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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年代 世事沧桑

点击: 2897 作者: 编辑: 雷立 来源: 2009-01-23 23:43

世 事 沧 桑

 

笑谈人生哀与愁

 

 

我犯“右倾错误”已是四十二年前的事了。每当回忆起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总不免感觉有点啼笑皆非。现把它整理成文,对后世也许有所裨益。

 

君在何处能定位

 

19577月间,我正在县法院院长任内,被省高级法院指派去武汉“中南政法学院司法班”脱产学习一年。满以为深造归来,丰富了法律专业知识,可以更好地当好人民法官。可是,这年秋冬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在神州大地展开,整个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个个右派分子从各条战线各个单位揪了出来。我们县法院当时连炊事员、通讯员在内22人,也揪出6个右派分子。当然他们的“错误”、“罪行”,作为一院之长的我,许多事就与我有关,所以,我虽在千里之外的武汉,但县里还是三天两头催我写证明材料回来。

我们在学习期间,运动初期,学校也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记得有个晚上,我一个人就写了过100条意见的大字报,但都是些诸如“公路两旁要植树绿化呀!”;“公共场所要注意卫生呀!”;“重视干部教育呀!”等等。这都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善意意见,对党的领导和政权建设一类的大是大非问题,根本没有触及(这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当时我正青云直上,切顺利,提不出什么相反意见)。我写的一篇《巡回人民法庭必须在区乡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文章,还发表在当时的中央《司法工作通讯》杂志上。所以,尽管那次我们邵阳地区派去学习的有四位同志,尽管那次我们邵阳县的谢云屏、中院的彭英俊两位作为右派分子被揪回批斗。我与湘乡的周茂淑虽然仍留校学习,但也吓得够呛,生怕有一天也被抓回批斗。这可能因为我俩:一是鸣放未走火;二是平时右倾言论未上等级;三是根正苗红底子硬,才避免了这场厄运。

19588月,我学习期满结业回县。自知重回政法部门已成泡影,所以,早有一种任凭组织上另行派遣的思想准备。但君在何处能定位?也是组织上的道难题:因为,当时法院院长的头衔还挂在我的脑壳上(直至1960年底),但又不能去履职,而且此君还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又听安排,好使用。于是就出现了不断的换岗,频繁的变动。自19588月至19593月的半年时间里就调换过六个岗位。

第一站通知去高坪接任乡党委书记,尚未就职,仅在富源搞了半个月双抢,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全国建立人民公社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出台了。这个精神很快传达到基层,工业要上马,县委立即通知我回县担任第一任县轻工业局长,用了半个月时间,刚好把股室班子配齐;大炼钢铁的号角又在全国吹响,“小”、“土”、“群”的炼铁运动在我县也掀起一个高潮,横板桥铁厂应运而生,从全县一下子调集一万多民工涌进这个山窝窝里,真是人山人海,混做一团。县委马上调派我去担任铁厂书记,收拾这副乱摊子。一个月后,眼见炼铁需要煤,无煤炉子不冒烟,钢铁出为来,县委立即决定成立煤炭局,专抓煤炭生产。一声令下,我又首当其冲,从铁厂调来充当第一任县煤炭局长,在这个任上,名义上是个苦差使,实际上在这里还行了个不小的好运。刚刚把局里的架子打好,就去参加全国“五小”工业展览会,第一次上了北京,还幸运地游览了北京的各处名胜,安安然然休整了半个多月。回来又改任县机械工业局长,不久,又第五次变动,调任县委工交部副部长,分管思想政治、组织人事。

1959年初,地委决定把原由行署开办的六都寨造纸厂下放由县主办。地、县领导考虑到厂子原系地管企业一下子转为县办,职工一时转不过弯来,会引起思想波动,必须选派一名思想素质好,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去出任纸厂的主要领导。选来选去又选到了我的头上,于是,我欣然受命前往六都寨出任隆回纸厂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县委书记、县长等一班常委领导们还在县招待所专门为我设宴饯行。这已是半年来的第六次变动,才算正式定了位。

 

           

 

隆回纸厂是当时全县唯一一家机械化工业企业,我经过半年多的折腾,现在能在这里工作,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在这里起码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把这个隆回财政收入的支柱企业搞好,也算是对隆回人民的番贡献。于是,下车伊始,就组织全厂职工,集中各方面力量,把全部设备组装完毕,确保了“六月一日开车投产”。紧接着组织了发展生产,提高质量的战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生产发展了,质量上去了,厂子很快成为邵阳地区一家盈利多,贡献大,举足轻重,颇有名气的企业了。

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山雨欲来风满楼”,我这个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人,终于被无情的扣上一顶“右倾帽子”。

19598月,庐山会议原是纠“左”的会议内容,突然转变为反右,把“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揪了出来。之股风很快在全国刮起来,各地有右倾言行的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一次严重的冲击。九月下旬,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把时任县委书记车光仁、副书记范青云、县委候补委员、七江公社党委书记王富启同志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名,第一批揪出来批斗;时任石门铁厂党委书记的康兴球作为工交系统的右倾代表,亦被批斗了一场。我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当事人之一,虽然庆幸自己躲过了这一关,但总得当天批判他们的那些右倾言论与自己平常的言谈,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总是忧心忡忡担心自己哪一天也会惹火烧身。

几个月后,“反右”运动已近尾声,年关在即,人们都沉浸在备办年货的喜气洋洋之中。一天中午,厂人事股长温桂林同志来到我的卧室兼办公室对我说:“黄书记,刚才接到县公安局通知:凡配带枪支的同志都要把抢支交公安局去重新编号,以便更换持枪证。”我即把随身的左轮递交老温,也敏感地意识到,风雨已经来临,可能是借故收缴我的枪支了。正如所料,第二天就由县委工交部副部长石湘来厂传达县委决定,宣布我犯下“严重右倾错识”,停职反省,接受审查。

这样,我每天只好蹲在房间里写检查交待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有时实在写闷了就走到车间里去参加劳动,与工人群众谈谈心。当时,正好地委下放一个大干部到厂里来当副厂长,就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钟叶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叶苓。我俩犯的是同类错误,又都是无职无权的闲人,同病相连,最容易“臭味相投”,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我们很喜欢在车间里跟天光班,这倒不是为了每次可领两角钱的天光班补助,而是夜深人静,无人干扰,便于谈古论今,聊天度日。记得我把县城效区横江亭的“树影横江,鱼戏枝头鸟踏浪”的一边石刻上联绝句要他续对,两人琢磨来琢磨去,反反复复,多少个长夜熬过了,总没有一个满意的下联。就因为我们有这一段渊源,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中叶反党集团的黑爪牙黄镇揪出来斗垮斗臭!”的横幅标语,贴满了半个县城。本来地委书记钟石我就不曾相识,过去我与叶苓也无来往,但把大横幅这么一张贴,反而把我的身份提高了几个档次。

