刘道生再也回答不出来。只是“啊”的一声瘫倒在歪歪斜斜的沙发上。好一阵才回过神来,立即派几个人从后面追去,但,哪里还有个号称飞毛腿的姜元腾的影子。

王云山确认屺石水库出现的那位“鱼贩子”就是新来的姜书记后,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当时县委主管政工的县武装部副政委孟繁盛,,决定派人去荷香桥寻找、恭迎姜书记。

那晓得姜元腾离开屺石水库后,未直走荷香桥,而是绕道上了伏龙山到树竹公社去了,使派去迎接的人扑了个空。他横过桐木桥,抄马坪,过碧山,直抵苏家洞,一路走村串户,了解民情,与最基层的普通民众,谈论生产生活和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为日后指导全县工作搜集了不少的第一手资料。

他在木瓜山水库工地上停留了一天一夜,把这里正在建设的情况了解个透彻。然后又沿着沅江湾十里峡谷上了大水田,再折转司门前。

几天来,他从东向西走遍了大半个隆回,但来到司门前就没有“逃过”关卡,被区委书记邹今维同志一眼识出了庐山真面目。邹今维心急如火地告诉他说:“姜书记,县委到处打电话寻找你这个失踪了七、八天的县委书记。你老人家却偷偷摸摸在微服私访,也不给我们下面这些‘小诸侯’打个招呼,害得大家找得好苦啊!”停了停又紧张地说:“对!姜书记呀,据说地委通知要你昨天去邵阳开会的。看,你现在还在这里,赶快搭班车走吧,好用袋子在邵阳兜个大批评回来。”两位五十年初期在新化共事就相熟的老朋友会心地一笑,握手言别。

 

省直机关的“清洁工”

 

19713月,县里决定兴办一个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

当时,县财政非常困难,准备从三个方面来筹集资金:财政挤一点,申报省里划拨一点,发动全县干部捐献一点。姜元腾第一个带头把历年从牙缝里挤出来的1000元积蓄,拿出来资助氮肥厂的建设。同时又亲自深入到县属各单位组织动员干部群众自觉捐助。通过多次登门走访,县购销站站长蔡玉珍受到感动,表示把供销系统多年节余积存的一笔福利资金70余万元拿出来用于小氮肥厂建设事业。

就在全县人民为筹建小氮肥厂搞得热火朝天的关键时刻,传来了派往省城申报立项的同志们的不好消息:他们在省有关部门多次汇报请示,阻力重重,看来批准立项的希望遥遥无期。姜元腾听到这一消息,心急如火,寝食不宁。

同年六月间,姜书记带领范天和、阳勇等亲自前往省城长沙。他们一行来回于省计委、省经委、省化工厅等部门一次次地汇报请示,磨破了嘴皮,还是依然如故,落实无期。几家单位好象是统一口径似的,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后天还是后天,得到的总是一句:“等待研究”、“等待研究”。从来都是下级服从上级,他们只好耐着性子等下去,每天去几家机关走一趟,探听研究消息。

姜元腾心如火烧,实在无奈,也不想每天再去打嘴巴子官司了,干脆一个人天天蹲在省计委机关里坐探情报。但是独自一人不开口、不讲话,不做事,也憋得难受,于是,就帮助办公室清洗茶具,打扫卫生,客人来了就搬凳子、倒开水,有时摸着扫帚就扫地,摸着拖把就拖地板。办公室的哪些干部过意不去,对他说:“老人家,你不大不小出是个七品县官,这些杂事就不用你动手了,我们安排有勤杂工来干的。”

“哎,闲着没事,我动手身体还舒服些。”姜书记干得更欢,脸上堆满了笑容。

连续几天,省计委办公室新来的这个清洁工,象干部上班似的,每天准时上下班,干着洗茶具、倒开水、拖地板、扫地以及倒垃圾等勤杂工干的活。

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感动了上帝。这天,主管全省计划经济的省革委副主任、原副省长章伯森来到省计委。他一进办公室就看见一个老头满头大汗地在拖地板,顺便问道:“你们又新换了个清洁工。”

“不,他是隆回县委书记,带着一班子人,天天在这里吵着要批建一个氮肥厂。”省计委的干部回答说。

“那,你们的意见怎么样?”章副省长接着问道。

“全省各县要求批建氮肥厂的很多,很为难啊!”省计委主任接腔。

“只要符合条件,领导决心又大还是应该批一些吧。”章副省长直率地说。

才思敏捷的姜元腾耳听这番对话,认为机会难得,立马放下拖把走过去,面对章伯森大声说道:“章副省长呀!找你们这些巡抚大人好难找啊。”

“呃,你不是新化县委书记小姜嘛。”章伯森握手相迎。

“是,我正是姜元腾,现调隆回工作了。”姜元腾心想:还是早几年章副省长来新化视察工作时见过面,怕他健忘,忙不迭的自我介绍。

“啊,小姜,这次来干什么?”章副省长笑着问。

姜元腾见机行事,忙把隆回的地理位置、田土山水状况、为什么要兴建氮肥厂、具备那些建厂条件以及县委和全县人民的办厂决心,人情入理地讲了一通。见章副省长听得频频点头,他停了停又诚恳地补充道:“请求省里批准我们的建厂计划,我回去好向全县人民有个交待。”