后来,在纸厂股室中层干部会议上,对我的右倾错误进行过一次专门的揭发批判。但因我的右倾言行都发生在鼓动发展生产,关心职工生活上,因此,就很难达到斗垮斗臭,肃清流毒的目的,只好决定把我送县查处。

由厂人事专干王建业同志护送来到县委大院,他陪我同住一间房子,帮助我继续反省交待,等候批斗。两人对坐无聊,有一天,我耐着性子说道:“老王,我上街去新华书店买本书来看看。”他一时语塞没有作答。我知道他有难处,因为,他是组织上派来专门看管我的,见我突然提出离房外出的要求,一时不知如何答复为好。于是,我为解开这尴尬局面笑着说:“老王,其实你看不看没关系,我一不会逃跑;二不会寻短见自杀,无非想买本书看看,解解闷,消消愁,或许看看书对提高觉悟,认识错误还有帮助哩。”后来,他可能向组织上作了江报请示,下午就同意我上街买书。在七天的反省期间,我扎扎实实翻读了一部《红楼梦》,贾公子、林小姐、金陵十二钗栩栩如生的形象,帮助我消磨了这段愁闷的日子。

反省的最后一天,在县邮电局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由属各局头头,并特邀县法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参加的批判会。会议指令我首先检查交待,与会者针对我的态度,围绕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在法院期间的“重罪轻判别”、“有罪不判”等右倾言行热烈发言。我很理解与会者的心情,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如不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对我进行一番批斗,说不定惹火烧身,自己会戴上同情右倾分子的帽子。所以,他们只好采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几顶大帽子,帽子底下无人,或列举一些不关痛痒、啼笑皆非的事实进行批判。如有人揭我的老底,就这样批判说道:“黄镇这个人,我很了解,小时候就很调皮,浑号叫黑皮雷公,难怪现在还惹祸不怕天大,连党的三面红旗也公然敢反起来了。真是罪该万死!”与我私交甚厚、聪明的张合寿同志就这样撕破喉咙批判说:“你黄镇今天会下象棋,还是我亲手教出来,我有时让你几只棋,你赢个一盘两盘,就趾高气扬,屁股翘到天上,还说比我还强的。这明显是口夸大言,骄傲自满。这种思想如不斗垮斗臭,就会影响我们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批判宏论把大家说得忍俊不禁。

批来批去,我所犯的“右倾错误”,集中还是这样五条;

一是破坏大跃进。19588月,我从武汉归来,在县委大院等待另行安排工作期间,一天下午晚餐后,县委第一书记王惠庭同志对我说:“老黄,没事,到外面散步去。”我欣然同去,来到城边大井眼坑上一丘田坎上,王书记说:“老黄,这是我们县委机关的试验田,你看每亩可收多少?”我瞪着眼睛看了看禾苗已抽穗抬头的长势,又联想到当时报纸上已开始出现亩产几万斤的高产卫星的报导,于是鼓起勇气说道:“这丘田的肥料可能放多了一点,禾苗有点发毛,谷粒也不太壮,每亩可能只会收六七千斤样子。要不,可收一万多斤的。”王书记笑了笑说:“嗯,我们估立为每亩三万斤以上。”我吐了一下舌头,不再做声了。

195810月份的一天,我陪同县委抓工业的书记谢翼同志,去云丰煤矿验收头天放了一个日产三万吨的大卫星。我看后说:“这哪有三万吨呢?!最多有三、五千吨就不错了,若把这些油土统统加起来过秤,怕还差不多。”这就是我破坏大跃进的右倾言论。

二是反对人民公社、拆散公共食堂。纸厂职工食堂的炊事员和管理干部常向我反映:“厂内一家属(主要指来自上海、邵阳的职工,当时本地职工还无人随带家属),平时在家开伙,每当食堂打牙祭,办好菜时,就都哄到食堂来把好菜买去了,使有些职工吃不到好菜。”我听了很气愤,在一次职工大会上明确宣布:“凡在厂家属已单独开伙的,从现在开始一律不准进食堂就餐。”这就是又一条反对人民公社拆散公共食堂的罪证。

三是反对政治挂帅,鼓吹物资刺激。我曾在当时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为厂内制订过月度、季度、年度以及单项的奖励办法,起到了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的作用。特别在为实现“六一”如期开车投产的活动中,还采取过一些临时激励的措施。一天晚上,我在车间现场指挥装铜网时,发现铜网短套不上去,套来套去把职工累得筋疲力尽,开始泄气打退堂鼓了。眼看这项任务完不成,整个开车就会延期。于是我大声说道:“同志们,振作精神加油干,只要想出办法今晚把铜网套上去,我要食堂马上杀头猪,保证明早每人吃顿饱肉。”这声号令,立竿见影,一个个精神抖擞,动作上劲,硬是如期完成了套网任务。但是,在我的“右倾错误”册上又增添了一条。

四是同情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个年代里,谁犯了错误,尤其是属于敌我矛盾的路线错误,更是不能相认相往的,哪怕是夫妻、父子、兄弟之间,也必须划清界线,分清敌我。1959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已被揪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富启从交通旅社那边出来,我从如今的新华书店横过桃洪中路,两人在路中相遇。我俩是久交的好友,见面自然要问长问短,寒喧几句,被人发现了。两个多月后,当把我这个漏网的右倾分子揪出来时,揭批中,当然就把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勾勾搭搭也挂上一条。

五是一贯骄傲自满,攻击污蔑领导。这一条与我的生活作风从来不加检点,讲话不加留意有关。我与石湘同志本来都是县委工交部同排同座的副部长,但我调纸厂后,虽然级别相同,但工作关系他已是顶头上司了,而我却未存任何戒备,仍象往常一样讲话随便,行动自如。有一次我在与厂里的中层干部聊天说:“石部长太无本事了,老婆生小孩坐月子连一只鸡都未吃到,太可怜了。我老婆生小孩,我就调法搞了三只鸡婆给她吃了。”就这么一句玩笑,也被列为反对领导的一条罪状。

 

           

 

在接受高质量的批判后,又回到纸厂等待处分。不久被告知:“犯严重右倾错误,免予处分”的结论,同时递给一张去周旺公社担任副社长(不参与公社党委)的调令。作为一名县委工交部副部长兼隆回纸厂党总支书记,去一个公社当副社长、连党委都不能参加,很明显是一种降职的处分。但我半句怨言也没有,就愉快地走马上任。

离厂那天比较凄凉,没有惊动厂内任何人,连住在六都寨街上的家属也未告诉一声(怕她们难过),刚出生半岁的小男孩也未看一眼,就独自挑上全部家当:一床被子、一只木箱、一个脸盆、几本书,悄悄地到了车站。在跨步上车时,厂办公室副主任王云沛和化验员郑茂华两人匆匆赶来送行。相见无言情自重,我深怕他们惹祸背一个与“右倾分子”划不清界线的黑锅,立即挥手告别,示意他们赶快回厂去上班。