“啊,不批准就不回去了,是吗?!”章副省长抿嘴说道。

“正是的”。姜元腾回得很干脆。

“啊,难怪你就揽到了当省计委办公室里的‘清洁工’这份美差了,是吗?”章副省长这么一说,引起了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

最后,章副省长和省计委主任以及办公室的同志一合计,就向姜元腾表态说:“好,小姜,看来你们县办厂的条件具备,群众要求迫切,领导决心也大,就这么批准吧。从省‘五小’改造资金中补助80万元,希望你们抓紧施工建设,尽快投产。”停了停又笑着补充道:“你这位县委书记拖地板拖得好,这个项目就算是对你的奖励吧。”

姜元腾一行带着“省里已批准建厂”的喜悦心情回到县里,很快一个“姜书记拖地板拖出个氮肥厂”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就在全县传开了。

 

铸造车间的“农大哥”

 

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小事。

1958年大跃进中兴建起来的隆回县机械厂,当时拥有400余人,后来,几经撤并关停,至1961年仅留下7个工人寄存电厂。1967年又恢复开办,在原7人的基础上发展到70余人。196910月间,我从县工业局长、隆回一中工宣队副队长(队长由武装部一位姓杨的科长挂名)的岗位上派往县机械厂主持工作。职工一下猛增到300余人,厂子兴旺,人人笑逐颜开。在这种形势下,决定建立党的组织,我担任党总支书记。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各级党组织正处于瘫痪阶段的情况下,全县工业企业第一个新建的党组织,已属于当时的一个新鲜事物了。因此,县委领导很重视,姜元腾同志还满口答应亲自来厂参加庆典。

成立大会安排在1969121日上午10时举行。滴滴嗒嗒的钟声挨近950分了,还不见姜书记光临,我在会场内外转来转去干着急。要厂里秘书打几次电话催请,县委办回答都说:“姜书记上午已经出了县委大院,但不知到哪个方向去了。”我只好哑子等聋子眼巴巴的望着传达室,企盼姜书记一下出现厂门口。

10点正,厂铃声声,集合开会的号令发出了,全厂职工闻声纷纷向会场涌来。加工车间主任张仲秋见还在会场门口象牛踩着根绳似的团团转,问道:“黄书记,还有什么没有准备好的?”我说:“不是的,就是县委姜书记答应来出席会议讲话的,咯时候了却还不见个影子。打电话问,县委办却说,他已出了县委大院,但不知到哪里去了。真是急死人啊!”

“呃,车间来了个象农民大哥的人,问这问那,好象口气不同凡响,莫不他就……”张仲秋还未说完,我抢过话头说:“他问些什么呢?”

“他除了把我们生产打谷机的工艺流程,生产成本,销售价格等,打烂沙罐问到底之外,还问你们厂里哪个当书记?哪个当厂长?他们怎么样?……”张仲秋正讲在兴头上,铸造车间主任罗平国又接腔说:“是,有这么个象农民伯伯的人,一上班就在我们车间里也转了一阵,还和我们蹲在一堆帮助清除打谷机铸件的毛刺哩。”

“他,现在那里!”我听他们这么一说,断定十之八九,这就是姜元腾书记。

“到锻工车间去了。”张仲秋说。

我立即跑去锻工车间,把姜书记迎进会场。

姜书记不仅宣读了县委关于成立机械厂党总支的决定和任命名单,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不断赢得了全厂职工的热烈掌声。

这天中午,为了表示庆祝,食堂杀了一头大肥猪,我把姜书记留下来,与民同乐一道参加会餐。

当时,食堂是由一个旧铸造车间改成的,一切简陋,地面凸凹不平,灰尘濛濛,既无餐桌,也无坐凳。八个人围一圈,中间摆一钵大肥肉,两碗蛋卷伴粉丝,两碗豆腐,两碗冬瓜和一大钵海带,加上每人面前一陶钵米烧酒。姜书记和职工们蹲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时为工人老大哥祝酒敬菜,使大家乐得心花怒放,喜气洋洋。全厂职工都说:“县委领导这么看得起我们工人老大哥,今后那怕再苦再累,都得把打谷机按时制造出来,不误农时地送到农民手里,让农民伯伯满意。”

(本文根据王云山、蔡玉珍同志提供资料整理 )

 

黄镇,汉族,1932111日生于湖南省隆回县沙子坪。1949年于桃花坪群贤不学高小毕业。194910月加入共青团,1953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但任乡文书,法警、审判员,区长、区委书记,县轻工、煤炭、交通、工业等局局长、县委工交部副部长,县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副县级干部等。19939月退休。现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县党史联络员、隆回县旅游发展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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