来到周旺公社向正在分水坳蹲点的公社书记文质彬同志报到,听候发配。此时此刻,我俩可能同时会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一个多月前,我们都参加了县委扩干会,在会上全县树了两面跃进中的红旗:一是工业方面的纸厂;一是农业方面的周旺公社。我与文质彬同志分别代表这两个单位,雄赳赳、气昂昂走上主席台,从县委书记手上接过红旗。曾几何时,农业红旗的举旗人文某现在红得更亮,仍然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而工业这面红旗的举旗人黄某如今却一派狼籍,竟落到如此地步。这种差异的悬殊,不能不令人心酸,只是各人心照不宣,相对无语而已。所以,仰卧床头的文书记只简单交待一句:“老黄,你来了很好,就到雨山片去工作嘛。”我步行来到雨山,已是夜幕降临,目难择路了,好不容易找到片里的秘书文本富同志。他正架着二郎腿、手把酒壶吹牛角,见到我这个不速之客,漫不经心地说:“客官,你从那里来,到此有何公干?”

我马上回答说:“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是县委介绍来周旺公社,文书记安排我到这里来工作的。”一边讲一边痴痴地看着他那把酒壶,说真话,肚子不仅有点饿,更重要的是想喝几口酒,解解馋。

“哦,贵姓大名?”

“免贵,我叫黄镇。”

“啊!叫黄镇!莫非就是当过法院院长的黄镇!”

“正是本人。”

“啊唷,黄院长,失敬,失敬。”只见他一跃而起,一面让坐一面拿杯递筷,口里还不停地说:“莫急,莫急,喝杯酒再说。”

爱喝酒的人,从来是不讲客气的,三杯酒落肚,一下就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我们很快交上了朋友,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

一个多月后,我回公社分管社队企业。这时,还有几位出犯过“右倾错误”的干部如罗发荣、刘衍金等同志出都分来协助抓社队企业。我们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决心一颗红心跟党走,戴罪立功,将功补过,立誓把周旺的社队企业搞上去,抓出出色的成果来,以取得党和人民的信任。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周旺的社队企业就跃居全县前列。县里还决定由我代表全县赴长沙出席全省社队企业经验交流会议。

这一时期,不仅工作上得心应手,生活上、思想上也过得舒畅惬意,真是无官一身轻,潇洒度平生。当时,周旺公社共办了三家煤矿,一家铁厂,还有马车队,养猪场,养鸡场等10多家企业,每家企业在一个月内,总要打次把牙祭吃餐肉,或煎几个油渣粑改善一下生活。由于我的人缘关系还算过得去,也很受他们的敬重,所以,每当他们改善生活时,总没忘记给我打个份子,留一份送我尝尝。尤其以后来,场里经常死猪、死马、死鸡鸭,有时深更半夜场里还派人来喊我这个黄副社长去饱吃一顿死肉。所以,尽管在过苦日子的艰难岁月里,许多干部肿脚涨肚患肝炎,我却没有沾边。因为,肚子里总有点油水,热能还是够用的。这就是我犯“右倾错误”的所谓祸兮福所倚吧。

1962222日,经中共邵阳地委批准,撤销黄镇同志原定“严重右倾错误”的结论,恢复名誉。这一决定在全县扩大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以后,我才结束了这一段动荡的生活岁月,又走向正常的人生历程。

 

党的恩情不能忘

范再球

 

1925910日,我出生在隆回县石门乡新进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我还未满周岁,父亲就病故了,家庭重负全落在母亲肩上。当时家里五口人,因家庭生活困难,两个姐姐很小就出嫁了,只剩下母亲、哥哥和我三人相依为命,家里生活来源主要靠母亲给地主洗衣、纺棉花、织土布。因生活所迫,八岁时,我便和哥哥到离家十余里外的荷香桥街上卖煤炭。由于我年纪小、个子矮,每次去卖煤时,哥哥总挑着担子在前面走,我只能用篮子装着几块煤炭在后面紧跟。如果碰上下雪天,煤就格外好卖。没有雨鞋,我俩只好穿着草鞋,在雪地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煤炭卖完了双脚却肿得像两个馒头。

十二岁时,我就帮地主范理生家放牛,每天在看三头牛,砍三担柴,如果没完成任务,地主不但不给饭吃,而且还动手打人。母亲见此情况非常心疼,不到半年便把我接回去了。

我十三岁时,哥哥在新宁县白沙给老板晒纸,便把我带去当学徒。刚去时是烧火、打杂。有一天,我一个人上山砍竹子,一失手斧头将我的左脚趾砍了大半边,因没有钱买药治疗,伤口感染肿得很大,不能做事,老板没有支付一分钱就把我辞退了。我只好拄着拐杖往家里走,百来里路,走了整整四天。母亲见我的脚肿得这么大,人又骨瘦如柴, 抱着我大哭一场。从此,母亲再也不许我去外地打工了。于是我便在家重操旧业——卖煤炭,有时给地主打零工谋生计,直至1949年解放。

194910月,南下干部进驻隆回。1020日左右,南下干部任海、黄广恩两位同志来到我家扎根。我开始误以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兵来抓壮丁的,便赶快从后门走向红薯地里挖红薯。见他们随后追来,我又吓得躲进山里。他们看见我丢下的锄头,就脱下衣服帮我挖红薯,边挖边喊:“老乡,不要怕,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南下干部,是为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喊了很久,我才伴信伴疑地接近他们。这时,他俩一边帮我挖红薯一边给我讲革命道理。挖了一大担红薯后,任海同志挑着红薯送回我家。放下红薯后他又马上去挑水,黄广恩烧炎蒸红薯,还炒了些酸菜。吃了饭后黄广恩回点上去了,任海同志没有走,我很着急,生怕他在我家睡。天黑时,我说:“我家里没有你睡的地方。”他指着灶边窝堂说:“在这里睡就行”,我被感动了,便邀他同我睡。他在我家一连住了四天,我俩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向我了解当地地主恶霸土匪的情况。一开始我很害怕,不敢讲,他苦口婆心地开导我说:“恶霸、地主他们为什么富?你给地主放牛、砍柴还不给饭吃,到底是谁养活谁?”听到这番话,我醒悟了,便向他反映了我地最大的恶霸地主陈金海的情况。几天后,任海同志要我陪同他去找陈金海的长工——陈槐元。我们找到了陈槐元,他更害怕,我们做了他几天的思想工作,他也觉悟了,最后他陪同我们一起去捉陈金海。怎么捉呢?他家有很高的围墙,雇有土匪为他保镖,还养有几条大恶狗,十分凶险。任海同志吩咐:陈槐元从前面进,我们三人从陈家仓库后面柱子爬到楼上去,再从楼上潜进去。进去后,陈槐元告诉我们陈金海所住的房间,我们发现他房里有灯,就立即冲进去,任海同志用枪抵住陈金海,并大声喊:“缴枪不杀!”几个土匪马上把枪放下,就这样活捉了恶霸陈金海。

不久,解放军大部队西进,只留下少数解放军合地方干部继续征粮、剿匪。这时,土匪勾结地主恶霸又猖獗起来了,他们疯狂地进行反攻报复,见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就杀。土匪对我也恨之入骨,土匪头子胡端生(中队长)有两次在我外出侦察的必经之路埋伏,想伺机谋杀我。第二次他们在荫远停茶子山地段埋伏七支手枪狙击,幸亏范伏保和他嫂妇冒着全家被杀的生命危险及时级我通风报信,并在民兵胡登轩的护送下,改道返回部队驻地,才使我又一次在土匪枪口下逃生。我不但没有被土匪杀害,反而带领部队把土匪一网打尽。

从那以后,我就不害怕了,跟着南下干部不分昼夜出生入死地剿匪、反霸。危急关头,我总是勇往直前。我们还开展征粮、减租、减息的土地革命运动。但在剿匪运动中地训班干部胡焕庭在一次深夜回家时,被土匪捉住,拖到山里杀害了,并把尸体砍成四段塞进沙子坪的一个小煤洞里。此事过去不久,大塘铺和大桥郑家土匪一次杀了九个农民积极分子。面对这种情况,我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只有跟共产党走,与南下干部生死与共,才是我唯一的出路。尽管我家离我工作的地点只有三里路,但为了遵守革命纪律,我不能回家探望母亲。急得母亲天天在家里哭。194911月底组织上正式批准我入伍,1951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隆回县任曾家坳乡乡长,荷香桥区公安助理,县公安局治安股长,八区区委书记,公安局第一副局长,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周旺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副县长,邵阳地区茶铺茶场党委书记兼场长,邵阳地区(邵阳市)农业副局长(正处级)。

194911月参加革命到19929月退休。40多年来,党对我不断教育和培养。1952年组织安排我去省党校学习三个月。1957年到1959年,我带职带薪去省文化干部学校读书三年,这使得我无论在政治觉悟、思想素质、还是文化水平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我为党为人民做了些好事、实事。在隆回工作期间,任屺石水库配套干渠指挥长,修干渠80多里,解决了石门、曾家坳、南松公社及桃花坪5万余亩旱田的灌溉面积,指挥部被评为省先进单位,我个人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1965年我负责修建西洋坝工程,坝高157米,国家投资30万元,共移动土石方13万立方米,用工65万元,从1965年至1967年完成总干渠286公里、支渠1650公里,可灌溉农田21万亩。在修建西洋坝干渠时,缺少雷管、炸药,我和老干部韩焕庭及青年干部肖体和组织攻关小组,凭借韩焕庭保存的《手榴弹制造原理》资料,借用社员一个石磨,一口大锅和一个磨药槽,在王宜捷同志的帮助下,经过400余次的试验,将炸药雷管试制成功,并建起了工程炸药厂。为此,1965年冬季工程指挥部再次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我出席了省先代会。

为了扩大西洋坝的灌溉面积,1971年至1982年在上游四公里处,建成木瓜山中型水库,库水由西洋坝的总干渠分送灌田,西洋坝成为木瓜山水库配套工程。

在邵阳地区茶铺茶场任党委书记兼场长十年间,我带领全场职工开荒2200亩,修建茶叶加工车间两栋,年产干茶5500担,产值100多万元,修建大礼堂一座、办公楼一栋、仓库一栋,并修了两所学校职工宿舍20栋,共计4万多平方米。1973年茶场扭亏为盈,改变了落后面貌。1977年《湖南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茶场的先进事迹,茶铺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我再一次出席了省先代会。

我为党为人民做了一点点实事,党却给了我很大的荣誉。特别是1961年,我参加了全省“五级干部”会议,部分代表在省军区礼堂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和陈毅同志,并聆听了陈毅同志的报告。我是其中一个,这使我终生难忘。1982年我出席了“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万里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我感到非常荣幸。

在党的培养下,我由一个出身贫苦的放牛娃,成长为一个正处级干部,我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我,家庭和睦,儿孙满堂,生活幸福美满。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党的恩情我永不忘。

 

范再球,1925919日出生,隆回县石门乡新进村人。

194910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区乡和县公安局、县农村部工作。1964年至1969年元月任邵阳地区茶铺场党委书记兼场长。19802月至1988年任邵阳地区(邵阳市)农业局副局长。1989年落实正处级干部。1991年退休。

 

 

永远跟党走

范天和

 

1957年秋至1960年春,我在隆回县任检察长期间,承蒙党的关怀,进入邵阳地区干部文化学校带薪读书。这是我少年时的迫切愿望,现在如愿以偿,那种高兴、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入校之后,我如饥渴,手不释卷,夜以继日,愤发努力,认真完成正常功课,业余时间博览群书。每每读到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时,心情激动难以平静。文中说:中国历代农民过着贫穷和奴隶式的生活,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任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权力的。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欠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日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从集,如牛负重。每读至此,我总是热泪滚滚,遭受的辛酸苦辣,历历在目。于是就决意写我的家史,用以鞭策自己,坚定革命意志,并以此教育后代,不忘昔日苦,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9304月我出生在荷香桥镇托杏村(现五四村)岩石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有祖父、父母、兄弟姐妹九口。我五岁就放牛、扯猪草、拣柴禾。自家不足三亩田,且是十年九不收的天水田,全家生活来源,主要靠租种财主们的十几亩田。由于父母勤耕苦做,尤其母治家有方,全家勉强能够维持温饱。我八岁开蒙读书,但好景不长,才读了两年,1939年刚过完春节,母亲突然病倒,经多方求医,诊治无效,于19402月初4日凌晨离别了亲人,丢下四个年幼的子女去世了。合家长幼悲痛欲绝。那时我才九岁,哥哥十二岁,弟弟仅三岁,妹妹不足周岁。见此惨景,邻里、亲友无不为之伤感。地主见此情状,怕收不回租谷,把佃田抽走。父亲只好到财主家去做长工,每月领一担稻谷回家养活儿女,十二岁的长兄就担负起全家的家务。家里见我读书刻苦,本来家境非常困苦,父亲还是让我继续上学读书,不过上的是私塾,不是正规小学。私塾办在自家楼上,实际上是半农半读,下午要放牛,还要照管弟妹,读到1942提春天,因家里实在生活难熬,一天两餐杂粮还时断时续,父亲就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崽呀,你也十二岁了,跟着我过这种日子,你的书出读不成了,准备给你找条门路,能有个吃饭的地方,行吗?”“只要有饭吃,当然比饿肚子好啊!”我同情父亲的难处,就答应了。通过一位亲戚的关系,介绍我到武冈(洞口)高沙去学织布。我本来舍不得离开父亲和兄弟,但一想,出外学手艺,一为父亲减轻一份负担,二为自己找到生活出路,又为日后长大成人有门手艺在身,心里也就坦然了。

59日,我姑父的姑父曾老头,在高沙找到一家叫曾华玉的,答应我去投师学徒。曾老头说,必须写个投师字,父亲去找来一位专为别人写文契、条约之类的老先生,写了投师字。这投师字实际上就是三年时间的卖身契,内容无非是:立投师字人某某,今因家下贫困,自愿投到某某门下学习织布为业,言定三年,只管吃住,别无待遇,倘有伤风头痛发生意外,各安天命,不与师傅相干。如有打骂逃走,半途而废,必须赔偿伙食。……510日清早,我由曾老头带领,辞别亲人,徒步去高沙,次日中午到达,在曾老头女婿王海清家吃过中饭,王老板就拿着投师字带领我去十字街曾华玉老板家上工。这曾华玉老板四十开外年纪,妻子杨氏,有个儿子比我小一岁,雇请了一位来自宝庆的王师傅。老板见我个子矮小,不太高兴,就开导说:“范伢子,你进了我的门,不能光吃饭。”听了这话,我感到全无半点温情,很不是滋味。“你的任务先学打筒打扣子,挑水、扫地、劈柴、煮饭,这些家务全是你的,有时还到乡下去拣柴禾。”我一一牢记在心,不敢有丝毫怠慢。从此我就天天干这些活。老板两口子待我十分刻薄,五荒六月日长夜短,夜里打纱做到半夜才准睡,日里吃两餐饭,有时中午只喝稀饭,一到深夜饥肠咕咕,饿得荒。我想,若是有娘在不仅饭可以吃饱,还能上学读书,那该多好啊。今天我离乡背井,举目无亲,时刻思念亲人。越想越酸,上了床,蒙在被里,眼泪双流,又不敢哭出声。天一亮必须比老板先起床,如果起床晚一点点,又要挨棍子、板子。他们对我稍不顺意动手就打,开口就骂,有时一天竟被打过四、五次。两个余月时间,我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老板不把我当人看。我度日如年,这种非人的鬼日子真难再熬下去。干到720日,正好70天。我心想还是留着这把小骨头,逃回家去。不管老板找上门来,如何处置,我出顾不得那么多了,横下一条心,三十六计走为上。720日中午喝了稀饭,我不露声色,照常干活,夜晚打纱到深夜,爬到床上坐着等待鸡叫三遍。我把两件罩衣服,一双鞋用洗澡布包好。天还没大亮,就悄悄出了鬼门关,手提那个不足两斤的行李包,头戴棕斗笠,朝着回家的方向飞跑。一口气走出三十多里,边跑边望背后,看是否有人追,心里很惶恐。又走了一程,回头往后望,不见有人追。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前面就是歇凉界。这是一座平地起峰的高山,山顶有一座凉亭。我正开始上坡,往后一望,不好!追我的人来了,离我大约二、三里地,估计他们还没看见我。我已经看见他们是两个高个子男人,一个是老板曾华玉,一个是介绍人王海清。我已爬上半山腰,心想决不能被他们抓住。时间紧迫,不容多想,我立即往路边深山里钻,躲在密林中一块巨石后面,离大路不到一百步,我可以窥见路过的行人,路人却看不到我。他俩个根本也想不到,我就藏在他们脚下不远处。我躲过个小时,见他们往前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跟在他们后面走。不多久,跑到石下江,过了渡船,上了马路。九下多里路,还有四十多里到家,但觉得肚子很饿,双脚无力,跑不动了,冷汗直流。想买点吃的东西,却身无半文;看路旁人家吃午饭,想讨碗饭吃,又想我家虽穷,但世代都靠勤俭过活,还没有谁当叫化子讨过饭,我不能破此先例。只好忍着饥饿,硬着头皮,慢慢朝前走。行不多远,已到沙子坪,马路走完了,离家还有二十余里。走着走着,觉得两眼发花,头发晕,两腿抬不动。我意识到这并非生病,是饿的,心想当一回叫化子也顾不得了。看到路边一座小茅屋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和两个小孙子正在喝稀饭,我便慢慢走近门边,两眼盯着他们,但不好开口乞求,那位慈善的老婆婆似乎看到了我的饥饿情形,便问:“孩子,你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我从高沙来,要到荷香桥家里去。今天还没吃饭,身上又无钱。”老婆婆二话没说,立即端上一碗稀饭,这一碗稀饭比什么都好吃,我三口两口喝个干净。心里由衷地感谢老婆婆的救命之恩。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精神立时好转。这时太阳已经西斜,我就继续赶路。离家越来越近,心里盘算,我不能直奔家门,更不可天不黑进屋,曾老板很可能已经到了我家里。还有几里路,我故意慢点走,待天黑下来,我走到家右侧,探听屋里的动静,然后我走到一丘收了谷的稻草田里,拖两把草坐着,听屋里人说话。果然不出所料,只听见我家楼上人声嘈杂,大声争吵。曾老板在向我父亲要人,我父兄说没见到人。这时我家那只花狗,摇着尾巴,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来到我身边,陪着我。时间过得太慢,等到那些人睡去,屋里再无人声时,我才轻轻地走到自家屋旁边,我的姨父姨妈(又是叔婶)去上厕所时发现了我。见到亲人,他俩十分惊喜,我出禁不住眼泪滚滚。他们俩老把我带进他家,立即弄饭给我吃,“崽呀!你终于回来了,我们也落了心。”姨父说,今夜还不能在家睡,吃了饭我送你到老屋四叔家去歇,明天上午,你从老屋再回来,免得高沙曾老板怀疑我们把人藏起来,难得添麻烦。第二天上午我怀着惊恐的心情从老屋回到自己家,父兄见到我悲喜交加,小弟妹看见我回来,高兴得不得了。曾华玉见我就说:“你是同我到高沙去,还是付我的伙食账?,由你选择。”我只是苦着脸不答腔,心想,我就饿死,也不再进那个阎王殿,累死累活,还要挨打受骂,还要交伙食钱,实在是无天理。他们坚持以投师字为据,非付他七十天的伙食钱不可,通过付价还价最后讲妥每天一升米,一共七斗米钱,分毫不能少。父兄东凑西借才交清这笔冤枉钱。

我回到家里呆了三个月,家境实在困难,父亲又托人找关系,找到上次为我作介绍的王海清。王海清正需要人用,答应十月份从高沙回桃花坪时带我去。同时交代必须写好投师字带去。十月下旬他托人寄信来叫我带好行李和投师字,到桃花坪大井边其堂弟王世雄家约会。闻此消息,我既喜又悲,喜的是这回又找到了饭碗,但又怕再受打骂。1025日,我独自赶到王世雄家里,正巧王海清老板在那里。他说:“你来得及时,你没母亲,到了我家你们正好做伴。你们只要认真学手艺,不偷懒,我不得亏待你们。”听这几句话,觉得似乎还有几分温暖。

第二天清晨王老板带我与刘会吉,步行去高沙,从横江过渡船,途经葫芦冲、长铺、晒龙滩,在黄桥铺吃午饭。十月时节日短夜长,尽管我们走得不慢,还是走了一段黑路,大约八点多钟才到达帐目的地。/王老板住在复姓街玄女宫,这里也是邵阳会馆,老板娘就是曾老头的女儿,四十开外年纪,说来我家和她还沾点亲。当晚无话。次日上午老板给我俩分工,交代任务。我上安机,学织布,刘会吉学打筒打扣子,干挑水、扫地、洗碗、烧水等杂活。我十二岁不个不高,织布坐不到坐板,只好站着织,我非常细心,认真地学,不多几天就学会了。每天起五更,睡半衣食住行 ,两个来月工夫,我织的布能同师傅织的不相上下,心里还比较的高兴。因为不受打骂,每天三餐饭可以吃饱。由于长时间坐安机(其实是站着)一个动作做到头。屁股上长满了疥疮,既痛又痒,老板对此不闻不问,他只顾每天织出那么多布头。我大致结算他每天从身上要捞取一斗多米钱的利润。每月三担多,一年三十多担,三年就剥削去百多担米钱。因衣裳破旧,无衣替换也无空勤洗,身上生了许多虱子,每晚上床时先要捉一会虱子,捉不过来,就放在灯火边烧。身上很不舒服,只能苦熬,别无办法。

学到1944年秋天,听说日本鬼子过了长沙,到了湘乡。乡、保长要各户当民夫,到竹篙塘、石下江去挖马路,把公路破坏掉,阻止鬼子过来。王老板叫我去当差,我背着米,找着锄头,随同民工队伍去石下江,挖了十多天,风餐露宿。回来没几天,保长又派民夫去武冈城里送军米,老板还是派我去。我已十四岁,个子还是不高。我不敢不去,于是用担箩筐挑四斗米,从高沙送武冈州。天下起蒙蒙细雨,我赤着脚,挑了三十里路,走到湾头桥,肩膀压得痛,脚也痛,硬是走不动了。心想这是保长派的差,不是给老板干活,我想把米担丢掉不去送了,就走几步歇一肩,让大队伍前面过去,我故意拖在最后头。一看后面没人,我就放下担子,装作上厕所,往回走。回到高沙天已全黑了,老板知道我没把米送到,反正顶了一次差,也就没有责怪我。

19454月初,据说日本鬼子到了邵阳,很快就要打到高沙来,敌人的飞机日夜在空中骚扰,时而丢下几颗炸弹,晚上一放警报,就不许各户点灯,搞得人心惶惶。许多人都做了疏散逃难躲日本鬼子的准备。到了412日,许多人说鬼子快要进高沙了。王老板马上把油盐粮食和鼎锅衣物,分成三担。吃过午饭,各挑一担行李立即朝乡下跑,走出十多里,过了太平桥,回头望高沙,只见火光冲天,鬼子放火烧城了,大家都担心房子被烧,但目前只顾逃命要紧。我们在乡下躲了一个多月,听说鬼子走了,才又回归高沙。回来一看,高沙镇几乎烧成一片废墟,只有那些青砖房没烧掉,老板买来一些竹席和楠竹打了个临时棚子作住房,其实只能遮风避雨。两个月之后,6月中旬,在十字街口袁大户名为“仁安第”租到两间房子,才又慢慢地做好开业的准备,我又上安机,重抄旧业织起布来。过了不多久,听说鬼子投降了,人们无不欢天喜地,我只盼快到10月就三年满师了,那时节可以自由当师傅,再不是奴隶了。很快10到了,王老板却不让我出师,他对我说:“你的学徒期本来到了,但走兵耽搁一些时间,要加两个月,到年底吧。三年来,整个织布工艺流程我全学会了,靠这门手艺,也能湖口了。过年前几天,王老板将投师字退还给我。并说:“你三年已经期满了,明年若是愿意的话还帮我做吧。”我说:“回家过了年再看!”其实我已经早跟一位尹老板讲好,只等过完春节去上工。腊月底我冒着雪回家过年,出外三载未见亲人,今日团聚格外高兴。

1946年正月初六日,我辞别父兄和弟妹,又去高沙。首先到我师傅王老板家拜年,也是告辞,就马上去尹显高老板家上工。这位老板是本地乡下人,两口子都近四十年纪,没有儿女,只雇情一个师傅,还带了一介徒弟,姓罗,黄桥铺人,有十八岁了,我虽然是师傅但还不足十六岁。这尹老板也曾经当过学徒,待人谦和,能体贴人。原来住在复姓街时是邻居,人很熟。我在他家一直帮到19482月。

尹老板后来感到生意不好,织的布卖不出去,货积压多了不好办,只好放班,叫我另找门路。不久我就回到老家干农活。在家呆了三个月,保长说我哥哥到了当兵年龄,不去就出钱买,我们家只好把耕牛卖了交兵役款。这时邵阳城里一位开织染坊的朱老板托人寄信给我父亲,要我去给他织花布。听到这一消息,我很高兴,就赶紧动身往邵阳跑,从荷香桥出发当天赶到长阳铺,一天步行一百一十里,次日上午到达。邵阳朱老板是荷香桥人,住邵阳市高家巷张家冲,家里雇请三个师傅,带了一学徒。织一匹布工资是三角三分钱,每天扣伙食一角钱,我白天织一匹,晚上织半匹。干到11月。老板说:“现在作生意,不仅赚不到钱,还要亏本,对不起各位师傅。现在只好提前放假。”大家无可奈何,各人回老家去,我又第二次失业回到家里。

我从此失业在家,转眼就到年冬腊月,父兄仍在给地主老财帮长工。当年我已十八岁,就在家种地,锄草挖土,犁耙工夫我未干过,只好咬紧牙关学着做。春节一过,到了公元1949年,这一年是古老的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一年。秋收之后,到了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隆回,我的家乡荷香桥托杏村也来了解放军,他们走家串户访贫问苦,联系群众,了解匪情,常有一、二个同志来我家。我是出过门的人,比起村里别的青年胆大一些,便尽力协助他们剿匪。不久,县里派来了资江公学毕业的干部来到村里组织农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清匪反霸,为贫苦农民壮胆。这些事,我都高兴地积极参加。1949年冬,村里成立了农民协会,我当选为村农会委员,我们组织了民兵,我担任民兵班长。当时荷香桥为第四区,王甫生区长和区农会符国主席带着大米常来我家,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启发我诉苦挖穷根,使我逐渐认识到翻身求解放的一些道理。19503月,我参加了荷香桥的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乡农会青年委员。上级决定从各乡农会委员中抽调一批人做为翻身代表团,去帮助别的乡村的贫苦农民闹翻身求解放。我也是被抽调之列。我被派往桐木桥乡搞整顿农会减租减息,清匪反霸。6月间乡里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我当选为乡长,从此就成了脱产的国家干部。到了9月底10月上旬,县里召开扩大干部会,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那时全县共分五个行政区,各区都组织了土改工作队。我从参加第一批土改起直至搞完土改复查。第三批土改后期,区委安排我去邵阳地委党校第一期学习,学期一个月,在此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529月,我奉调担任第五区即金石桥区区委书记。19548月调一区即六都寨区任区委书记。次年5月调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1956年秋组织上送我上邵阳地区干部文化学校读书。19603月回县,补选为县委委员,任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65年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参加县革委。1977年还任过县常委副主任。1981年秋离开隆回时是县委副书记职务。来到邵阳干了十年零两个月,先在地区机械局负责,后又到湘印机厂干了一会书记,最后调到地市二轻工业局,199110月退休。

我现已年届古稀,虽已退休多年,但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时刻没有忘记党的教导和人民的事业,我要永远紧跟共产党,并且教育子孙后代不忘过去苦,矢志不逾永远跟党走。

 

 

成长在团旗下

袁仕常

 

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19552月,农业合作社运动在全国兴起。候田乡团委书记袁愈广到我家乡石河里办点,动员我二叔和我父亲共32148人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职名为“日升农业社”。由于入社的社员都不会写字记帐,袁书记便动员我从隆回三中休学回家担任会计。

刚开始,我不会计账,不会打算盘。袁书记鼓励我不要怕困难,不要被冷言冷语所吓倒,并送我到乡政府和县农村工作部农会组参加培训,同时还请县农会辅导员,对我跟班辅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会计业务,掌握了农业社会计的全部要领,成了一名称职的会计。

办社第一年,农业生活获得了丰收,日升农业社被评为乡里的模范社,我也被评为乡里的优秀青年和县里的优秀会计。这年9月,我加入了团组织,并在年底当选为乡团委委员。

1956年春天,农业合作社运动深入发展,低级农业社向高级农业社转化,“日升农业社”与临近的上升、中心两个初级社合并为“三星高级社”,规模扩大到160540人。我除了继续当会计外,乡团委还要我负责社里的团工作。我遵照乡团委的指示,深入调查研究,将1425岁的青年做了全面摸底,采取个别谈话、集中开会等方式,向他们进行团章教育。我亲自培养了三个青年,做了他们的入团介绍人。这件事在全社影响很大,适龄的48名青年,有35人写了申请,有15名青年入了团。团支部成立时,我被推选为团支部书记。我发动团员。青年成立俱乐部,组织突击队,在开展共青团业务的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本社的好人好事,春节还搞文艺演出,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1958年,高坪成立了人民公社,我被选派到黄信生产区任团总支书记兼秘书。1959年撤生产队并大队,我被派到大石大队任团总支书记兼会计。我一方面为区长和大队长当好参谋,理好财;一方面发动团员、青年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参加修建水库、公路。在实践活动中,共青团组织经常关心培养我,人民群众时刻关注着我。1956年夏天,毛主席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高坪公社团委和团县委把我作为知识青年下农村的典型,向各级组织宣传,并要我到学校中去现身说法。我先后在隆回三中和其他中学做报告12场次,既影响教育了别人,也激励鼓舞了自己。19578月,《隆回报》对我进行采访,发表了《社员们喜爱的小伙子》的文章。从1955年到1959年我曾20次受乡、县的表彰奖励;1958年和1959年两次被评为湖南省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出席了湖南省第二次和第三次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1959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习中锤炼成才

 

195911月,我在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三次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时,团县委推荐我去中央团校学习。

12月底我带了简陋的行李,赶到团省委报到,其他市县推荐参加学习的8位同志也到了那里,团省委书记张德隆为我们送行。

中央团校座落在海淀区,教学大楼雄伟壮观,校园环境优美。1960年元旦,团中央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胡耀帮同志来学习班做开学动员报告,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从基层来的,党中央、毛主席对青年一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团中央也希望你们好好学习,练好本领,接好革命班。”大家听得很入神,会场鸦雀无声,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整个学习期间耀帮同志三次到学习班指导,看望大家。

学校党、团委根据我们从基层来的特点采取教学与参观相结合,学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相结合,每周安排五天听课讨论,星期六集体参观,星期天自由支配。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学习了哲学、辩证法,通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团工作的重要指示,参观游览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故宫、颐和园、八大岭、十三陵等十大建筑,切身感受了首都风光和解放近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1960326日,是我最幸福,最难忘的日子,党中央领导接见了中央团校的全体学员。那天早餐时,学校领导通知:“上午10点党中央领导要接见全体学员”,大家心情十分激动。我们一个个都换上了整洁的服装,9点钟乘车去中南海怀仁堂排队等候。10点整,党中央领导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董必武、林伯渠、陆定一、谭政等10位首长神采奕奕,健步来到了我们身边,周总理走在前面,满面笑容地向我们招手,邓小平同志向总理说:“他们是中央团校,是从基层来的。”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异口同声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中央首长和我们俣影留念。这张照片我至今还保存完好。

 

在风雨中磨炼成熟

 

19607月,我学习结束回到隆回,团县委领导和同志们热情迎接我,并将我安排在团县委任组织干事兼管办公室工作。

1961年冬是全国克服三年暂时困难的关健时期。县里抓农业的副县长范再球带领一批干部到七江公社建华片搞点,团委安排我去参加,我被安排在会山大队驻点。我一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一面指导群众下放公共食堂,划分小量的自留地,发展家庭经济。同时,我还发动团员青年利用山边、土边、路边、圳边、田边、屋边等空坪隙地,多种一棵菜,多产一斤粮,得到了县委工作队的肯定,并在全县推广。

1964年春,县委组织工作队进驻北山公社开展社教(四清)运动,团县委安排我去参加社教工作队。我根据社教工作队的指导思想和团县委领导的要求开展工作。除按质如期完成社教中的整团工作外,这期间培养了模范团支部书记马培兰(女),总结了安心农村、献身农业的大学生海效模的优秀事迹,在全县广为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648月,社教运动深入发展,邵阳地委组建社教总团,各县组建分团进驻邵阳县,隆回分驻梽木山区,我分配在分团抓建团工作,梽木山区社教中的团建和青年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了总团和分团的高度评价。

19656月,团县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我做了关于学校团队工作的发言。会后团县委书记魏兼善上调《湖南日报》社,副书记刘光明去司门前修建群英水库,组织安排我主持团县委的工作。我深感担子重,任务压头,但想到这是组织的信任,因此,更加发奋工作。同时,对城镇上山下乡的青年进行了全面了解,发现典型,表彰先进,推荐入党,提拔担任基层干部。我们组织了邓桂连、喻明浦等5名表现突出 的青年组成演讲团,在全县范围内做演讲报告15场次,听众达12000余人。这一活动,在全国各地一样,同样遭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也属当权派,受冲击进“五七”,下放劳动,下基层任职。以后我又在农村滚了35年。但团组织这所“学校”对我的影响和团领导对我的关怀之情,我永世难忘。

 

袁仕常,1941827日出生,高坪镇三星村人。19553月至195512月先后担任大队秘书、会计、团总支书记。1960年元月至6月在中央团校学习;7月至19693月先后在团县委任组织干事、副书记。19694月以后在乡镇任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等职。

 

 

农会主席彭厚生全家被害破案记

范再球

 

1952521日晚上10时许,隆回县一区(六都寨)斗照楼乡横田村农会主席彭厚生全家五口人被杀害。

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十分重视,连夜召开有关领导及县公安局长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派人到案发地点迅速破案。22日清晨,公安局长张野林把我和胡昌洪、郑光宗等五人召到局长会议室开会。他说:“一区斗照楼出了一起特大杀人案。由范再球同志负责,今天上午九时出发,要求下午六点钟前一定要赶到案发现场。”

桃花坪距斗照楼有九十多华里路,那时,既未通汽车,天气又不好,我们五人只穿着草鞋步行上路。一路上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顾不得道路崎岖,时走时跑,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就赶到了案发地。

一进村,就有一青年人跪跪拜拜地对我们说:“土匪杀死彭叔叔一家人,你们在为叔叔报仇啊!”我们再往前走,过了两丘田,看见彭厚生被杀死在田里,凶手是用锄头、斧子和屠刀杀害他的。再向前走,发现彭的儿子被凶手用锄头打死在另一块田中。走到彭的屋门口,发现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被杀死在杀死在门槛底下。进了屋,只见彭怀孕的妻子被杀死在灶台边旁边,灶上的煮潲锅打烂一大边,满屋木墙上都溅满了鲜血。从尸体上看出,凶手首先是用锄头打,没打倒人,便把锅打烂了,再用屠刀将她的头部砍下半边,为了杀死她肚子里已有七个多月的胎儿,凶手又凶残地在她的下腹部捅了一刀,以致胎儿都露出来了,真是惨不忍睹!

察看现场后,我们兵分两路。我马上去乡政府将现场检查的情况电话汇报公安局张局长。胡昌洪、郑光宗等同志则立即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看守现场并展开调查。

第二天清早,我们沿着彭厚生屋前小溪仔细查看,发现小溪两旁草丛中有一桶米、一匹白布、一罐油。根据此现场的情况分析,这案不像那青年人所说的是土匪杀害彭一家,而是凶手伪造的现场,是仇杀。这时,我们对全村人逐户逐个地摸底调查,了解谁对彭厚生有仇。在调查中群众纷纷反映,我们进村进向我们跪着的青年叫王祥生,他的父亲是个伪保长,在减租反霸时,村农会主席彭厚生组织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批斗了他,他因民愤极大,回家后畏罪自杀了。此外我们又了解到案发那晚,鸟树下街上唱花鼓戏,伪副乡长庞金理等人没有去看戏,也没有在家。我们立即把庞金理等一伙抓到乡政府看守起来。乡政府派了两位同志,并带了一条猎狗去横田村配合工作。据群众举报,王祥生母亲平时身体挺好,案发后她突然病倒在床上。我们马上组织几个妇女把王的母亲从床上拖出来。搜她的床时,发现杀人凶器——锄头、斧子和屠刀都藏在她床上铺草下面。凶器找到后,又发现王祥生屋旁有一堆新牛粪。据王家邻居说:“这个牛粪堆是刚从牛栏里挖出来的。”这时,乡政府带来的两只狗,老是用鼻子边嗅边叫,围着牛粪堆转来转去。我们立即组织民兵用耙头挖牛粪堆,终于在牛粪堆地底下两米深处挖出了血衣。人证物证俱在。我们火速把王祥生母子带到两个地方,分开审问。在铁的事实面前,王祥生全部交待了杀害彭厚生全家人的前后经过。并且说:“民兵队长王××也参加了。”他还说,有一天星期六,他从六都寨中学读书回家,母亲问他:“你读出书来干什么?”他答道:“参加工作。”母亲骂他:“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从此,了就怀恨在心,并与伪副乡长庞金理等人多次开会商量,一定要把彭厚生一家人杀掉。首先庞要他母亲平时时对彭实行小恩小惠,巴结彭厚生。接着,由王祥生把彭引出来给他母亲看病。庞等人埋伏在小路旁,趁彭路过就下了手。

王祥生交待后,我们迅速分头审问庞金理等五人。他们都一口咬定民兵队长王××也参加了杀彭厚生一家人,不信,王队长衣服上面还有血斑。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深入侦破,我当即用电话向张野林局长请示汇报。他指示:“明天要郑光宗等同志带民兵(全副武装)将庞金理等六名罪犯押往县公安局,民兵队长王××也一同带去。你和胡昌洪两人留下继续深入调查,弄清民兵队长王××的问题。”于是乡政府派人员协同我俩深入发动群众。在调查中群众异口同声地说:“王队长与彭主席的关系很好。”那时王队长在鸟树下水田里叉泥鳅和黄鳝。下十一多钟他在家破黄鳝时与妻子吵架。他隔壁的一位老妇女还去他家劝过架,看见他身上有血。但是我们不能肯定是什么血。县公安局派人将王的血衣送到邵阳市普爱医院化验,证实王衣服上的血不是人血。这样,我们再进一步审讯王祥生,他终于交待了事实的真相。他说:民兵队长很可恶!杀人后,庞金理派我到王队长家去看,我见他在破黄鳝,衣服上有血,据此我们就合谋陷害他参与杀彭。后来我们又开会统一口径。庞金理说:共产党不是包公,只要我们不讲,谁也无法晓得,要死我们与王同死出值得。万万没想到共产党有这么历害!

县公安局迅速将庞金理等六名杀人犯的材料整理后上报上级党委,不久,上级批复:“判处庞金理等六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县公安局和法院将庞金理等六名杀人犯押到一区操坪里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这伙穷凶恶极的坏家伙。会上,民兵队长王××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共产党真是包青天,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并举手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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